我国现代教师概念的形成历程

一、我国现代教师概念的形成历程

（一）我国教师概念现代化的端倪

中国自1840年开始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社会，在经受列强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同时，也遭受到西方文化强烈而深刻的冲击和挑战。在此之下，洋务派推行“中体西用”；维新派主张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资产阶级的改良；革命派则主张“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中国教育正是在这种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走向近代化的。相比之下，维新派较早地认识到并力主建立国民教育制度，培养新型教师和造就新型国民。梁启超（1873～1929）提出:“一切教习，多用西人”有五种不宜，尤其是奴化中国青年学生。他叹道:“夫以四万万之大众，方领成帷，逢掖如鲫，而才任教习者，乃至乏人。天下事之可伤可耻，孰过此矣！”同时，为了摈弃传统教育所造就的奴性人格，培养具有爱国心、公共心、独立心和自制心的“新民”，维新派极力倡导变科举兴学校，兴办师范教育，培养新型教师。1896年梁启超在《论师范》中指出:“善矣哉！日人之兴学也。明治八年国中普设大学校，而三年之前，为师范学校以先之。”“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要义。”^[75]

1904年，随着我国现代学制的建立，师范教育应运而生，教师由传统的实践养成发展成为师范院校的制度化培养。师范院校不再以儒家经典中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方法为培养教师的主要基础，而是引进西方的教育学、心理学、教授法并作为教师训练的重要课程。师范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教育科学的引进与课程化，打破了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教师观，开始我国教师概念现代化的最初历程。这一时期（1900～1919）编写的师范院校教育学教科书中，以赫尔巴特的教育学为基础，建立“教育者论”，论述教育者之天职、教育者之资格。^[76]此后，各种版本的教育学一般都在特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之下，以专章来论述相应的教师任务、教师资格、教师修养等。

（二）我国教师概念现代化的进展

1919年五四运动，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声中，新文化运动发起了对封建教育制度和思想的深刻批判，传统的教师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撼。此后，中国的教育及教育科学主要受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师范院校教育学教科书大部分取材于杜威、桑代克的教育思想和学说，对中国传统的教师概念及此前引进的赫尔巴特教育学的教师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改造。有学者对传统的将受教育者视为被动的客体和圣贤式的教师形象提出批评和革新，认为:“教育活动中有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此二名词常使人发生误会，而以教育者为发号施令居于主动地位者，以被教育者为奉承意旨居于被动地位者。实则教育之事必须被教育者自造而自得之……教育之所患，不在被教育者之不动，而在其缺乏必要的动作耳。良教育者之能事，即在激发其必要的并消除其不必要的动作也。”^[77]“只有建设‘平民的道德’，将种种庸人庸行加以研究，而厘定一个人不可不做的标准，使学生、教师一齐努力于其下。这样，‘以身作则’的功效自然实现，而以‘超人’责望教师之谬见，亦可扫除。”^[78]

与此同时，一批卓越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家如陶行知、鲁迅、杨贤江、徐特立、陈鹤琴等人，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对中国传统的和从西方引进的教师概念进行自觉而深刻的批判、继承和革新，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教师概念的现代化。陶行知（1891～1946）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进行彻底的改造，在中国教育传统和现实基础上形成了生活教育理论以及普及教育、民主教育、儿童教育、师范教育思想。他对教师及教师培养提出了一系列十分有特色和有创见的思想，并努力躬行实践。一方面，他合理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教师概念，把教师与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提出:“师范教育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教师应当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教育者所得到的机会，纯系服务的机会、贡献的机会。”“教育的服务精神，系教育的命脉。金钱主义，最足以破坏教师的尊贵。”他还将以身作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教师传统美德作为终身奉行的信条。他要求教师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劝勉，养浩然正气。另一方面，他对传统的教师及师范教育提出了尖锐批评，指出教育家应当具有创造精神和开辟精神，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境。他紧密联系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教育的实际，提出教师应当有“健康的体魄，农人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味，改造社会的精神”。他提出教师应有“爱满天下”的情怀，“把整个心献给儿童”，永葆童心，与孩子共学、共事、共修养，相信孩子，为儿童服务。他认为，教师有“两位最伟大的教师”，一是老百姓，二是儿童。他认为，教师最大的成功和快乐，是造就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他从生活教育理论出发，改传统的“教授法”为“教学法”，提出教师的作用不在于“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教师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陶行知不仅在理论上对促进中国教师概念的现代化做出巨大贡献，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躬行实践。他的一生为广大教师树立了光辉榜样。(https://www.xing528.com)

