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在华活动年表及演讲录

（1919年4月30日—1921年7月11日）

黎洁华

1919年

4月30日 午后，杜威偕其夫人爱丽司（Alice）与女儿罗茜（Lucy）抵上海。（1919年5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第10版）

先是二三月间，杜威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演，胡适与蔡元培、陶行知等商定，以北京大学、尚志学会，新学会和南京高等师范等几个团体的名义，邀请正在日本游历讲演的杜威来中国讲学。杜威接受了这个邀请。他在给胡适的回信中说，“我接到你的信非常欢喜。我每日总想写信把我们想到中国来游玩的事告诉你”，“你问我能否在中国讲演，这是很荣誉的事，又可借此遇着一些有趣的人物，我想我可以讲演几次，也许不致我的游历行程有大妨碍”。“郭秉文博士同陶履恭教授前日来看我，他们问我能否在中国住一年，作讲演的事。这个意思很动听，只要能够两边大学的方面商量妥帖了，我也愿意做。我觉得几个月的旅行实在看不出什么道理。要是能加上一年的工夫，也许我能有点观察了。”杜威结束在日本的游历讲演后，就到中国来了。（《杜威博士致胡适教授函》，《北京大学日刊》附张，1919年3月28日）

该日下午，北京大学代表胡适、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蒋梦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表陶行知等人在码头欢迎杜威夫妇。胡适在五月三日给蔡元培的信中说：“杜威博士夫妇于三十日午到上海，蒋、陶与我三人在码头接他们，送入沧州别墅居住。这几天请他们略略看看上海。昨晚上我在教育会讲演实验主义大旨，以为他明日讲演的导言。”（《胡适教授致校长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8日）

4月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电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敦聘杜威主讲于北京大学一年。(1919年4月14日《每周大事记》（上海）)

5月3日 下午二时，杜威偕其夫人到江苏教育会演讲。由蒋梦麟翻译，讲演的题目是《平民主义的教育》。（《晨报》1919年5月9日）

5月4日 这天在北京爆发了闻名于世的五四运动。杜威下午二时正在江苏教育会继续讲演《平民主义的教育》。在这两次讲演中，杜威其中说道：“现在世界的社会问题还没有解决，那过激主义如同风起云涌。这是什么缘故呢？寻根到底，就是平民没有受着切于生活的教育，所以他们对于自己的职业不觉有乐趣只觉有劳苦，一旦横决起来，自然是不可收拾了。”“世界社会问题的最后解决，不在增加工资，也不在减少做工时间，实在普及平民教育，使得一般工人于用力之余有机会去用脑，方才发生一种精神上的乐趣。”他还认为，“中国将来的幸福……完全是靠傍你们一般教育家的”。（《记杜威博士演讲的大要》，《新教育》第1卷第3期）有文报道此次演讲，“听者之众，几乎无席可容”。（周由廑：《约翰·杜威博士教育事业记》，《东方杂志》第16卷第6号）下午四时散会，晚间由教育会设席款待杜威。（《晨报》，1919年5 月9 日）

5月5日 “到杭州游玩，由蒋梦麟陪去。浙江教育会代表经子渊先生昨日来迎，在杭州约住四、五日，只有一次讲演。”（《胡适教授致校长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8日）

5月7日 到浙江省教育会讲演《平民教育之真谛》。由郑宗海（教育硕士）任翻译。（《杜威博士来华讲演纪闻》，《教育潮》第1卷第2期）杜威说：“教育之精神何在，曰在民主，在共和。”“共和主义的教育，其宗旨在使人人有被教育之机会，其方法则在尊重个性。”（《教育潮》第1卷第2期）

5月18—21日、24—26日 在南京高等师范讲演。由陶行知等翻译。有文报道，杜威自来到中国后，每次讲演时，“听讲者非常踊跃，无不座为之满”。（《教育潮》第1卷第2期）

5月29日 杜威夫妇到天津。胡适在天津迎候。

此时，北京中等以上学校为反对北京政府正进行着联盟总罢课。杜威在五四运动期间到达北京。下午“六时抵京，寓北京饭店三十四号。下车时踏足不稳腿部微受跌伤。博士拟于一礼拜内遍游京畿各名胜之地，并欲亲往万里长城观矣，游览毕后即在学术讲演会等团体开始讲演云”。（《晨报》，1919年5 月31 日）

5月 哥伦比亚大学复电来，批准杜威请假一年在华讲学。（《晨报》，1919年5月29日）

6月5日 杜威夫妇到达北京后，看到了五四爱国运动在六月初达到了新的高潮的景象。6 月3日、4日，北京学生为了达到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卖国贼及拒绝和约签字的要求，上街头讲演，遭到镇压。军警在两月内竟拘捕学生近千人，他们把学生拘禁在被用做临时监狱的北京大学的法学院和理学院。杜威夫妇写信给家里的女儿说；“现在是星期四的早晨。昨天晚上，我们听说有一千多名学生前天被捕了，他们住满了(被用做临时‘监狱’的国立北京大学的)法学院，并且开始住到理学院去。”“到了黄昏时分，来了一次电话，说大学楼房四周囚禁学生的那些(士兵们的)帐篷已经拆除，士兵们正在离去。”信中解释说，政府这次不光彩的屈服，是由于这个事实：上海的商人前－天曾经用罢市来表示抗议当局逮捕那一千名学生。杜威夫妇发表意见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所谓共和政体，是一个笑话……但是，从某些方面说来，他们却比我们有更多的民主。撇开妇女不说，他们有完全的社会平等。而且一方面立法机关完全莫名其妙，但是另一方面，当舆论像目前这样真正表达出来的时候，它却有显著的影响。”（胡适：《杜威在中国》，《哲学译丛》1964年第8期）

6月8、10、12日6月8日 是杜威首次登上北京学术讲演会讲坛，开始他在京的第一次讲演。这三天每日上午九时在北京西城手帕胡同教育部会场讲演《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由胡适翻译。他说，“现在文化的新问题”，“是东西的文化怎样互相接近，怎样互相影响的问题”；“美国的民治观念就是自由平等两个观念结合起来的”，“美国的趋向要把民治主义和教育合在一块，民治就是教育，教育也是民治。凡是教育都是为民治设的，必须有这种政治，才可让教育格外发展；也必须有这种教育，才可让政治格外改良。我很盼望中国将来也能做到这个地步。”（《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6月18 日—21日、6月23日—26日）当时有记者报道了这几次讲演的情况，这三次讲演，听众－次比一次多，到者“踊跃”、“座为之满后到者咸环立两旁”，“且均先期而至”，讲演时听众“肃然静听”。（《晨报》1919年6月9日、11日、13日）

8日 夜间，美使馆设宴招待杜威及中外名人要人三百余名。席间杜威讲到，此次来京，适逢学界学潮扩大之际不能充分讲演，起初不免寂寞，但现在深觉中国学生不特能教训自己，并且能教训他人，实在可以不必他多讲演了。（《晨报》1919年6月10日）

