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点本《史记》中的一个错字
金按：80年代初，我在汉语大词典编纂处负责审稿工作；发现来稿中引用《史记·范雎列传》书证时，对传主之名书写不一：有的据《辞海》所引作“雎”，有的据中华书局标点本作“睢”。因撰此文刊登于1984年1月5日《汉语大词典》工作简报，全书引例乃统一作“雎”。1995年，此文经修改补充后，又公开发表在《咬文嚼字》丛刊上。
标点本《史记》卷七十九为《范睢蔡泽列传》，“睢”字从“目”，音suī（虽）；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则从“且”作“雎”，音jū（居）。中国当代两部有较大影响的辞典——修订版《辞源》和《辞海》，也是一作“范睢”，一作“范雎”。究竟何者是正确的呢？
有一种意见认为，《史记》标点本所用的底本是清朝后期“校刊相当精审的善本（金陵局本）”，标点者又是顾颉刚先生等著名史学家，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而且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出的《战国策》和中华书局的《资治通鉴》标点本此字也都从“目”不从“且”。《战国策·秦策三》“范子因王稽入秦”，宋鲍彪注云：“名睢。”元吴师道补正曰：“睢，音虽。”《资治通鉴·周赧王四十五年》“魏人范睢”下，元胡三省注云：“睢，音虽。”两位元代学者都用注音肯定了此字是“睢”而不是“雎”，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
但是，上述意见却并不正确。清代不少学者都对此作了考订，例如：
钱大昕《武梁祠堂画像跋尾》云：“战国、秦、汉人多以‘且’为名，读子余切（jū），如穰且、豫且、夏无且、龙且皆是；‘且’旁加‘隹’，如范雎、唐雎，文殊而音不殊也。”
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卷五云：“范雎始见《秦策》，“雎”又作‘且’。……案古人每以‘雎’为名，如《东周策》‘冯雎’，《秦、楚、魏策》‘唐雎’是已。而‘雎’多作‘且’，与《燕策》‘夏无且’，《卫策》‘殷顺且’，《史》、《汉》‘龙且’之类同，而‘冯雎’、“唐雎”，《策》原作‘且’。范叔之名可例观也。……乃《通鉴》胡注、《秦策》吴注音范睢为‘虽’。钱宫詹（大昕）曰：范睢音‘虽’，是误为‘目’旁耳。”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范且曰：‘弓之折必于其尽也，不于其始也。’”王先慎集解引顾广圻曰：“范且，范雎也。且、雎同字。”
以上各家的考订，已足以驳正吴、胡注音的谬误。这里再补充两个前人未曾涉及的佐证：
北周庾信《奉和永丰殿下言志》诗十首之五：(www.xing528.com)
讵尝游魏冉，那时说范雎。
池水朝含墨，流萤夜聚书。
公时呵■貐，首唱却鲸鱼。
势惬宗萧相，材非一范雎。
按“雎”字中古韵属鱼部；而“睢”字分属平声“支”、“脂”和去声“至”三部，唐时不能同鱼部字押韵。上引庾信诗中的“书”和杜甫诗中的“鱼”均为鱼部字，那么，与“书”、“鱼”相押的只能是从“且”的“雎”，而不可能是从“目”的“睢”。然而，在建国以后出版的庾、杜两家诗文集点校本中，关于“雎”字的排印却出现了非常混乱、使人莫衷一是的现象。如中华书局的《庾子山集注》，诗的正文印作“雎”，而倪璠注所引的《史记》中却接连四处都印成了“睢”。又中华书局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录此诗正文也印成了“睢”。杜甫的集子还更胜一筹，除仇兆鳌的《杜诗详注》作“雎”外，其他如杨伦的《杜诗镜铨》、钱谦益的《钱注杜诗》和浦起龙的《读杜心解》等，全都印成了“睢”。这种错误，比标点本《史记》错得更加荒唐，因为它使庾信、杜甫这两位杰出的大诗人变成了不懂诗韵的庸才。其实庾信和杜甫看到的古本《史记》肯定作“范雎”，否则他们是不可能用来同“书”、“鱼”相押的。
六十多年前，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撰写《史记会注考证》时，已经注意广泛吸取我国前代学者的考订成果。他把“范雎”之名定为从“且”的“雎”，就是采纳了钱大昕的意见，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奇怪的是，我国近几年来出版的某些《史记》新注本和选译本，却还在沿谬踵误，照抄照搬旧本上刻错的“睢”字，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原载199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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