杨贤江（1895～1931）是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教师运动的倡导者。他认为教师也是工人劳动者，属于被支配阶级。教师与工人同属于劳动人民的范畴，都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教师的职业地位和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应当肩负双重使命:一方面，教师应有专门的学识并懂得教学的方法，努力培养人才；另一方面，教师应具有“洞识社会弊害的识见和实现改造的热情”，具有与时俱进的精神，在社会变革中负有重大的政治使命，走向民众，参加和领导民众运动，在社会斗争中首先觉悟，起带头作用。为此，教师应当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造，不为利势所趋，不为章部所拘，不断革除自身的旧习惯、旧风气、旧思想，向着更善更美更适宜更光明的道路上走。杨贤江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对教师劳动性质、阶级范畴和任务使命的科学论述，形成了我国教育史上无产阶级教师概念的开篇。

徐特立（1877～1968）是一位对民族和人民抱以无限忠诚的人民教育家。他对传统教师概念的批判和改造，对社会主义教师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认为:“教师工作不仅是一个光荣重要的岗位，而且是一种崇高而愉快的事业。它对国家人才的培养，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后一代的成长，起着重大的作用。”^[79]他结合新社会、新时期的实际，提出教师可分为两种人格，一种是“经师”，一种是“人师”。他主张:“采取人师和经师二者的合一，每个教科学知识的人，既是一个模范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80]这才称得上人民教师，否则便是旧时的“经师”、教书匠。他对惩戒、体罚等传统教育的残余进行了批判，认为:“严厉是封建的，如体罚等，那是使教师变成统治者，而学生则变成了被统治者。”他十分提倡师生的教学民主，“教师和学生，一切都是相互平等的关系，用中国的老话来说，叫做‘教学半’或‘教学相长’”。^[81]这些思想和观点对新中国教师概念的形成发展，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新中国教师概念现代化的曲折与复进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教育为工农大众服务方针的确立，教师作为人民教育事业的从事者，被称为“人民教师”，获得同劳动人民同等的社会地位。广大教师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及自我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去。至1956年，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过，在当时全盘“苏化”的政治背景下，教育同样受到苏联教育思想和尤其凯洛夫教育理论的深刻影响，西方现代教育思想和理论被作为资产阶级的而一律拒斥。在教师概念上，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随着中苏关系开始紧张，1958年凯洛夫《教育学》受到批判，书本、课堂、教师“三中心”的教育思想和模式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知识分子被划入资产阶级范围而受到批判、接受改造。“文革”当中，在“两个估计”的极左路线下，教师在政治上被当做“臭老九”而大加迫害，在师生关系上教师被当做“师道尊严”而大受批判。这场浩劫既使我国尊师重教和教书育人的优良传统毁坏殆尽，也使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教师概念现代化的成果遭到破坏。

新时期以来，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开展，压在包括教师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头上两座大山——“两个估计”被彻底推翻。邓小平同志指出:“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就是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82]他还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83]“好的教师就是人才。要珍惜劳动，珍惜人才，人才难得呀。”^[84]他认为，不仅要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而且要提高教师的经济地位，改善教师的物质生活待遇，建立健全教师晋级增薪的制度。同时，他对广大教师提出殷切的期望和要求。他提出教师要做“经师，更要做“人师”，教师要努力提高政治思想素质，优化业务知识，改进作风，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人才。

因此，在党和国家的正确方针路线指引下，我国新时期教师概念不断更新和确立。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学术地位和法律地位得到了充分确立并不断提升，教师队伍建设沿着健康的道路取得了长足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