6月17 、19、21日 这三日应京师学务局邀请到北京美术学校对中小学教职员讲演《现代教育的趋势》，由胡适翻译。杜威在讲演中说：“现代教育的新趋势，就是注重个人本能（instinct）的趋势。”“教育一方面是拿不学而知、不教而能的本能做主体，一方面是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做目的的。”他提出，中国的教育家应研究本国本地的社会需要，又要参考西方的教育学说，以造成一种中国现代的新教育。（《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6月27日、28 日、30日，7月5日）

8月10日 应新学会的请求，下午二时在北京化石桥尚志学校讲演《学问的新问题》，由胡适担任翻译。他讲，中国几千年的经验中，“含有许多人本观念，也可用新的方法来整理一下，应用到社会科学方面去。西洋文明的大缺点是物质科学进步太速，而社会科学、人生科学不能同时并进”。他“希望中国不单去输入模仿，要去创造，对于文化的危险有所救济，对于西洋社会的缺点有所补裨，对于世界的文化有所贡献”。（《晨报》，1919年8月10日、1 1日、12日第三版）

8月 《理科教育之目的》一文发表。这是杜威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所作的讲演。文中认为，“真正之理科教育，当以生徒之实验为基础，使其自行发动科学的动机，对于事物间之因果关系及其底里之原理法则，兴起一种理科的研究之兴味也”。（姜琦译《新教育》第1卷第5期）

9月20日 上午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参加本校欢迎蔡元培校长回校大会暨开学典礼大会。在大会上，蔡元培向师生介绍杜威将在该校讲授哲学。杜威在会上作了发言，“大学之职务，为做媒，使新旧文化结合，产生自由的、进步的、昌盛的因素”，由胡适任翻译。（《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9月22日）

9月20日 从本日开始，逢星期六下午四时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讲演《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这个题目的讲演是胡适向杜威建议的，胡适后来曾特别作了说明，“杜威先生这一派的实验主义……独有政治学一方面还不曾有系统的大著作出世。所以今年杜威先生同我商量讲演题目时，我就提出了这个题目，希望他借这个机会做出一部代表实验主义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他很赞成我这个意思，故有这十六次的长期讲演”。（《新青年》第7卷第1号第121页）该讲演由胡适担任翻译。在此讲演中，杜威认为，“人类三十万年以来，没有一处不受思想知识、习惯、信仰、文化制度等等教权的支配”。（《新青年》第8卷第1号第13页）他认为，“社会是群与群的结合”（《新青年》第7卷第2号第164页），群的划分是根据宗教、教育、家庭区域种种因素。社会所以纷扰不安，是因为群的冲突。（《新青年》第7卷第2号第164页）“对于现行制度”，应该“今天一点，明天一点，从各个方面各个体进步的，是拿人力补救他，修正他，帮助他，使他一步一步朝前去”。“进化是零卖的，不是批发的，是杂凑的，不是整包的。”“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去根本解决”，“这种笼统的推翻真是最不经济的事”。为了避免发生暴动，“决不应该采用压制的政策”，要“提倡言论自由”，“应该因势利导”。（《新青年》第8卷第1号第17－18页）他还认为“中国本有古代孟子以来的保民政策的学说可以做根基”，“故很可以把从前父母式的皇帝的保民政策，变为民主的保民政策”。（《新青年》第8卷第1号第6页）

此题目的讲演持续到第二年3月6日结束。（《晨报》1920年3月29日）

9月21日 自本日开始，逢星期日上午九时在西单手帕胡同教育部会场讲演《教育哲学》，由胡适翻译。这次讲演共有十六次。杜威讲演中，强调教育即是生活，学校即是社会，学校不仅为预备将来的社会生活，他的自身就要为社会生活。（《北京大学日刊》 1920年3月5日）他认为，本能是教育的基础。教育就是“要使课本中所教的都是儿童本性中能领会的，能在将来应用到实际的”。（《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1日）他还说：“学校不但要使儿童有新的环境，还要养成他更大的经验，把各种环境联络起来，组成社会的世界的观念和经验”。（《北京大学日刊》 1919年11月6日）他还谈到了五四运动，他承认“这次运动于我做讲演文稿时的观念很有影响。因为在我看来，这次运动，就是表一种觉悟，知道学校和社会有密切的关系，学校确要对社会负一种责任”。但他认为这个运动有“三种短处”，“（1）是偶然的事实，不是预定的计划；（2）是感情的行为，愤极而出之的；（3）是消极的禁止某种政策的实现”。因此他希望学生们做中国的荜革新事业，必须“慢慢的一步一步做去”。（《北京大学日刊》 1920年3月8日）

此题目的讲演持续到第二年二月二十日结束。（《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2月26日）

10月3日 晚上8时，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在本校新大楼第三十六课室开会欢迎杜威，并请他讲演。（《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9月29日）

10月6日 杜威夫妇偕其女儿赴山西太原考察教育成绩并参加第五届“全国教育联合会”。胡适和万元甫陪同前往。（《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16日）

10月9日 在太原讲演《世界大战与教育》。（《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16日）

10月10日 在太原讲演《品格之养成为教育之无上目的》。（《北京大学日刊》 1919年10月16日）

10月11日 在太原作《教育上的自动》的演讲。（《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16日）

10月12日 下午在全国教育联合会讲演《教育上试验的精神》。（《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16日）

10月13日 在太原作《高等教育的职务》的演说。杜威在太原的演讲均由胡适翻译。（《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16 日）

10月14日 离开太原。（《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14日）

10月15日 晨，从太原抵京。（《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16日）

10月15日 从当日起，《伦理讲演纪略》开始陆续发表在《晨报》上。该演讲由胡适任翻译。杜威在讲演中说：“道德本应环境而起，某种道德对于某种环境为善，对于他种环境又不然”；并认为“道德无止境”，道德“应该求新经验新观念的生长、来应付时势，不应该盲从旧法”。关于道德的极则，他认为不是当代圣人的德行或习惯，而在原理，由原理“规定他生长的趋势，依原理进行”。他认为中国的“五伦是不平等的，是严尊卑，定上下，蔑视个人利权的”，“西方伦理尊重个人利权”，“是平等的”。他还认为，“大抵一种改革，一定要拿旧文明做根据，渐渐的吸收溶化新文明，使老的发展成新的”。

他在谈到人性的问题时认为，“同情怜佩慈悲互助才是天性”。

他还谈到了社会历史的发生和发展，认为“家庭、政府、宗教、和财产私有”以及“种种制度都是从欲望发生出来的”，这种“人类的本能冲动和欲望是很难变更的，与其废除财产私有，违反人性，不如均分财产，使人人满足”。他还认为“爱是改良社会最重要的原动力”，“文明进化的历史，是特立独行之英雄的历史”。

