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咬文嚼字前辈容若先生的论辩

关于香港咬文嚼字前辈容若先生的论辩

三　脚　猫

李　登

林行止先生二月十六日那篇《信报》专栏文章，题为《容若著作，文工必读》，说容若研究中文的那些著作，校对、记者、编辑和中文教师，宜人手一册云云。对容若他推崇得简直是惊为天人，相逢恨晚。

林先生引述了容若著作一些内容：如“模糊”正，“糢糊”误；又“餬口”对，“糊口”错，都大有问题，问题都出在著者身上。苏轼诗有这两句：“糢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又《红楼梦》一百一十六回：“我此时心里糢糊，且不管他。”《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都说，“糢糊”意为不清楚。

至于“餬口”和“糊口”，亦同义。《魏书·崔浩传》：“今既糊口无以至来秋”；《阅草微堂笔记·如是我闻三》：“平生以馆谷糊口”；又郭沫若《后悔》：“两个月的苦工换得八十块钱来，可以糊口养家”，都足以为证。随便就说正误，实在误尽苍生。中国文字复杂艰深，如桃花潭水三千尺，光摸到三尺就以为摸到了深浅，岂非有点不知自量？

清代才子汪中曾讥笑扬州的读书人：“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某君请他下一评语，汪中说他不在不通之列：“再读三十年书，也许可以希望不通。”香港多的正是饾饤小儒、曲学阿世之士，读了三十年书而依然不通的三脚猫。

（原载2004年2月19日香港《苹果日报》）

水浅王八多

李　登

香港的文化圈是憋死猫的小圈子，可说是水浅王八多。南郭先生固然满街是，著书立说，自以为是中国语文权威的半瓶醋更多。

这号人不光以许慎和段玉裁自居，几乎要跟仓颉平起平坐。却可怜始终是两只浅水里的甲鱼，坊间的业余专家而已。

读书那段日子，常听到老师说辞海辞源数典忘祖，听得耳朵长出茧子来，老师说了共七百五十九遍，还差一遍凑足七百六十遍，就两腿一伸听蛐蛐儿叫去了。而今谁再说辞海辞源数典忘祖，便属滥调陈腔。谁以为是甚么振聋发聩的大发现，就太大惊小怪。

还记得在本栏用过“糊口”一词，给改成“餬口”，我不吱声，反正是相通的。餬的本义是寄食，糊解作粥，生活清苦，以粥为食，就是糊口。餬糊本义不同，而餬口跟糊口今天同义，何必还拘泥于甚么正误有别？这跟“身分”与“身份”之争，岂不是同一调儿，无聊透顶？

倒奇在大学问家如林行止先生，竟会把一些半吊子捧为咬文嚼字的一代宗师，难道不知道他们不过是嚼舌根的草包？中共把中文改成简体，强奸了中文，为祸已够深远，再来一帮好为人师的浅水王八，实在是添乱。五十年后的中文会沦落成啥样子？不难想像。

（原载2004年2月20日香港《苹果日报》）

根底浅薄的学术素养　斯文扫地的丑陋表演

——评李登对容若先生的恶骂(www.xing528.com)

金文明

学术批评怎么变成了谩骂和人身攻击？

最近，有位李登先生连续在《苹果日报》上发表文章，对香港的咬文嚼字专家容若先生和赞扬推崇他的林行止先生，来了一阵倾盆大雨似的恶骂。其态度之激烈，措辞之尖刻，实在让人大开了眼界。

我不了解这场风波的背后有些什么深层的原因，但就文章本身而言，李登的开骂，无非是因为容若先生写了几本研究中文的著作，从正本清源、辨误纠偏的角度，对书刊报纸上的文字差错和同义异形词的任意使用，作了一些探索和考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可能观点与李登相左，引起了他的不满和反感。这种学术上的分歧，本来所在都有，司空见惯。你认为别人说得不对，完全可以拿出根据来进行正常的讨论和批评，让大家接受你的高见就行了，为什么非要搜尽内囊，捡起“三脚猫”、“半瓶醋”、“半吊子”、“饾饤小儒”、“南郭先生”、“嚼舌根的草包”等一连串损人的帽子乱扣在对方的头上，甚至还用“浅水王八”这样刻毒的语言来侮辱他的人格呢？中国历来有敬老的传统。面对容若先生这位年届耄耋、在香港的语文研究园地里辛勤耕耘了四十个春秋、有益于社会和民众的长者，你不去尊敬他也就罢了，竟然还要变本加厉地对他泼尽污水、肆意谩骂。这种丧失了理性的行为，显然有悖于中国人做人的起码道德。除了使自己在读者面前出乖露丑、斯文扫地以外，还会有什么其他结果呢？

