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璧微瑕说《管锥》——读《管锥编》
一、脱字漏句意难通
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是《管锥编》的一大特色。钱钟书先生的博学，在这一方面，可以说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征引的文献资料太多，如果作者成文以后不再仔细复核一过，审读者和编辑也掉以轻心的话，那么文字词句的脱漏倒错，就往往难以避免了。
不久以前，我拜读了《管锥编》的第一卷以及第二卷的上半册，发现引文中字词方面的差错有近百处。其中有些是用同义字代替引文的原字，如改“若”为“如”，改“圜”为“圆”，改“应”为“对”，改“等”为“待”，改“居后”为“处后”，改“茕独”为“穷独”，改“损盈”为“损益”，改“斗升”为“升斗”。虽然按照学术专著的要求，凡加引号引用的文献资料应当严格照录原文，不宜擅自改动（校正错字可作别论），但因改后并不影响对原文的理解，可以算无伤大雅。有些属于明显的错字（是原稿写错还是手民误植不得而知），如“已”错成“己”，“己”错成“已”，“是”错成“自”，“竞”错成“兢”，“瘐”错成“瘦”，“裨”错成“稗”，“骄妒”错成“娇妒”，“渲染”错成“煊染”，“川渎”错成“川■”，“利害”错成“利善”，“刓印”错成“玩印”，“矩矱”错成“矩■”。这类差错，必然会造成读者理解上的障碍，数量一多，影响肯定不好。但文字功底较深的人，通过上下文意，仍可自动纠错。不过对于作者和出版社来说，还是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的。最让人伤脑筋的差错，是引文中脱漏了某些关键性的字眼或词句，文章的含义完全给弄反了，人们读后如堕五里雾中，百思不得其解。这里举三个例子：
①《周易正义》二四《系辞》（八）（第52页）
刘熙载《艺概》卷一：“朱子《语录》：‘两物相对待，故有文，若相离去，便不成文矣’。为文者盍思文之所生乎？”
按：上引末句，《艺概》原文作“为文者盍思文之所由生乎”，是让“为文者”想一想文章是怎样产生出来的，钱先生引漏了一个“由”字，就变成让人去想想文章产生了什么。这和前面朱子《语录》的话完全脱了节，叫人怎么想得出来呢？
②《左传正义》三〇“成公十五年”（第207页）
《战国策·赵策》三魏魀谓建信君曰：“人有系蹄者而得虎，虎怒，决蹯而去。虎之情不爱蹯也，然而不以环寸之蹯害七尺之躯者，权也。”
按：初读这段引文时，对“虎之情不爱蹯也”一句感到实在不好理解。有人用捕兽的绳套（系蹄）逮住了老虎，老虎奋力挣扎（怒），弄断了蹄子（决蹯）逃走。这并不是老虎不爱惜自己的蹄子，而是为了保住性命（七尺之躯）才不得已这样做的。因此，说“虎之情不爱蹯也”（老虎本性不爱惜自己的蹄子）是讲不通的。查一查《战国策·赵策》三原文，“不”字前有个“非”字，被钱先生引漏了。原来老虎“非不爱蹯也”，只是不愿为了这“环寸之蹯害七尺之躯”，所以才奋力“决蹯”逃跑的。一字之脱，文意完全相反，怎么还能读得通呢？
这里还要补充两点：一是“人有系蹄者而得虎”句中，“有”字后脱了个“置”字，应当补上。二是“魏魀”的“魀”，不见于所有字书，王念孙《读书杂志·战国策杂志》考证说：
《说文》《玉篇》《广韵》《集韵》《类篇》皆无“魀”字，“魀”当为“魁”。“魁”，隶或作“鬿”（《汉杨君石门颂》：“奉鬿承杓。”“鬿”即“魁”字。“斗”字隶书作“什”，或作“斤”，故“魁”字或作“鬿”），其右畔与“介”字相近，故讹而为“魀”。吴云：“一本作‘鬿’。”《楚辞·九叹》：“讯九鬿与六神。”“鬿”一作“魁”。皆其证也。《文选·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注引此正作“魏魁”。
王氏的考证论据确凿，无可辩驳。钱先生在《管锥编》不少篇章中，经常引用清儒新说纠正汉、唐旧注中的谬误。对于王氏的考订成果，这里似也可有所采纳或说明。
③《左传正义》三〇“成公十五年”（第207页）
《春秋繁露·玉英》：“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为也。”
按：权宜之计虽不同于经，但“亦必在可以然之域”。《春秋繁露》的作者董仲舒后面又说：“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权，谲也，当归之以奉巨经耳。”这表明，董仲舒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权宜之计是可以一行的。然而他为什么还要说“虽死亡，终弗为也”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查一下《春秋繁露》的原文，在“故虽死亡”前面，钱先生又引漏了“不在可以然之域”一句，文意也给弄反了。原来，反经而行权，是必须有前提条件的：凡权“在可以然之域”者，“出入可也”，是不妨一行的；如果“不在可以然之域”者，则“虽死亡，终弗为也”。补上了这一句，文章就怡然理顺了。