10月19日 北京大学与教育部、尚志学会、新学会为庆祝杜威六十岁生日特于下午七时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开晚餐会，以表庆贺，晚餐后，蔡元培先生致词，称杜威为“西洋文明的代表”；并认为“孔子的理想，与杜威博士的学说，很有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文明要谋合的证据了”。杜威也讲了话，由胡适任翻译。他说“我到中国的时候……正遇着学生界的一种新运动。从此天天有新变化……我也不免受了些影响……”他建议中国多讲西洋文明中哲学等方面的学问，“不但可以解除东方人从前的观念，并且可以补救西方物质文明的害处”。晚餐会十一时结束。（《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22日）

10月 除外出时间，逢星期六下午四时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继续作《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演讲。（《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2日）逢星期日上午九时在教育部会场继续讲演《教育哲学》。（《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2日）

11月14日 下午参加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纪念日活动，被邀请在大会讲演。（《北京大学日刊》 1919年11月14日）

11月14日 晚上八时至十时在北京大学讲演《思想之派别》。本拟在文科三十六课室讲演，因要求听讲者过多，故改在法科大礼堂讲演。（《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1月14日）这个题目的讲演逢星期五晚上八时开讲，自本日起。杜威在演说中介绍了西洋哲学史的四派，即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系统派，以笛卡儿为代表的理性派，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派以及实验派的思想，并分析了他们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及缺点。他在谈到实验派的方法时，认为总括有两句：

（1）实验要使知识学问学理，格外切于实用，不是空趵无用的知识。

（2）使人生的行为，格外根据有意识的行为，受知识的支配，不要作无意识盲从。

他还认为，“古来多少学理，都是些纸上空谈，又多少行为，都是些茫无意识……所以实验的方法，是世间人类幸福唯一的保障”。

此题目的讲演持续到第二年1月30日结束。（《思想之派别》，《杜威五大讲演》，1920年9月版）

11月22日 “自治演说”稿发表，由胡适翻译。（《平民教育》第7号， 1919年11月22日）

11月 逢星期日上午九时，在教育部会场继续作《教育哲学》的演说。因天气寒冷，从11月30日开始，推迟半小时开讲。（《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1月26日）

逢星期六下午四时，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继续讲演《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1月26日）

继续作伦理演讲。（见当月《晨报》）

12月17日 北京大学举行二十二周年纪念会，应蔡元培校长之请作《大学与民治国舆论的重要》的演说，由胡适翻译。他讲道：“一国的教育制度不得不有政治的作用，大学更不能不有造成舆论和指导舆论的责任。”（《晨报》1919年12月20日）

12月24日 从北京动身往济南去。当日，北京接到张树元督军的电报，拒绝他去。杜威到了山东之后，督军省长派代表欢迎，并说，“请他们来讲演，我自然不赞成，但既然已来到，我就欢迎”。（彦之：《济南两周见闻记》，《晨报》1920年1月23日）

12月29日 在济南作末次讲演，题目是《新人生观》。报上的广告，为了避掉“新”字，只写“人生观”三个字，讲演时当场才添上一个“新”字。该讲演由胡适翻译。大意是，人要应付环境，征服自然而生活的。环境不同了，时势变迁了，我们应付的方法，征服他们的工具，也要变的。所以我们的人生观是动的，不是死的，是时时刻刻的进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是要创造的，不要仅是保守的。世时原没有放诸四海而皆谁，施诸万世而皆可的道理。新的人生观便是德谟克拉西的道德观，就是人类同立在道德的、学问的、生活的平等地位。

当晚，济南中小学教职员开谈话会招待杜威。山东教育厅长袁道冲在发言中颇不满意《新人生观》的讲演，其中认为，旧的不尽可废，办教育的应该教学生效法，学生的行动才不至于出轨。否则一味鼓吹让他们新，那还了得吗？袁道冲这番话遭到胡适的驳斥，胡适认为，“国故”内要分“国粹”“国渣”，袁讲话中提到的‘学之为言效’就是“国渣”，当应去掉。教育学生是要教他创造，不是要教他效法。（彦之：《济南两周见闻记》，《晨报》1920年1月23日、24日）

12月 除外出时间，逢星期五晚上继续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作《思想之派别》的演讲。逢星期六下午四时在法科大礼堂讲演《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逢星期日上午九时半在教育部会场作《教育哲学》的演说。此外还继续作伦理演讲。（见当月《晨报》）

1920年

1月中旬 外出讲演回京，自本月16日起，继续在京进行《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等讲演。（《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月13日）

1月20日 在中国大学讲演《西方思想中之权利》，由胡适任翻译。他说，“照权利观念的进化说，即权利无论什么人不能侵犯，无论什么人不能收回，是人人所应有的。不管地位高低，金钱多少，年岁大小，及什么男女，什么宗教的区别”。（《晨报》1920年1月24日）

1月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新设了一个教育研究科，以造就专门教育人才为宗旨，请杜威主讲，所授功课是用《How We Think》（《思维术》）为课本。（《晨报》1919年11月26日第一版）

2月 逢星期六下午四时仍继续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讲演《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2月21日（星期六）因是阴历新年，故提前于2月18日（星期三）在第三院大礼堂讲演。（《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2月17日）

逢星期日上午九时半仍继续在教育部会场讲演《教育哲学》，并在当月2日结束此题目的讲演，（《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月31日、2月18日、27日）

3月5日 晚上八时，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开始作《现代的三个哲学家》的讲演，由胡适翻译。这个讲演是他应特别请求而作的，为的是在罗素1920年到达中国讲学以前介绍罗素。在此题目的演讲中，杜威介绍了詹姆士、柏格森、罗素三位哲学家的思想、观点和特点。最后指出他们三人在哲学土的贡献，詹姆士的贡献是“提倡那靠得住的将来。这个将来是可以生存的，可以由我人任意创造的”。柏格森的贡献是“顿觉的观念”。罗素的贡献在于“可以矫正前者的坏处，提倡广大公道不偏于个人的知识，以此帮助顿觉，指导我人创造的进步”。此演讲逢星期二、五晚上八时继续讲演。此演讲在当月结束。（《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11，16，17，19，20，22，23，26，90，30 日， 4月13，16，19，26－30日）

8月6日 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作《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第十六次讲演，即该题的最后一次讲演。（1920年3月29日《晨报》）

4月 由新教育共进社^[1]公请南下讲演， 时间从1920年4月1日至6月30日，行程安排是：四月起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演，专设讲席一个半月，讲演《教育哲学》、《哲学史》与《试验伦理学》。由该校学监主任刘伯明担任翻译。同时还在南京进行其他的一般讲演。五月后到各地讲演， 由南京高师校长郭秉文.教务主任陶行知和刘伯明轮流担任翻译。（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4月22日第10版）

《试验论理学》的讲演里杜威认为，伦理学是思想的科学，是求真理求正确知识的工具。伦理学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创造人生的知慧^[2]，用于指导、改造人生。他还论述了归纳法，演绎和证实的历程，介绍了试验伦理学的要义与试验方法在逻辑上的位置和重要。最后认为，物质科学虽然已善应用试验方法，并取得很大的效果，而人生社会问题，似尚未能及此。他希望以后人生问题，亦能利用试验，并期望其效果亦如今日之科学，或能驾而上之。（《晨报》1920年9月20日—10月10日，较早的是在《学灯》（上海《时事新报》副刊）上发表的。见《学灯》1920年4月19、22、25日，5月21、29日， 6月2、9、11，19日）

