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终于”
谢质彬先生在2001年第3期《语文建设》上发表了《说“终于”》一文，文章引用《今晚报》的六段文字为例，指出除最后一段外，其余五例中的“终于”都不符合“正确用法”，因而是“不对”的。我把五个例句反复读了几遍，越读心里越糊涂：这些“终于”用得并无不妥，谢先生为什么定要说它们用错了呢？谢文的主要论据是《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
【终于】①副词，表示经过种种变化或等待之后出现的情况：试验～成功了｜她多次想说，但～没说出口。
《现汉》的释义和例证，应当说是比较确切的。其释义大致包含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经过种种变化之后出现的情况；
第二层意思是经过等待之后出现的情况。
不言而喻，“经过种种变化之后出现的”，可能会有好的或坏的两种情况，其结果不是唯一的。
“经过等待之后出现的”，如就客观的结果而言，也可能会有好的或坏的两种情况，即有的符合“等待”者的预期，有的则出乎“等待”者的意料；但就人们的主观愿望而言，总是期盼自己等来的是唯一的，非常好的，甚至是十全十美的结局。
《现汉》的例证，是针对客观结果来举的，前一例是预期的好的结果，后一例则是跟原意相反的结果。
谢先生是怎样根据《现汉》的释义来展开论证的呢？他首先拿起刀来，一刀砍掉了第一层意思；对于第二层意思，他也撇开客观的角度，只选主观的愿望，抓住“等待”二字，大做起定向论述的文章来。他说：
事物的结局有好有坏，“终于”一般只表示好的结局的出现，而不表示坏的结局的出现。……所谓“等待”，就是“期待”。人们所期待的，当然只能是一种好的情况，好的结局，而不可能是一种坏的情况，坏的结局。
一会儿说“只表示……而不表示”，一会儿又说“只能是……而不可能是”。话讲得斩钉截铁，除此无他。但是谢先生却偏偏又在“只表示”的前面，冠上了“一般”二字。所谓“一般”，指的是“通常情况”；既有“通常”，就必然有“特殊”，也就不可能是“唯一”的。这跟表示唯一的“只”显然自相矛盾。“一般只表示”的说法，正反映了谢先生迟疑犹豫、把握不定的心态。他明明知道，世界上“不如意事常千万”，等待之后，完全有可能出现“坏的结局”，为了堵漏，才无可奈何地加上“一般”二字。殊不知这一加，反倒把漏洞突现了出来：原来他所说的“只表示”、“只能是”，是要把例外的特殊情况排除的，然而这种“排斥异己”的“唯一”，还能有什么说服力呢！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对于《现汉》的两个例证，谢先生一拉一打，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因为后者不属于“好的情况，好的结局”，而是“一种消极的……违心的做法”。他对所引的《今晚报》六个例句，也采取了同样的原则，肯定最后一例而否定前面五例。他就没有仔细想一想，为什么自己认为正确的用法，竟然有那么多的作者（不是一般的读者）不予理会，而且一再“重蹈覆辙”？难道真是众人皆醉，唯君独醒，正确的桂冠应当戴在您这位光荣的孤立者头上！
也许《今晚报》这五位作者都是无名之辈，虽然会写文章，但不一定精通现代汉语。他们的实践，难以同谢先生的理论相抗衡。那么，让我们再来看看，当代语言学界的前辈吕叔湘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以下简称《八百词》）是怎么说的：
终于zhōnɡyú
［副］表示经过较长过程最后出现某种结果。较多用于希望达到的结果。(www.xing528.com)
a）终于+动。（例）……尽管多方医治，～还是把受伤的腿锯了
b）终于+形。（例）……赶了八、九十里路，小刘～疲倦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14页）
《八百词》的释义，先是说“最后出现某种结果”，没有说这“结果”是好是坏；后面加了“较多用于希望达到的结果”。“较多”说明一般（或通常）的情况，则另外必然还有“较少”的特殊的情况。这种说法是辩证的，也是符合语言运用的实际的。它对谢文偏颇的立论和极端的观点，可以说是一种批评和否定。再从举例来看，《八百词》在a、b两组中，a组举了三个、b组举了两个“希望达到的结果”的例句；最后都各举一个相反情况的例句（见上引）。这样，正反两个方面的用法都兼顾到了。但是，如果按谢先生的观点，这最后两例恐怕也要被他否定了。
也许谢先生还会说，《八百词》用的是自造例，没有典型性，不能算数。那就让我再来举几条鲁迅先生的书例为证吧。
他（闰土）站住了，脸上现出了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呐喊·故乡》）
但我也终于敷衍不到暑假，五月底，便离开了山阳。（《彷徨·孤独者》）
凡有进去烧香的人们，必须摩一摩他的脊梁，据说可以摆脱了晦气；我小时也曾摩过这脊梁来，然而晦气似乎终于没有脱……（《朝花夕拾·无常》）
我记得宋朝是不许南人做宰相的，那是他们的“祖制”，只可惜终于不能坚持。（《华盖集·我的“籍”和“系”》）
为什么人类成了人，猴子终于是猴子呢？（《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以上五例，有哪一例的“终于”得出了人们所“期待”的“好的情况、好的结果”呢？没有，一个也没有。那么，我们难道能说鲁迅先生用得“欠妥”、用得“不对”吗？
谢文在最后提到：“情况或结局的好坏，有个立场和角度问题。”这句话，使我想起了过去关于“语言有没有阶级性”的争论。正好这里还有一个例子：
林家铺子终于倒闭了。（茅盾《林家铺子》七）
站在林老板的“立场和角度”考虑，这显然是他不愿看到的“坏的结局”；但站在“文化大革命”中时刻都想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人的“立场和角度”考虑，这大概应当说是一种“好的结局”。那么，站在今天主张改革开放者的“立场和角度”考虑，这种结局究竟是好是坏呢？我不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感到很难回答。如果让谢先生来评判，茅盾先生的这个句子，究竟算对还是不对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