以上的这些错漏，从1979年第1版起，到1996年第6版止，都没有得到纠正。希望从下一版起，这些引文上的明显差错能有所改观，则广大读者肯定是非常高兴的。
二、打错了的信号灯
我在上文中说到：“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是《管锥编》的一大特色。”此外，钱先生的学术著作（包括《管锥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凡引用文献资料，几乎都标出书名、篇名、卷次、年份等，有的还注明版本、出版时间和页码。这种做法，是前辈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读者负责精神的体现，值得充分肯定。有人把这种标出的书名、篇名、卷次等称为“信号灯”。遇有引文中不易理解或出现差错的情况时，可以凭借这些信号找到原著有关的文词和语境，便于索解和自我纠错。这同现在某些论文中动辄“王充讲过”、“唐人诗云”等混沌含糊的说法，直有霄壤之别！
钱先生的信号灯，绝大多数是准确无误的，但毋庸讳言，由于数量太多，也难免有打错信号、指错方向的时候。目前我已从《管锥编》一、二卷中发现了十来处，这里摘举并简析如下：
第4、121、123、375、508页，多次出现“驷■（铁）”二字。《诗经·秦风》有诗篇名“驷■”，据朱熹集传说，“■”是“黑色如铁”的马。“■”与“■”虽然读音相同，字形相近，颜色也像铁，但并不能据此将“■”改为“■（铁）”。“■”是马，所以偏旁从“马”，与偏旁从“金”的“■（铁）”是不能互换的。
第95、110页，多次出现“蹇裳”二字。《诗经·郑风》有诗篇名“褰裳”。“褰”音qiān（千），义为撩起（衣裳）；“蹇”音jiǎn（减），义为跛脚。两字音义都不同。先秦古籍中虽然偶尔也有以“蹇”通“褰”的，但《诗经》的所有版本都只作“褰裳”而没有作“蹇裳”的。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诗经》的正文及毛传、郑笺、孔颖达疏、陆德明释文，一无例外均刻作“褰”，唯有书前用铅字新排的目录错成了“蹇”。这显然是一时疏忽的误排。《管锥编》此字的差错，恐怕性质与其相同。
第66页有“《陈风·陈门之池》：‘彼美淑姬’”……
第343页有“陆机《日出东隅》……”
第486页有“《鹖冠子·泰族》……”
按：《诗经·陈风》只有“东门之池”篇，“陈门”当为“东门”之误。
《礼记》只有“孔子闲居”篇，“记”当为“居”之误。第27页也引《礼记》此篇，正作“孔子闲居”，不误。
《乐府诗集·相和歌辞》收有“日出东南隅行”诗十首，陆机诗正在其中，《陆机集》收此诗篇名亦同，无作“日出东隅”者，钱先生引脱“南”字。
《淮南子》有“泰族训”篇，《鹖冠子》篇只有“泰录”而无“泰族”，钱先生所引当系误记。
第477页有“荣期三乐”，见“《孔子家语·六公》”……
第140页有“《孔子家语·好生》记孔子说‘谓天盖高’四语”……
按：《孔子家语》无“六公”篇，所谓“荣期三乐”事载在“六本”篇中，“公”当为“本”字之误。
又《孔子家语》虽有“好生”篇，然“谓天盖高”四语，不在此篇而在“贤君”篇内，此处系钱先生引误。
第489页有“《吕氏春秋·道应训》：‘尹需学御，三年而无得焉，私自苦痛，常寝想之，中夜梦受秋驾于师’”……
按：“道应训”为《淮南子》篇名，《吕氏春秋》无此篇。此系钱先生误记，当改《吕氏春秋》为《淮南子》。又以上引文亦见于《吕氏春秋·博志》篇，其文云：“尹儒学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梦受秋驾于其师。”“尹需”作“尹儒”，文字亦稍异。
第418页有“《广韵·三十五祃》之‘傻偢、不仁也’”……(www.xing528.com)
第279页有“遭元二之灾”，“参观赵明诚《金石录》卷一《跋杨厥开石门颂》”……
第415页“《左传》隐公二年祭仲劝郑庄公除太叔段曰：‘无使滋蔓，蔓难图也’”……
按：《广韵》去声祃韵属第四十韵部，其注云：“傻偢，不仁。”钱引衍“也”字，韵部之序次也标错，应标作“《广韵·四十祃》”。
赵明诚《金石录》卷一为目录，其考辨“元二之灾”的文字，载在卷十四《汉司隶杨厥开石门颂》跋尾内。“卷一”当改作“卷十四”。
众所周知，《古文观止》所选的第一篇文章是“郑伯克段于鄢”。“祭仲劝郑庄公除太叔段”时所说的“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这句话，即载于此文中。查一查《左传》便可知道，这段文字记在“隐公元年”而不是“二年”，“二”字应改作“元”。