秋至1921年夏 一年间在北京高师教育研究科讲授“教育哲学”，即用所著《平民主义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为教科书。（《教育丛刊》（上海）2卷1集）

4月22日 先是北京大学打电报给哥伦比亚大学请求该校批准杜威留校再任哲学教授一年。杜威夫人该日得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白特劳博士复电，允杜威续假一年。（《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24日）

5月7、8日 应江苏教育厅邀请，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演讲的题目是：（1）社会进化之标准。（2）近代教育之趋势。（3）普通教育。（4）教育者之天职。由刘伯明任翻译。（1920年5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

《教育者之天职》之演讲是在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作的。他认为，“教师是学生底^[3]领袖”，“所谓领袖就是指导人，对于后面的人有指导责任”，教师对学生不能强迫灌输，对学生要有同情心。教师还要有牺牲精神，乐于从事乡村教育。（1920年5月30日《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

5月12日 《教育之要素》的讲演稿发表。（1920年5月12日《学灯》（上海《时事新报》副刊））

5月17日 结束在南京的讲演活动，出发至各地讲演。

当日到达镇江。住金山江天寺。（1920年5月20日 上海《民国日报》第10版）

5月18日 上午九时，由镇江劝学所“请至西大街镇舞台演讲。张县知事及各学校教员学生，均到场听讲。各界人士，到者尤众。该地几有容积不下之势……刘伯铭（明）君译述，演题为《学生自动之真义》及《教育家之天职》”。（1920年5月21日上海《民国日报》第6版）

散会后，省立第六中学，“复邀杜博士及刘伯铭（明）君等，至该校叙餐。扬州方面，特另备小轮－只，来镇迎请。五时许即一同赴扬，抵埠已七时。当赴天成旅馆休息。是日晚夕假座公园。”（1920年5月21 日上海《民国日报》第6版）

5月19日 游览扬州瘦西湖风景。（1920年5月21 日 上海《民国日报》第6版）

5月20日 在扬州大舞台讲演《教育与社会进化底关系》与《“自动”底真义》。由刘伯明翻译。在《教育与社会进化底关系》的演讲中，认为“必须社会一般的人民身体健康，一般的人民经济充裕，一般的人民确能自治，然后社会自然进化， 自然日新。所以要预料他日社会底情形，且看今日所施的教育。”（1920年5月23日《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

在《“自动”底真义》的演讲中指出，自动的要素有三：（1）发展精神，遇事要作周密的规划经营。（2）临机应变。遇事要能通权变达，以取成功。（3）集中力。做事必百折不挠，一步一步做去。以这三个要素，“做自动的标准，再同向社会方面做去，在个人－定成功，在社会就会有进步，自动的真意义即是如此”。（1920年5月25日《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

5月21日 赴清江。（1920年5月20日上海《民国日报》第10版）

5月23日 晚，从清江赴镇江。（1920年5月20日 上海《民国日报》第10版）

5月24日从镇江乘特别快车到常州。下榻青年社新屋。其夫人及女儿已由镇江返南京。（1920年5月22日 上海《民国日报》第6版）

5月25日 上午，由留美毕业生钱逸章引杜威游犧舟亭、文笔塔诸名胜，并参观工厂。（1920年5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第6版）

下午假教会恺乐堂为会场演讲《学校与环境》，由刘伯明翻译。“大旨谓欲求学校发达须注意社会环境。其说为三项：（1）学校生活与家庭生活不可隔膜；（2）学校当提倡公共卫生；（3）学校与地方实业之关系。”“到场者有武进姚知事，霍约翰教士，胡稼农牧师，本地教育行政人员，各校校长教员、第五中学、县立师范、女师范全体学生济济一堂，颇极一时之盛。”（1920年5月30日《晨报》第8版）

5月26日 上午讲演《学生自治之真义》，由刘伯明翻译，大意谓，要从“自”与“治”两意着想。主持学校者当知管理是一种方法，非一种目的。学校中应使学生对于管理上有切实的了解，一方面发挥其能力及责任心，诱掖鼓励俾真能自治。

下午，讲演《新入生观》，由刘伯明任翻译。（1920年5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

25日和26日的演讲，“绅学两界前往听演讲人数极众，各乡小学校教员俱远道赴会听讲”。（1920年5月30日《晨报》第3版）“两日听讲者各有三千余人。”（1920年5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第6版）

5月27日 上午八时在青年社演讲“青年道德之修养”。听讲者仅限于社员。讲毕即乘十时三十四分车赴沪。学界及教会中之代表到车站欢送。（1920年5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第6版）

午乘车抵上海，同行者有夫人、女儿及刘伯明、杨贤江。寓沧州旅店。杜威等人到上海时，黄炎培、沈恩孚、刘汝梅等人到车站欢迎。（1920年5月30日《晨报》）

《知慧度量法底大纲》的讲演稿在《觉悟》发表。该演讲的大意是说：“知慧度量法的最大用处：第一，是区别低能儿童和普通儿童；第二，是区别低能儿的等第和关系。而现代最大的问题，也不外两种：第一，是怎样叫做知慧（先天的能力）？第二，是怎样才算是后天得到的能力？人类智力程度的不齐，是先天的关系呢？或后天的关系呢？东西文明相差甚远，吾人正好利用知慧度量法来测量一下，若试验底结果，东西洋人民是相同的，那一定是属于先天的关系，否则，就是后天的关系了，就是教育方法不好的缘故。”（1920年5月27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

5月29日 上午十时在第二师范讲演《教育者之天职》，由刘伯明翻译。（1920年5月30日《晨报》）

下午二时 应中华职业教育社之请到中华职业学校，在该社举行的第三届年会上演讲《职业教育之精义》，由刘伯明翻译。（1920年5月26日上海《民国日报》第10版）他认为，一切的学校即是工场商铺，一切的工场商铺即是学校。即使家庭的或店铺的小工艺，也要和学校发生关系。旧的工艺一定要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改良。此外，职业教育要打破知识界和劳动界的阶级制度，铲除劳心劳力的观念；还要从社会国家方面着想，增加社会一般人的生产力。（1920年5月27 日《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

当晚七时，中华职业教育社借座一品香聚餐，并公宴杜威夫人及女儿。（1920年5月29日上海《民国日报》第10版）

5月30日 上午十时半，杜威夫妇偕其女儿及刘伯明到中华职业学校参观。参观毕，即在校午膳。（1920年5月31日上海《民国日报》第10版）

下午二时在职业教育社讲演《职业教育与劳动问题》，由刘伯明翻译。（1920年5月30 日《晨报》）大意是，解决劳动问题，应当在教育上倍下工夫，就是要增进资产阶级的程度，增进劳动者方面的教育，使工人身心的幸福有尽量的发展，这才是免除劳动问题的最稳妥的办法。（1920年5月31日《觉悟》（上海《民国日报》））

