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史学与左丘明墓赵贯台左氏遗文

第88章　先秦史学

题左丘明墓

赵贯台

左氏遗文天下识，

谁知列骨此中埋。

每从妙处窥精魄，

特向残碑拜草阶。

直道不随周气尽，

高风讵许后人侪。

斯民三代何时复，

展对荒坟为怆怀。

赵贯台　生卒年不详。明清之际诗人。字紫垣，号墨庄，山东平阴人。(www.xing528.com)

【注释】

遗文：指《左传》。

直道：实录直书的精神。“直道”句：这两句是说，左丘明的直书之德没有随着周的衰落而结束，他的高尚精神是后人无法企及的。

赵贯台这首诗是在拜谒左丘明墓时所写，对《左传》的编纂与思想作了高度评价，并认为书中体现出来的“实录直书”精神是值得后人学习与借鉴的。左丘明与《左传》的确当得起这样的评价，代表着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

史学的萌芽

史学，一般起源于记事。在我国原始社会时代，据传人们有用结绳方法来记事的。因为这种方法过于简陋，他们所记的事，我们已经无从得知。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历史，大多是由口头传说流下来的，如“黄帝战蚩尤”、“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等，因而有十口相传为古的说法。到了夏禹父子所建的“家天下”时代，我国的早期国家进入了新阶段。虽然夏朝的文字还没有发现，但从甲骨文的成熟程度来看，夏朝应该已经有了文字。有了文字，历史就比较容易记载下来了。

在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不能有力地抗拒自然的侵害，便幻想借助于某种神灵来战胜天灾人祸，所以他们特别迷信鬼神。国家产生之后，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就利用人们对鬼神的迷信，自称是“上帝”的儿子，是“受命于天”来统治世界的。在原始社会后期，已经产生了一种自称能勾通人、神的“巫”；到了国家阶段，“巫”除了本职的“降神”之外，也负责记事。所以，当时的“巫”或“贞人”可说是最早的史官。在夏、商、周三代国家机构里，都有这种巫、史不太分的人物，他们担任记录时事、起草公文和掌管文书等工作。他们当时的记载，就是日后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经过一个时期的积累，由后人加以整理，编纂成书。在记录史事和编纂史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记言、记事的观点和方法，以及编纂史书的体例等等。我国最初的史学就从这里萌芽了。

史学的初步发展

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史学的起源和初步发展的时期。开始时，“巫”、“史”不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史官才逐渐从神职中分离出来，专司人事。开始时，以记事为主，史学水平较低。自盘庚迁殷以后，直到春秋末年，在约近千年的历史行程中，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逐渐发展，史学也日益进步。虽然史官仍要参与龟筮占卜，解释天象，是预言祸福的半神秘人物，但开始重视了史事的垂训和鉴戒作用，使史学由“记事”发展到“经世”，如被称为我国和世界上最早的史书《尚书》，虽无一定的史例、史法，主要是一部历代政治文件汇编，但其中确实保存了一些关于夏、商和西周的珍贵资料。从史学角度看，是属于以记言为主结合记事的一种史书，其中不少篇章已寓有“经世”之意。我国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起，有了按年记载的编年史。从此以后，中国历史基本上有了持续不断的记载，差不多每年都有史可查。当时的重要诸侯国如楚、齐、鲁、燕、晋、陈、宋，都有了明确的纪年。我国有这么早、这么完整的历史纪年，是全世界所仅见的。到了公元前722年，中国历史有了更详细、更完备的记载——《春秋》。《春秋》的出现，使我国史学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史学逐步变成了“经世之学”。春秋时期，诸侯各国都有史官记事，如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等，都是当时的史书。据说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墨子曾见到过“百国春秋”，当时史学发展的盛况是可想而知的。孔子对鲁国史官所记的《春秋》进行修订，使之成为儒家的经典。《春秋》记载史实非常简单，还有只记标题而无详细内容的地方，有的只记一个字，如“雨”（僖公三年夏六月），所以被人讥为“断烂朝报”。相传鲁国的太史左丘明，采各国史记作《左传》，用事实说明《春秋》书法。

史学思想

自平王东迁后，以至战国时代，“重人事，轻鬼神”已成为当时社会上的主要思潮。先秦史家，如孔子和左丘明等，都是这种民本思想的主要代表。他们使史学初步摆脱了神学，因而使他们在我国史学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战国期间，学术思想随着社会的激剧变化显得特别活跃，一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史学也因此获得迅速发展。记事史，记言史，国别史，系统的编年史，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又产生了学术史，如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韩非子的《显学篇》等，即是这类性质的著述。另外，历史观也在进步，韩非子把历史的发展明确地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并写出了各个时期的特点，这在当时是十分卓越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