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真相

第67章　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活动

登大庾岭

陈毅

大庾岭上暮天低，

欧亚风云望欲迷。

国贼卖尽一土，

弥天烽火举红旗。

陈毅（1901～1972）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字仲弘，四川省乐至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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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抔：一把。

1935年秋，听到《塘沽协定》签定，作者写作此诗。这首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蚕食忧心忡忡，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卖国投降行径进行了严厉抨击。作者同时相信中国人民是不甘心屈服的，在严峻的民族危机笼罩下，终究会出现“弥天烽火举红旗”的革命局面。

长城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本着蚕食中国以至最后独占中国的既定方针，于1933年元旦在山海关挑衅，翌日至3日进攻并占领临榆县城。东北军第九旅何柱国部奋起还击，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日军占领山海关后，2月下旬分三路进攻热河省（今分属河北、辽宁及内蒙古自治区），3月4日占领省会承德，随即向长城各口进犯。经二十九军官兵奋勇抵抗，日军目标未能得逞。但由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谋求对日妥协，抗战形势很快被逆转。4月11日，日军侵占冷口，驻守喜峰口的二十九军腹背受敌，被迫撤退。日军占领长城重要防线后，矛头直指平津，迫使蒋介石政府与其签订塘沽停战协定。1933年5月22日，在蒋介石、汪精卫授意下，何应钦派熊斌为中方首席代表，与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仓库楼上谈判。31日，中国代表同意了日方提出的停战协定草案，一字不改，正式签署了《塘沽协定》。《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通州等一线以西、以南地区，不能越线前进；日军随时可以用飞机或其他方法视察，中方应予以保护；长城线以南及第一款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的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机关负责。《塘沽协定》实际默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

“华北自治运动”

《塘沽协定》签订后，由于战略重点转向准备对苏作战和防范英、美，日本改变了侵略方针，开始全力推行“华北自治运动”。1935年1月中旬，日军首先制造了“察东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认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区”。5至7月，其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关东军奉天（今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又借口“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胁迫南京政府批准北平（今北京）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梅津达成的条件，即世人所称的《何梅协定》，及察哈尔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签定的《秦土协定》，接受日军所提取消冀、察两省境内的国民党党部等多项要求。使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10月20日，日军继“丰台夺城事件”后，再次发动“香河暴动事件”，并同时加紧进行以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为重点对象的上层策变活动。11月11日，土肥原贤二向宋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诱其出任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委员长，限20日前宣布。25日，土肥原见宋哲元未如期宣布“自治”，转而先策动滦榆区兼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同时继续对宋及南京政府施加压力。经过日军、宋哲元、南京政府之间一系列的讨价还价，12月18日，终于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既保存南京中央政府和宋的体面，又有一定“自治”之实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称霸世界的一个重要步骤，虽一时得逞，但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绥远抗战

1935年7月，日本关东军制定了以政治谋略和军事进攻两手兼用的夺占绥远的政策，先是妄图策动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与其合作，遭拒绝后，即决定诉诸武力。其时，南京国民政府正处在走向抗日的过程中。蒋介石开始采取有限度的局部抵抗政策，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也采取联共、抗日、联蒋路线，傅作义决心誓保国土，抵抗到底。1936年春，日本关东军侵占察哈尔省北部六县后，为吞并绥远，策动成立伪蒙古军和伪蒙古军政府，并指使汗奸王英成立“大汉义军”。11月初，由日军驻嘉卜寺（今化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伪蒙古军和王英军总兵力1.7万人，在日军数架飞机支援下，企图分四路攻占绥远。傅作义先后调集部队3万余人，以小部兵力和当地民众武装坚守要点，主力首先歼击进犯绥东的红格尔图伪军，揭开了绥远抗战的序幕。18日，傅作义指挥各部取得红格尔图保卫战的胜利，毙敌一千余人。24日又挥师北上收复百灵庙，摧毁日伪军在绥北的基地。12月10日，收复锡拉木伦庙，毙日军顾问20余人，“大汉义军”彻底覆灭。此役，傅作义部肃清了绥远境内的伪军，挫败了日军西侵绥远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