5月31日 上午十时在吴淞同济学校讲演《专门教育之社会观》，由刘伯明翻译。杜威认为：“职业教育的要旨，在乎用科学方法，提高一国的经济状况与国民生活。”职业教育是“一种公益有利的事业”。还认为，“现在新教育方法，与前不同的地方，就是劳心的人，亦当兼具劳动的本领。将这两种昔相歧义的要素，熔冶一炉，这不能不归功平民主义的影响”。（1920年6月8日《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

下午六时在约翰大学讲演《科学与人生》。（1920年5月30日《晨报》）

6月1日 下午四时半，应江苏教育会所请在中华职业学校讲演《新人生观》，由刘伯明翻译。“下午三时后，听讲者已陆续到会。至四时后竟至坐无隙地。后至者均旁立而听。约有一千三百余人。”（ 1920 年6月2日上海《民国日报》第10版）

晚上八时，在南洋公学讲演《工艺与文化之关系》， 由刘伯明翻译。（1920年5月30 日《晨报》）认为，“人类的进化，无非是工业的进步”，没有物质的进步，“文化就失去了根据”，工业对人的精神影响很大，“有了工业的发展，然后能解放人的精神”，而“工业的发达，全靠科学的应用；但科学如不应用到工业上，也是没用的”。（1920年6 月6日《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

6月2日 上午十时在沪江大学讲演《国家与学生》。

下午七时半在上海青年会讲演《社会进化》，由刘伯明翻译。（1920年5月30日《晨报》）该演讲认为，判断社会进化的标准有几个方面：（1）体育，国民注意体育，身体健康；（2）经济，平民的生产力与生活程度提高；（3）交际方面，打破自私自利的旧习惯，培养互助的精神；（4）品性方面，有自治的精神和自制的能力。另外，还有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教育。它是以上四种标准的核心。世界的进化，是由教育提倡的，促进了教育事业，以上四个方面也可以促进了。（1920年6月7日《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

6月3日 上午十时在浦东中学作《公民教育》的演讲，由刘伯明翻译。（1920年5月30日《晨报》）此演讲的大意是，要培养出良好的公民：一、要“从学校组织及管理方面做起”。“因为学校是一个社会，学生就是社会里的公民，学生在学校里边受公民的训练，那就是公民教育。”二、教师教授时要培养学生公共的精神和互助的精神。三、“把现行的学科，根本改组，改用与社会有密切关系的学科。”（1920年6月4日《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

下午四时半应江苏省教育会之请在中华职业学校讲演《德谟克拉西之意义》，由刘伯明翻译。（1920年5月30日《晨报》）

6月4日 上午十一时，乘大德轮船赴南通演讲。夫人、女儿及刘伯明同行。（1920年6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第10版）

6月5日 上午八时，乘轮抵天生港。九时入城。住高诚身牧师家。（1920年6月9 日上海《民国日报》第7版）

同日 在沪江大学所作的《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关系》之讲演稿在《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发表，由刘伯明翻译。大意是，“教育发展，包括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总要学说与实验同时举行”，“就是说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要生关系，普通教育要有职业教育去帮助他，职业教育也要有普通教育去救济他”。“职业教育有社会目的，是为公共利益而生的。”（ 1920年6月5日）

6月6日 上午八时至更俗剧场演讲《教育者之责任》，由刘伯明翻译。听众“注意静听，毫无嚣气”。“实到两千人，以各校教职员学生居多。”（1920年6月9 日上海《民国日报》第7版）

6月8日 赴上海。（1920年5月20日上海《民国日报》第10版）

6月9日《教育与社会之关系》之讲演稿在《学灯》（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发表。徐守五翻译。（1920年6月9日）

6月10日 上午十时半乘车抵杭州。夫人、女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郑晓沧及杭州赴沪代表二人同行。下榻于清泰第二旅馆。（1920年5月20日，上海《民国日报》第10版，1920年6月10（同前）第8版，1920年6月13日（同前）第6版）

下午一时，乘兴至运动场讲演厅讲演《小学教育之新趋势》。由郑晓沧翻译，教职员及学生已到三千余人。他讲，教育的新趋势就是打破了教育为少数人所享的权利的状况。又说：“国家有（共和制度），而教育亦必欲有（共和制度），西方相辅而行。则国家基础可固矣。”“十年或二十年后中国之强与不强，全视小学方面之趋向如何。”“故欲谋多数人的福利，非增设小学不可。尤非先养成多数良师不可。”（ 1920年6月13日上海《民国日报》第6版）(www.xing528.com)

6月11日 在马坡巷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讲演《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和《社会主义与社会进步》。（1920年6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第8版）

6月12日 上午，浙江省教育会假律师公会，开会欢迎杜威。“各校校长及学务各机关人员到者，约有六十余人。会上由教职员联合会提出四种问题。”“与杜威讨论至十二时方毕，并摄影留念。”（1920年6月15日 上海《民国日报》第8版）

下午四时，借青年会屋顶花园讲演《德谟克拉西的真义》。“至三时已坐满难容，后至者竟无立足之地。”郑晓沧翻译。（1920年6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第8版）他认为，德谟克拉西主义的定义，就如林肯所讲的，“是一种政治，是一种‘为民的’，‘由民的’、‘被民的’政治”。这定义包含有三种要素：（1）“德谟克拉西底目的，专为人民底幸福、不是为私人底一部分底幸福”；（2）“由民的” 就是民意的重要；（3）“政治的组织”。这个政治底组织，是从人民选出底代议员所组织的。（1920年6月16日《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

6月13日 上午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讲演《德谟克拉西底社会分子应有的性质》，由郑宗海翻译。此演讲主要是谈在德谟克拉西底社会里所需要的态度。提出要注意三件事：第一是虚心，在各方面有可以得到一种知识，或技能的地方，总得想法子去学习他。第二是有目的，“德谟克拉西底社会做事要有明确的目标，和有秩序的计划”。第三是责任心，必须在“人格上养成一种坚定不移的精神”，无论“前途怎样艰难”，“总要努力的向前去负责”。（1920年6月16日上海《民国日报》第6版）

6月14日 应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所请，在西湖凤舞台演讲《科学与人生之关系》，由郑宗海翻译，到会者一千余人。他认为，科学对于人生改良之方法有二：（1）人类自省能力勿使其处于被动力。（2）观念上之改良。并认为科学非由物质而来。乃溯源于精神方法之状态，理想方面之元素。还认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即明日实行，人民必不能增加一倍之利福。非有许多科学之研究，科学之政良，济之于世不可。（1920年6月20日上海《民国日报》第7版）

