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地方爱国武装抗日活动

第66章　地方爱国武装的抗日活动

就义诗

吉鸿昌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吉鸿昌（1895～1934）近代爱国将领。字世五，河南扶沟县人。

这首豪迈的诗是吉鸿昌将军在牺牲前用一根小树枝在刑场的土地上写的。临刑前，他义正词严地说：“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跪下挨枪，不能在背后挨枪。"他坐在椅子上，高呼抗日口号，英勇就义。他的死，是为了他所热爱的中国。和吉鸿昌一样，也有不少爱国将领在全国各地组织武装，掀起了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www.xing528.com)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联络组织了各种武装力量，在张家口举行全省民众抗辱救亡大会，正式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同盟军共有10万人，冯玉祥为总司令。6月22日到7月1日，同盟军将士长期被积压的抗日怒火蓬勃爆发，向日本侵略军展开积极进攻，相继收复康保、沽源、宝昌，又乘胜经5天激战，收复多伦，使骄横的日寇遭受沉重打击。多伦之役结束后，察东四县全部收复，成为"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的壮举，给全国民众带来了抗日御侮的希望。但是，国民党政府当局将同盟军的抗日行动视为"攘外必先安内"的妥协政策的对立物，千方百计破坏同盟军。与此同时，日伪军两万人也借机大举进攻多伦，客观上形成了对同盟军的夹击包围，使同盟军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但是，由于全国人民大力支援同盟军、强烈抗议政府当局的反动措施，南京政府当局未敢立即发动对同盟军的进攻。最终，冯玉祥为了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被迫通电全国，解散抗日同盟军，并离开部队，同盟军大部被宋哲元第二十九军收编，只有方振武、吉鸿昌和中共掌握的部队不愿放弃抗战，继续进行斗争，但由于力量严重削弱，在日伪蒋军的包围和夹击下最后失败。

福建事变

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同时，南方的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由于抗日要求和行动得不到蒋介石政府的支持，与蒋的矛盾日益激化，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发动了抗日反蒋运动，史称福建事变，简称“闽变”。

1933年6月1日《塘沽协定》签字后第二天，蒋、蔡在福州发表通电，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出卖华北。接着又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和“剿赤”军事失败的刺激下，放弃了抗日与“剿赤”并行的方针，于10月26日派代表至江西瑞金与中国工农红军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为事变的发动创造了有利条件。11月20日，李济深等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人民权利宣言》。福建事变爆发。21日，李济深等通电脱离国民党。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告成立，李济深任主席。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受到各地民众和海外华侨的拥护，但同时也遭到蒋介石政府的舆论攻击和军事镇压。12月下旬，蒋介石抽调进攻江西苏区的嫡系部队十余万人，以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在海、空军的配合下，由赣东和浙江分路进攻延平、古田等地。1934年1月上、中旬，延平、古田、福州先后被蒋军占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总部分别迁往漳州和泉州。21日，泉州、漳州相继失守，福建事变终告失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逃往香港，第十九路军的番号被取消，军队被蒋介石改编。

东北抗日联军

1936年2月2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中共党员杨靖宇等人将东北人民的各种抗日武装一律改称东北抗日联军，实行统一建制。从这时起至次年11月，先后改编组成11个军，分编为以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为总指挥的三路军。至1937年，抗联队伍发展到3万余人，先后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和北满三大游击区，对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对抗日联军发动了疯狂的进攻。抗联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顽强战斗，战绩卓著，但自身损失也甚为惨重，杨靖宇也壮烈牺牲。1940年11月至1941年12月，在苏联远东军的援助下，第一、第二路军和第三路军大部相继转移至苏联境内进行整训。1942年8月1日，进入苏联境内的抗联部队组成以周保中为旅长、李兆麟为政治委员（后改任政治副旅长）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也称苏联远东方面军步兵第八十八旅），一面集中整训，一面陆续派出小部队，返回祖国东北进行游击活动。苏联对日宣战后，抗日联军配合苏军大举反攻，迅速占领了长春、哈尔滨、沈阳等70余座大中城市和县镇，并在苏军配合下，摧毁敌伪势力，积极维护社会秩序。194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北抗日联军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合并为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东北抗日联军为中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