三、“卿士”岂能断作“卿、士”
《管锥编》第一册“毛诗正义”四二（第122页）：
《礼记·缁衣》：“毋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郑玄注：“……嬖御士，爱臣也。”
上引《礼记·缁衣》篇“毋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这句话中，“卿”“士”二字，历来有两种理解：一是将“卿士”看作一个复合的专用名词；一是将“卿”和“士”中间用顿号断开，标成“卿、士”，看作两个单音词，表示两种不同的概念。前者如上海古籍版的《礼记译注》，后者如中华书局版的《礼记集解》。钱先生的《管锥编》，其标点显然是从后者的。究竟哪一种正确呢？
我认为，《礼记·缁衣》中的“卿士”，应当是一个复合的专用名词，将它断为“卿、士”二字，无论从古代官秩称谓的排列习惯，还是从语言运用的实际情况看，都是错误的。
首先，在先秦文献中，朝臣们的官秩称谓，一般都是由尊到卑依次排列下来的。例如：
《周礼·冢人》：“凡诸侯居左右之前，卿、大夫、士居后。”
《仪礼·丧服》：“公、卿、大夫、室老、士，贵臣，其余皆众臣也。”（按：“大夫”之下当为“士”。“室老”是公、卿、大夫的家臣之长，主管公、卿、大夫的家事，亦称家相，非周官之通名。因其地位在“士”之上，故列于“士”前。一般通称周官时，不提“室老”。）
《礼记·檀弓》：“国亡大县邑，公、卿、大夫、士皆厌冠，哭于太庙三日。”
从以上所引“三礼”的资料来看，作为“贵臣”的各级官员，其称谓都是由尊到卑，按“公、卿、大夫、士”的次序来排列的。当然，在“三礼”中，偶尔也有由卑到尊的说法，但是，错乱其尊卑次序的排列是绝对没有的。
我查检了新编的《十三经索引》，由卑到尊的说法只有一例，就是本文开头所引的《礼记·缁衣》那句话。如果不把“卿士”断开，则“疾”字后面的话是“庄士、大夫、卿士”。元陈澔《礼记集说》云：“庄，正也。”“庄”就是正直的意思，它统括下面的“士、大夫、卿士”三类官员，即正直的士、正直的大夫、正直的卿士，由卑到尊，也顺理成章。如果将“卿士”二字断开，则“疾”字后面的话就成了“庄士、大夫、卿、士”，官秩最高的“卿”夹在“大夫”和“士”之间，打乱了由尊到卑或由卑到尊的排列次序。而且一句话中，前面已有了“士”，后面又出现了“士”，这怎么讲得通呢？看来，无论从文理或逻辑上讲，“卿士”二字都是不应断开的。
现在就着重来谈谈“卿士”。卿士，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专用名词，在西周、春秋时代，是周王朝及诸侯国的执政大臣。周有六卿，六卿之长也称正卿，正卿受周王或诸侯之命执掌朝政，称为卿士。“士”通“事”，《说文·士部》云：“士，事也。”《白虎通·爵》云：“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荀子·修身》云：“好德而行，士也。”杨倞注：“士，事也，谓能治其事也。”可见“事”就是执掌和治理政事的意思。在商末及两周金文中，“卿士”本作“卿事”，如《番生簋》云：“王令■（摄）司公族、卿事、大史寮。”《小子■簋》云：“卿事易（锡）小子■贝二百。”后来，“卿事”写成了“卿士”，作为执政正卿的官名，大量出现在传世的先秦文献中。例如：
《尚书·洪范》：“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孔颖达疏引郑玄注：“卿士，六卿掌事者。”
《诗经·何人斯》小序：“暴公为卿士而谮苏公焉。”又《常武》：“王命卿士，南仲大祖。”
《左传·隐公八年》：“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又《襄公十年》：“单靖公为卿士，以相王室。”又《定公四年》：“蔡仲改行师德，周公举之，以为己卿士。”
《墨子·公孟》：“昔者商王纣卿士费仲，为天下暴人。”
以上七例中的“卿士”，都只能理解为专用的不可分割的官名，其所称对象都是一个人，如果断为“卿、士”，岂非成了笑话？
回过头来再看《礼记·缁衣》的句子：“毋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可以译成：“不要听任宠臣去非毁正直的士、大夫和执政的卿士。”这样的理解，不是十分通顺吗？
四、“五臣”无“李向” 《释文》非郑注
《管锥编》“周易正义”二一“系辞”（五）（第49页）
左思《吴都赋》：“鱼鸟聱耴”；《文选》李善注：“聱耴，众声也”；李向注：“鱼当无声，此云‘鱼鸟聱耴’，文之失也”……