在杭州期间，还在杭州第一师范作了题为《造就发动的性质的教育》的演讲。他认为，造就发动的性质的方法有下列三种：第一是“注重游戏运动”，游戏运动，能够使一个被动的、静穆的、无生命的人，一变而为活动的、有生气的、有用于社会的人；第二是“注重手的活动”，手工活动，“给我们以表现思想的机会”；第三是“注重天然物象的观察和实验”。“如果能够切实地奉行这几种方法，变化社会、改造社会，都易如反掌的。”（1920年6月17日 《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   

6月15日 乘车返沪。（1920年6月10 日上海《民国日报》第8版）

6月16日 赴徐州。（1920年5月20日上海《民国日报》第10版）

6月17日—19日 在徐州作演讲。（1920年5月20日上海《民国日报》第10版）讲演的题目有《教育的新趋势》和《教材底组织》，由刘伯明翻译。在前一演讲中，他认为，最近教育底新趋势，就是要注重学生本身的动作及能力发展，并要注重学生生活与社会生活底联络，补足旧式教育的漏缺。（1920年6月30日《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

在《教材底组织》的演讲里，提出应从三个方面改组教材，以促进儿童底自动。第一，是游戏。游戏就是运动，运动能发展精神，活动身体；第二，是手工，能够使学生独出心裁，发表意匠，养成创造的能力；第三，是科学，能使儿童用耳、目、脑筋，去自己观察、发明、实验。（1920年7月1日《觉悟》（上海《民国日报》））

6月21日—26日21日 抵达无锡。“县署第三科主任、劝学所长、暨县市教育会正副会长等，均到车站迎迓。”下车后，“即同至行素别墅。经本邑各绅董迎接入内。茶点后，同赴第三师范欢迎会”。当日“作短时演讲”。22日至25日为演讲期间。讲演问题：（1）试验主义。（2）学生自治。（3）学校与社会。（4）近今世界与教育思潮。（1920 年6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第6版）他在《试验主义》中认为，“如今要调和新旧的意见，非取折中的方法不可，所谓折中方法，就是‘试验主义’了”。他提出“试验主义”结论的三要点是：（1）教育行政方面，组织学校，应该考察英、美、日本等国的教育制度，参酌国内的习性，然后规定教育方针，不可盲从欧美学制。（2）地方办教育的人，不可照了中央规定的教育制，依样葫芦，应该参酌各处风俗人情，变通办理。（3）科学的精神必定要及于全社会，教育为解决各方面种种问题的中心点，注意教育，其他种种问题也因此而解决了。他还针对当时中国人民的反封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发表意见说：“中国人以为家族制不好，而不求所以改良的方法，专想从根本上推翻，所以以往酿成巨变，不知中国家族制，却有团结的精神和孝友的德性， 岂可涉于过激主义，专门从事推翻么？”又说中国“经济分配本来相差不远，不像西洋操于少数人手中；但是青年过激的人，往往提倡社会主义和均产主义，此也不合国情，徒见紊乱而已”。（1920年7月16日《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

6月27日 赴苏州。（1920年5月20日上海《民国日报》第10版）

6月28日 在苏州讲演《教育者底责任》，由郑晓沧任翻译。(1920年5月20日上海《民国日报》第10版，1920年7月3日《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

6月29日 在苏州讲演《教育与实业》，由郑晓沧翻译，提出“教育与实业”应当双方并进，不能偏重一方面。（1920年7月2日《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

在苏州期间还作了《学校与社会》的演讲。郑晓沧任翻泽。认为，“教育是救国的根本，教育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提出，在教育上应注意三个要点：第－，“谋教育的普及”，“要注重女子教育”。第二，学校“应当做成一个社会的缩影”。第三，“各科教材的内容，须选取能够代表现时代的生活状态的，不当专门选取古代的现象的”。（1920年7月11日《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

7月9日 《教育行政之目的》演讲稿在《觉悟》发表，由郑晓沧翻译。他提出，“对于组织学校教育行政的人，都应该有学者的态度，如照着机械的行政做去，乃是机械的、呆板的、对于大的目的不看见了”。“行政界中所当研究的：是世界上的情形，以及社会上的情形，怎样可以使社会进步。”（1920年7月9日《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

7月 北京大学请杜威下学期专任哲学及教育学教授。请杜威的女儿罗茜女士专任史学教授。（《晨报》1920年7月11日第三版，《北京大学之新施设》）

8月1日 晨报社出版《杜威五大讲演》。（即《社会哲学及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现代三大哲学家》与《伦理学》）。（1920年5月28日《晨报》）

9月16日 《学生自治的组织》讲演稿发表，此讲演由郑晓沧任翻译。认为，“自治的意义‘不是绝对的不许外界插入干涉，乃自己练习管束自己的意思’，学生组织这一种机关……不是去管教习，校务、及学校以外的一切事的”。还说：“考查历史，偏是先有专制国，后有民主国，其中的原因，是人民都有一种‘惰性’。”（1920年9月16－19日《晨报》）

10月17日 北京大学举行第二次授予名誉博士典礼，授杜威以哲学博士。（《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教育杂录》第26页）

10月25日 湖南省教育会于10月25日—11月4日举行盛大的讲演会。邀请国内外著名人士杜威、罗素、蔡元培、章太炎、胡适、张东荪、李石岑、吴稚晖、杨端六等人到湘讲演。胡适因病没应邀南下。杜威夫妇25日上午十一时乘火车抵长沙。下车后，杜威夫妇下榻颜克卿医生家。在颜宅午餐。午后，拜访谭延闿省长。（1920年10月15日、26日长沙《大公报》第6版）

10月26日 省教育会会长陈凤荒与朱剑凡、舒新城同往颜宅拜访杜威。（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26日第六版）

下午二时半至四时半在遵道会开始讲演《教育哲学》，由明德学校教员刘树梅担任翻译，谭延闿省长亲临会场，并任该日会议主席。听众约有80多人，会场座为之满。（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27日第6版）

10月27日 下午二时至四时在第一师范讲演《学生自治》，由刘树梅任翻译。听讲者为各中学以上学校学生代表约千数百人。他认为，现在的学生自治，就是将来的国民自治，所以学生自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自治的目的，不是与管理员争夺杈力，乃在自由思想，乃在养成自立性，乃在将来成一个健全的国民。（1920年10月28—29日长沙《太公报》增刊）

午后六时，教育会在该会西偏楼上公宴各讲演名人，尚有军政两界高级官员参加。杜威在宴席上作了简短演讲。略谓，湖南现在适为中国之瑞典，以后深望注意教育方面，以求真正幸福。杜威夫人也发表讲话，主张男女同校，甚望湖南政府及各教育家加急推行。（1920年10月28日长沙《大公报》第6版）