统观李登这两篇锋芒毕露的文章，充满着咄咄逼人的霸气和痞气。他好像是个职业骂手，天马行空般地独来独往，对谁不满就骂谁，对什么看不顺眼就骂什么，只图一己一时的发泄痛快，根本不考虑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后果。他自己是个香港文化人，却骂“香港的文化圈是憋死猫的小圈子，可说是水浅王八多”。这样自外于群体而又居高临下、不可一世地把群体踩在脚下的角色，似乎还不多见。猫的抗病能力要高人一筹，“憋死猫”的环境怎么没把他给憋死？我对此不甚了了，想来香港文化界人士大概不会认同他的胡说八道，总该有人出来跟他论论理吧！

容若先生对社会用语规范化作出了贡献

关于大陆的汉字简化工作，由于过去“左”的、急于求成思潮的影响，曾经走过一段弯路。《简化字总表》（即“一简”）中的某些规定确有不够妥当之处；仓猝制订和试行的“二简”，其中大量简体出于臆造，不合多数人的书写习惯，违反约定俗成的原则，导致使用上的混乱，引起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批评。“文革”以后，政府废除了“二简”，并由专门机构负责收集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反复斟酌，集思广益，对《总表》作了认真的修改，并于1985年重新颁布。对于这项工作，容若先生一直十分关注，发表了不少文章进行探讨和评论。作为一位资深的语言学者，他往往直抒己见，无所隐讳，甚至不乏相当尖锐的批评，但他的态度是中肯的，意见是建设性的，出发点是为了让汉字的简化做得更加准确妥善，以利于民众的学习和使用。例如他指出，“瞭望”不宜简作“了望”，“覆盖”不能简作“复盖”，“叠”“迭”理应区分等。这些正确合理的建议，已为新发布的《总表》所采纳，对汉字简化的进一步完善作出了贡献。但李登的态度则截然相反，他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却对政府长期施行的“文改”政策和大陆学者、民众久已习用称便的简化汉字来了个全盘否定，甚至还用中共“强奸了中文”这样充满敌意的恶骂来发泄不满。真是丧心病狂，令人不齿！

香港地区历来以通行的繁体字为正体，一般不用简化字。由于一字多义和大量未加整理的异体字、异形词语的杂然并存，造成了人们学习和识别的困难，因而书刊报纸等媒体上出现差错也就在所难免。记得张五常教授去年曾经说过：今天香港每份报章的错处，“每日起码一百二十六处”（《从金余之争看中西学术文化之争》，见10月30日《壹周刊》）。这种估计显然有点过头，但错误的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据我粗浅的了解，比较常见的大致有两类，其一是错字和别字，其二是同义异形词语的随意使用。第一类问题，如容若先生指出的“肄业”错成“肆业”，“花费”错成“化费”，“优游自在”错成“优遊自在”，“各界人士”错成“各界人仕”等。这种明显的错别字，有些属于文化水平不高而误写，有些则由排校疏漏所造成，一般不会引起分歧，发现后可以随即纠正。但第二类问题则比较复杂，语言功底深厚与学养浅薄的，主张改革与因循守旧的，都会对此持不同的观点，甚至引发激烈的争辩。李登在“模糊”和“糢糊”、“餬口”和“糊口”这两组异形词的使用上对容若先生所作的攻讦，就是典型的例子。

所谓异形词，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相同而书写形式不同的词儿。由于古汉语中异体字、俗体字、通假字、古今字以及某些人随意误读误写现象的大量存在，造成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同义异形词。例如“斑驳”和“班驳”，“狼狈”“狼跋”和“狼贝”，“■缊”“烟煴”“氤氲”和“茵蒀”等。特别像“委蛇”一词，竟然出现了“逶迤”“委佗”“逶夷”“威夷”“逶蛇”“逶移”“隇■”“委移”等十几种多重义项分合交错的现象，给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学生的学习和使用造成了严重的障碍。不少语言学界的有识之士，都主张对这类出现在当代媒体上的同义异形词进行必要的别择和规范，大致按照其构词的理据性和约定俗成等原则，经过辨析和考证，取其一形作为正形，加以引导推广。这对语言的健康发展和民众的便利使用，都是一件大有裨益的好事。但这项工作做起来并不容易，没有广博的知识和扎实的语文功底，往往无法追本溯源，明其流变，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使大家乐于接受。容若先生是香港提倡社会用语规范化的带头人，是通过“咬文嚼字”纠谬正误而有益于民众的前辈和杰出代表。他的文章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不尚浮华、实事求是，得出的结论大多准确无误，可以视为定论。读他的几本著作，会时时感受到他在与相知的朋友倾心交谈，切磋琢磨，平心静气地抒发己见，乐此而不疲，从来不摆出盛气凌人的权威架势，偶有针砭，也止于善意的讽喻而已。这种温良谦厚的长者风度和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让人深受感动。正因为如此，所以林行止先生才专门写了《容若著作·文工必读》，对其人其文作了热情的赞扬和推荐。李登跳出来向他发难，如果没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那么，两者对待语言规范问题上存在对立，就是一个直接的动因。下面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关于两组异形词规范问题的讨论