按：“李向”为“吕向”之误。《文选》古有李善注和五臣注两种本子。北宋末年，又有人将李注和五臣注合刻印行，世称六臣注本。据唐吕延祚《进五臣集注文选表》（见《中华书局》1987年影宋本《六臣注文选》）所说，五臣为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该书第103页下栏有云：“向曰：‘……鱼当无声，此云鱼鸟聱耴者（钱引脱“者”字），文之失也。’”“向”应指“吕向”而非“李向”。此处当因前文“李善”之“李”与“吕”音相近而误。
《管锥编》“毛诗正义”四五“泽陂”（第126页）
《礼记·昏仪》：“妇见舅姑，执笲枣、栗、腶脩”，郑玄注引何休曰：“妇执腶脩者，取其断断自脩饰也”……
按：“昏仪”当作“昏义”。各本“义”字无作“仪”者。郑玄《礼记目录》云：“名曰‘昏义’者，以其记娶妻之义。”清孙希旦《礼记集解》本篇题解云：“此篇释《仪礼·士昏礼》之义。自篇首至‘礼之大体也’，明昏礼之重。自‘夙兴’以下四节，明妇事舅姑之义。”近人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也说：“《仪礼》第二篇是《士昏礼》，而本篇是解释士昏礼的意义的，故名《昏义》。”可见篇名的“义”是指“意义”而非“仪式”，不应擅改为“仪”。
《昏义》正文的引录也有差错。“妇见舅姑”，原文作“赞见妇于舅姑”。“妇见舅姑”，是新妇自己去见舅姑，而“赞见妇于舅姑”，是“赞助行礼者……通言于舅姑，使得见也”（孙希旦《礼记集解》），两者文意是有区别的。“腶脩”的“腶”，《礼记》原本作“段”，虽因音同可通“腶”，但不当径改作“腶”。至于何休的说法，则见其《公羊解诂》对庄公二十四年传文“腶脩云乎”一语的诠解：“腶脩，取其断断自脩正。”因为《公羊传》的原文作“腶”，所以何休的注文也相应写成了“腶”。《礼记》和《公羊传》两书这种“段”、“腶”互为异文的情况，对于古义的考释和古汉语字典的编纂是相当有用的。因此，就先秦古籍的原文而言，还是以不改为宜。
钱文的主要错误，是在“郑玄注引何休曰”这句话。众所周知，郑玄（公元127年—200年）与何休（公元129年—182年）都是东汉著名的经学家，生活的年代大致相当，而且也有过学术上的交往。一般说来，同时代学者互相征引对方的话以证成自己观点的情况，在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但郑玄与何休却不太可能。因为何休恪守的是今文经学，专治《春秋公羊传》，而郑玄则博贯古今，遍注群经，在学术观点上往往与何休针锋相对。史载何休“作《公羊解注（诂）》，妙得《公羊》本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太平御览》卷六一〇引《郑玄别传》），而郑玄则“蜂起而攻之”（《拾遗记》卷六），“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郑玄字）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后汉书·郑玄传》）两人的观点简直水火不相容。对于“腶脩”一词，郑玄自有明确的训释，如《仪礼·有司》郑注云：“腶脩，捣肉之脯。”《礼记·内则》郑注云：“腶脩，捶脯施姜桂也。”清楚地说明了“腶脩”是一种加上姜桂等佐料再经捶捣而成的肉干。既然如此，他又何必在《昏义》篇中再去引述何休那含混不清的说法呢？
那么，这位在训释《礼记》“腶脩”一词时特地去转引何休《公羊解诂》中关于“腶脩”注文的学者究竟是谁呢？我们且把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昏义》“执笲枣、栗、段脩”这段原文后的注释引录在下面（标点为笔者所加）：
成其为妇之礼也。“赞醴妇”当作“礼”，声之误也。〇沐音木。浴音欲。见，贤遍反，下及注同……段脩，丁乱反。本又作腶，或作锻，同。脩，脯也，加姜桂曰腶。何休云：“妇执腶脩者，取其断断自修饰也。”……
按照上引孔颖达《礼记正义》的体例，每段正文之后，总是先出郑玄的注，然后加一个圆圈，再出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这里，“何休云”位于圆圈之后，转引者肯定是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而不是与何休同时代的郑玄。此外，郑玄注中从来没有“沐音木。浴音欲。见，贤遍反”之类的说法，《十三经注疏》里这种用直音或反切的注音方式，也为《经典释文》所特有。当然，最有力的证明，是我们在《经典释文》（中华书局影印本）卷十四“礼记音义”之四的“段脩”条下，找到了何休训释的原文。因此，钱文的“郑玄注”应当改为“陆德明《经典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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