10月28日 上午八时，往岳云中学参加北大同学举行的欢迎会。

上午九时，赴遵道会讲演《教育哲学》，由曾约农任翻译。

下午二时半至四时半在遵道会继续讲演《教育哲学》。（1920年10月29日长沙《大公报》第6版）

10月29日 下午二时半至四时半在遵道会场讲演《教育哲学》。

10月30日 上午九时半在第一师范讲演《教员是领袖或指导员》，由曾约农翻译。听讲者为各师范学生。（1920年10月29、31日长沙《大公报》第6版）

下午二时半至四时半在遵道会讲演《科学与近世文化之关系》，曾约农翻译。（1920年10月31日长沙《大公报》第6版）

下午六时，赴省农会，总商会，长沙县教育会、报界联合会、律师公会、青年会、实业协会、中华公会八团体在总商会举行的欢迎各演讲名人的宴会。到会者八十余人。在宴会上，作了简短讲话，由赵运文翻译，他讲，“自来中国，一年有余，多蒙各处欢迎。但不如今日之盛，尤为感谢”。并表示，“来华美人不论何界，不仅为自己利益计，俱愿为中国人民尽辅助之力”。其夫人也表示，来湘受有八次之欢迎，今日又承八团体欢迎，印象甚深，以后甚希望送八倍、八十倍、八百倍学生到美为幸”。（1920年10月31日长沙《大公报》第6版）

11月1日 上午八时至九时参加省议会举行的欢迎会。

上午十一时，到遵道会参加中华工会举行的欢迎会。军警政绅商学各界到者不下五百余人。

下午二时讲演《教育哲学》，此为在湘最后一次讲演。

下午四时至六时，到长沙总商会参加湖南报界联合会举行的欢迎座谈会。谭延闿省长等人士出席作陪。会上杜威就关于制宪问题作了简短讲话，由曾约农翻译。他认为。在美国，各下级自治机关，组织完备，故制宪较易，中国则较为困难。宜先注重教育实业，与民休养。可定一临时宪法，暂行若干年，再正式制定。

晚上八时至九时，军警学三界在教育会设席为杜威夫妇饯行。（1920年11月2日长沙《大公报》第6版）

在湘期间，曾在雅礼大学作《讨论学生毁偶像事》的演讲。认为，长沙师范学生毁城隍神像，表示出学生有破除迷信，改良社会的决心，此行动受百姓的反对，诚是可叹！并认为学生所行的办法，不是一个积极的创造的政策，所以结果失败。建议学生以后对于改良社会应用极稳当的方法做去，才不至于失败。（1920年11月2日长沙《大公报》增刊）

11月2日 下午四时，乘坐沙市轮船往湖北汉口。

在湘演讲期间，湖北王督军特派外交顾问刘明钊往湘邀请杜威、蔡元培诸氏赴鄂演讲，杜威允便道过鄂讲演数日。其他人一律谢却。

离湘时教育会送致菊花石岩及湘绣等各种礼物。

杜威预备在鄂演讲四日。

1921年

3月6日 在北京高师美术讲演会所作的《论中国美术》的讲演在《晨报》发表。在此演讲中，他认为中国美术在世界美术史上要占一个很重要、很荣誉的地位，中国研究美术的人应注意保存古代的美术品，并要唤起学生及一般人保护美术的注意，还应该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进步改良之道。他还认为，美术本身有价值，此外，还有实用上的价值。（1921年8月6日《晨报》第7版）

4月12日 应厦门大学校长邓芝园之邀请南下福建。该日偕其夫人、女儿由厦门安抵福州。住于福州城内鸟石山石师姑宅。是日下午往访李督军后，即赴西湖公园参加各界为他而举行的欢迎会。（1921年4月23日《晨报》第6 版，1921年6月22日《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

杜威到福州后，各界请求杜威讲演者甚多，北京大学学生有电到闽，请求保全杜威健康，谓每日只可讲演两小时。故福州教育界人士特为杜威限制讲演时间，每日日夜只限二次，每次一或两小时为限。（1921年4月30国《晨报》第6版）

4月13日 下午二时至五时，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讲演《教育者为社会领袖》。由王淦和（青年会干事）翻译。（1921年4月30日、5月2日《晨报》）

4月14日 上午在青年会讲演《自动的研究》。他说，“解剖自动之内容，实不出于定目的求实验之二作用也”，“欲与社会自动力之强弱，唯视游戏场自动游戏之程度而定之”。“中国今日急务，应于各地方建设公共游戏场”，“学校中手工一门，尤宜多制自动的玩具，是亦养成儿童自动之一道也”。（1921年4月23日、6月22日《晨报》第6版）

晚上，赴协和大学欢迎宴会，在宴会上作短篇讲演。（1921年4月10日《晨报》第6版）

4月15日 上午在青年会讲演。（1921年4月23日《晨报》第6版）

下午在尚友堂讲演《民治的意义》。何谓民治？他举例说：“就此尚友堂中所办理慈善卫生教育各项事业推之，即办民治。”又指出，“事事待助于人，则我之力量日益减少。……民国成立，十年于兹，人民咸抱觖望，顾所以致此者，不在政府，实在人民之有倚赖性……诸君诚能祛此积弊，力谋互助，人人知互助，则民治日进，国本日巩矣”。（1921年7月8日《晨报》第7版）

4月17日—18日 偕夫人、女儿前往福州名胜鼓山游览，当地教育科长等人陪同前往。（1921年4月30日《晨报》第6版）

4月20日 在福建青年会讲演《国民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主张“新教育，宜在培养多数人才，是为国民教育为必要”。反对中国的旧教育，只注重培养官吏人才。认为“有良好之国民教育，斯有良好之中等以上教育”。国民教育的普及，可避免少数有教育之人专恣横暴，可得多数之领袖人才，才可强国。（1921年6月20日、21日《晨报》）

4月20日—22日 在福建第一中学讲演《自动与自治》。谓：“学校自治，非徒以维持校内秩序，并将以协助社会，使合于共和的。”在谈到自动的问题时，他认为教育者应“启发儿童之好奇心，而授以适当之材料”。4月22日是杜威在福建的最后的讲演之日。（1921年5月3、5、6日《晨报》第7版）

4月21日 在福建省教育会作《美国教育会之组织及其影响于社会》的演讲。他介绍说，在美国无一国立学校，教育在中央不设专部，特附属于内务部。全国之学校，无得中央之补助，遂亦不受中央之干涉，各州之组织教育行政，虽有独立机关，其内容不统一，权限亦甚小。教育行政长官，乃由普通人民或议会选出，筹措经费，由各州教育行政组织解决，或由税中抽出若干，或另行捐募。（1921年5月7日《晨报》第7版）

4月 在厦门大学曾作《大学的旨趣》的讲演，认为，中国所以不能发达的原因，就是无教育的缘故。中国根本的解决，除教育普及外，再没有办法了。中国从前培养人才，多半用奴隶教育，如八股策论等。无非养成国家的玩物。故以前的科举，可为一般旧人物的代表，现在的大学，可为一般新人物的代表。现在中国的大学，应培养工商业的领袖，政治和社会的领导，自然取代腐败的旧官僚。他建议学生不但要用功读书，而且要注意课外自治方面，养成互助的精神，并在将来把这种精神发挥开去。（1921年4月25、26日《晨报》第7版）