林行止先生的文章中，举了不少容若先生纠正错别字的例子，李登全部避而不谈，只选了“模糊”和“糢糊”、“餬口”和“糊口”两例来反驳。说明两者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异形词的处理上。从他们的全部观点来看，容若先生是一位既尊重传统又立足现实、主张有利民众学习和使用的改革派；而李登则是个一成不变、唯我独是，主张存在就是合理的因循守旧派。这是两者根本的区别。究竟谁是谁非，就要通过具体的事实和论辩来分清了。

先说“模糊”和“糢糊”。“模”字见于《说文》，出现的时代很早，古音读mú，“糊”读hú。“模”和“糊”组成叠韵联绵词“模糊”，是由整体得义，释为“不明貌”，与组合的各个单字本义无关，所以古时又可写作“模胡”，唯使用者甚少，不足与“模糊”抗衡。“糢糊”则是后起的写法。因受类化的影响，“模”字的“木”旁被改写为“米”，成了“糢”。严格说起来，这应该算是个错字。因而直到清朝初年的《康熙字典》中还不见其踪影，也从来不单独使用，说明它没有得到学者的承认。“糢糊”在后来的坊刻本中出现，使用的频率也远不如“模糊”。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在古书上找到这同一个词的三种书写形式，即“模糊”、“模胡”和“糢糊”。按照李登的观点，这三个异形词，都可以任意使用，谁也无权干涉。这样做，你个人是自由了，但对广大媒体受众来说，是一种负责的态度吗？

再说“餬口”和“糊口”。“餬”字见于《说文》：“餬，寄食也。”“餬口”语本《左传》，其《隐公十一年》载郑庄公云：“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又《昭公七年》引宋正考父《鼎铭》：“■于是，鬻于是，以餬余口。”其合成形式则始见于《庄子·人间世》：“挫鍼治■，足以餬口。”“糊”字不见于《说文》及所有先秦典籍，而“糊口”则更晚至南北朝时才出现。足见“糊口”是“餬口”的后起异形词，但“糊”字本义为黏，“糊”与“口”本来难以组合，只是由于“餬”“糊”二字读音相同，才将“餬口”误写成“糊口”的。尽管后世两者并存，但“餬口”的使用频率远高于“糊口”。如果要选取其中之一作为正形，当然非“餬口”莫属。有个发人深思的现象值得一提：1955年大陆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规定，“餬”作为“糊”的异体字被废除，因而“糊口”一词便通行于当代的媒体，“餬口”则难见其踪影。但奇怪的是，历来以规范著称的《现代汉语词典》，却始终只收“餬口”而不收“糊口”，可见它的编撰者们认为，无论从理据性或通行性考虑，此词只能写作“餬口”。这同容若先生的主张不谋而合，说明以“餬口”为正形，是完全正确的。李登竭力反对异形词的规范，说什么“餬口跟糊口今天同义，何必还拘泥于甚么正误有别”，甚至斥责容若先生“无聊透顶”。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实在太缺乏文化人的素质和教养了！

借汪中之口贬损别人只能自取其辱

李登学养的浅薄和对语言理论的无知，反映在各个方面。他俨然以“通者”自居，借清代学者汪中之口，贬损容若和林行止先生是“读了三十年书而依然不通的三脚猫”。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夜郎”小儿，其实治学粗疏，腹中空空，对什么都似通非通，不懂装懂。他用来证明“糢糊”、“糊口”的书例，全部转抄自《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没有一条自己别引的新资料。照抄时，不但将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错成了《阅草微堂笔记》，还把李白《赠汪伦》诗中的名句“桃花潭水深千尺”篡改为“桃花潭水三千尺”。这样蹩脚的文抄公，实在有点贻笑大方。他搬用汪中“通”与“不通”的言词来嘲笑别人，其实自己根本不了解汪中。以学识和文才而论，汪中确有过人之处，但他最大的毛病是恃才傲物，目空一切。他评骘扬州府的学者说：“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所谓“通者三人”中，就包括他自己在内，而“不通者三人”，指的是程晋芳、任大椿和顾九苞。我过去曾涉猎清代的经学，读过他们的传记和大部分著作，知道程、任二人考中过进士，参加过《四库全书》的纂修，都是博贯群经、著述等身的饱学之士。对他们刻意贬抑，完全是文人相轻的陋习在作怪，实在不足为训。更有甚者，汪中还把唐、宋八大家中的领袖人物，人称“一代文宗”的韩愈和欧阳修，视若泥土草芥（“土苴韩欧”，见江藩《汪中记》）。在汪中眼里，韩、欧显然也在“不通者”之列。李登的学问和才华能跟韩、欧相比吗？我看他没有这个资格。如果汪中活到今天，让他来评骘李登，恐怕也只能是那句话：“再读三十年书，也许可以希望不通。”因此，搬弄典故来炫耀自己、嘲骂别人，必须吃透典故的涵义，了解其所指的对象和特定的语境，掂掂对方的分量，看看是不是合适。否则，稀里糊涂地拿来乱用，其结果，被嘲骂的人只能是嘲骂者自己。

（原载2004年3月12日香港《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