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氏
平地风潮路债生,
合同失败万心惊。
川民爱国无他意,
为怕瓜分抵死争。
【注释】
1909~1911年,清政府以盐税担保,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修路合同,出卖了1800千米的路权,而原来国内筹集的资金面临被侵吞的危险。当地人民认识到其中的严重危害,于是掀起了保路运动。
这首《竹枝词》,反映了清朝末年政府出卖路权造成民怨沸腾的情况,也表达了人民反对外国经济侵略的愿望。“卖路是卖国的引线,重债是亡国的见端。今既夺我路,灭我权,一切交与外人管。”面对路权的丧失,爱国人民发出了沉痛的呼声。(www.xing528.com)
收回路权运动的兴起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后,掠夺铁路建筑权和矿山开采权成为其对华侵略的主要内容。腐败的清政府根本无力保持国家的主权,中国的路权和矿权大量落入列强手中。当时的有识之士一般都认为帝国主义一旦掌握了中国的铁路和矿山,就握住了中国的经济命脉,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20世纪初,随着国内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些地主、商人纷纷向路矿投资,收回路矿运动的物质力量也有了加强,收回路矿运动就逐步发展起来。1904年,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人民要求废除清政府与美国合兴公司签订的出卖粤汉铁路主权合同。经过斗争,到1905年8月,终于同美国订立《收回粤汉铁路美国合兴公司售让合同》,将粤汉铁路赎回自办。此后,广东、山东、河北、江苏、浙江等省人民纷纷要求收回路权。四川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主权,由四川省留日学生首倡,经四川总督锡良奏请,1904年在成都设立“川汉铁路公司”。第二年改为官商合办,1907年改为商办有限公司。采取“田亩加赋”,抽收“租股”为主的集股方式,自办川汉铁路。
四川保路运动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旋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总额为600万英镑,公开出卖川汉、粤汉铁路修筑权。消息传到四川,川民极为愤慨。6月17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在铁路公司开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派人士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提出了“破约保路”的宗旨,宣传保路,并派代表赴京请愿。全川各地闻风响应,各族人民、各阶层人士纷纷加入保路斗争的行列,以各种形式揭露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清政府卖国卖路的罪恶行径。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在成都发端,迅速席卷全川各地,使清廷陷于窘境。9月5日,在铁路公司特别股东大会上,川督赵尔丰奉清政府严令,诱捕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首要人物蒲殿俊等人,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成都数万群众相率奔赴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赵尔丰竟下令清兵当场枪杀请愿群众30余人,制造“成都血案”。
当天,同盟会员用木片制成“水电报”,投入锦江,传警各地。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率领下,四面围攻省城,与清军展开激战。各州县“同志军"一呼百应,把守关隘,截阻文报,攻占县城。全川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反清斗争势如燎原,造成四川独立的有利形势。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领导荣县独立。建立了辛亥革命时期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同志军”起义使清廷震恐,急调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是时全国革命党人加紧活动,革命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从而引发了武昌起义。
收回矿权的斗争
1905年后,收回矿权的斗争也渐次高涨。其中最激烈的是山西人民收回英国商福公司掠夺矿权的斗争。1898年5月,英国商福公司获得山西煤矿开采权,但一直未曾着手开采。1905年2月,山西绅商组成山西同济矿务公司,准备开采煤矿。这时,商福公司也派人到平定州、盂县勘察,发现当地正在自行开挖煤井,便向清政府要求禁止中国人在以上各地办矿,激起山西人民的愤怒,地方官员、学生纷纷联名上书山西巡抚,指责原订办矿合同丧失利权,要求废止。同年冬,山西绅商改组同济矿务公司,创设保晋矿务公司。1908年,商福公司不得不同山西省商务局订立《赎回商福公司开矿合同》,同意将所有矿权由山西绅民赎回自办。
在此前后,黑龙江从沙俄收回呼兰府汤源县都鲁河砂金矿、呼伦贝尔境内吉拉林河砂金矿;山东从德国收回枣庄煤矿;安徽从英、日两国收回铜官山矿权;四川从英国收回北江厅矿权;云南从法国收回七府矿权等一系列斗争,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清末波及全国的收回路权矿权运动,一般由资产阶级倡导,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并取得一部分官吏的赞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国的权利,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收回路权矿权运动极大地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斗志,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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