4月 在福州青年会还曾作过《教肓与实业》、《天然环境社会环境与人生之关系》和《习惯与思想》等几种演讲。

在《天然环境社会环境与人生之关系》的演讲中，认为教育应十分注意天然环境社会环境，学校教材不应依赖外国，而要就地取材，有自家的本色。（1921年6月28、29日《晨报》第7版）

在《习惯与思想》的讲演中，他说：“人喜墨守习惯，习恶创出思想。”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已有十年，“成绩不过尔尔”，“虽有改造之名”，“而无改造之实”，“今日欲使中国由旧而新，第一须排习惯，重思想”。还认为，人们应付新思潮有三种态度，一是“固执”，“笃守旧习”。二是“盲从”，对于新思潮“不加详察，漫为采纳，如今日赞成共产主义之人，或未尝研究其利害，唯以其最新之制而欢迎之”。以上“此二派互相竞争倾轧，使新旧文化无复有融会之一日”。三是“思想”，“凡事临头，须凭想象之力，以探其源委”，决定取舍，以适应社会。“东西文化，互有短长，苟能调和融会，于二者之间，而创造一种文化，则社会自不难一新面目矣。”他认为第一、二种态度“均属不合”，唯第三种态度“为最适用”。（1921年6月30日《晨报》第7版、《教育与实业》载于1921年5月13日《晨报》第7版）

同月 在福建私立法政学校曾讲演《民本政治之基本》。指出，人权分为身体自由，财产自由与思想自由，三大自由具备，然后可言平民政治。认为“中国自易民国迄今，已十年矣。三大自由权及选举权，名义上似已获得。然以实际言之，尚在若有若无之间”。中国人民必须努力奋斗争回此权。（1921年6月23日《晨报》）

4月22日 晚上，福州各界人士设宴欢送杜威离闽赴粤演讲。在闽期间，广东教育界人士曾邀请他赴粤讲演，后粤教育会会长汪精卫电闽教育厅，请为代请杜威迅速赴粤，并派代表前往香港迎接，故定于4月23日晚自马尾搭海澄轮船前往广东。（1921年5月2日《晨报》第8版）

4月23日 晚，闽教育厅派科长等三人护送杜威夫妇及女儿登轮。并送以闽产之沈绍安漆器及女子职业学校之刺绣鼓山全境一副等物。杜威预备途中在厦门、汕头两埠登陆游览。（1921年5月2 日《晨报》第8版）

4月28日 偕其夫人和女儿抵广州。下榻亚洲酒店四楼111号、115号。到后即偕美国领事入谒陈炯明省长。当日男女来宾多人前来拜访作陪。

4月29日 下午二时至四时在小南门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讲演。首先由陈独秀将杜威的历史略为介绍，然后介绍杜威登坛演讲，韦珏君为翻译，讲题是《自动道德之重要原因》。听众是高等师范职员、学生及各专门学校职员、学生。共约千余人，座无隙地。（1921年5月15日《晨报》第8版）

4月30日 下午二时至四时，在九曜坊教育会礼堂讲演《学校与社会》，听讲者为全省中学校职员学生。

5月2日 下午二时至四时，在教育会礼堂讲演。首先由汪精卫介绍演讲，此次演讲题目为《西洋人对于东洋人之贡献》，听众为各界来宾，其中有不少妇女与外国人，共约千余人。

5月 因须迅速北上，不能久滞广东，不久离粤。当时报纸报导讲：“百粤人士甚为怏憾，百般设法阻止其行，大有扳辕挡路之慨。”（1921年5月15日《晨报》第8版）

杜威此次来粤演讲正是粤军陈炯明赶走桂军占领广东时期，此时广东军民欢迎孙中山回粤，非常国会重在广州集会，成立正式政府，孙中山于1921年5月初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再度揭起护法的旗帜。杜威在广州时“和许多新运动当中之政治的，官吏的，知识阶级的领袖们谈话”，他觉得“他们对于那些事件仿佛很有一个公正的见解。一切的事情和谈话，完全给我一个不同的印象，与我初到广东去的时候心中所有的完全两样”。他认为广东政府“着实干了许多关于中国进步的事情”，“是中国唯一的政治，真为人民的福利，不为官吏的权力和私囊，而且受制于大多数人，不但只有一点好意，而且也有关于政治的近世眼光和知识上的训练的”，并表示“我对于北方政府用军阀的势力去压人，未免要皱眉了”。对于孙中山的政府，他主张“让他去，看他将来怎么样”。（1921年6月16－18日《晨报》第7版《广东印象记》）

5月10日 在女子高师所作的《教授青年底教育原理》的讲演在《晨报》发表。提出，“教授的原理，就是使学校内的教育，和学校外的教育，成为一致”。（1921年5月10、11日）

6月22日 应北京高师学生自治会之请，上午九时在北京厂甸高等师范礼堂作归国之前的最后讲演，讲题是《教师职业的现在机会》。此演讲是谈教师职业精神的增进。谓“这职业精神的社会方面”即在于他们工作的时候，与为社会服务的时候，有统一的精神，团结的精神，互赖的精神，与互助的精神。“职业的精神，就是受知识，受艺术的意思。有了知识和艺术，职业就可进步。”他批评一些教师把教育事业作为暂时栖身之所，把主要的目的与兴趣放在别处，而不考虑怎样使学校改良进步的态度，并就如何提高教师的职业精神提出了一些建议。（1921年6月26、27日《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

6月22日 《南游心影》的讲演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此讲演是应北京高师自治会之所请在该校而讲的。此次演说是谈他南游闽粤各地的感想，他南游的第一感想是中国的交通不便。交通的不便，对政治、工业、知识有很大的影响。南游感想中最深而又最大的是教育费受军费影响，时时裁减，以至教育事业不能发达。他说：“中国现在有两个不能并立的大势力。是什么？一个是教育——知识界。一个是军人。这两个势力相反的程度，已达到有彼则无此，有此则无彼的地步。他赞扬“广州军政府底教育事业……但却有很可喜的现象。换句话说，广东底行政机关要是能延长下去，中国教育前途或者有点希望。因为广州底地方官现在已经画出一个区域，调查该区届入学年龄底儿童底确数，将要实行强迫教育，做他处底模范。”“广东政府的一切设施，都是极诚恳地想着为人民造幸福的。”（1921年6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

5月 以后—离京回国之前曾偕夫人第二次到山东济南讲演。^[4]杜威在济南作了《教育者的工作》《教育之社会的要素》《学校科目与社会之关系》《学校的行政和组织与社会之关系》《教育心理的要素》和《学校与社会的关系》等演讲。

在《教育者的工作》的演讲中，认为，教育有社会的、知识的、个人的三个方面的要素，教育是无阶级的，他认为各国教育的制度可以决定各国的强弱。学校要适应社会的需要， 良好的教育者必须要按民主主义造成民主的国家。 （1921年7月22日、23日《晨报》第7版）

在《教育之社会的因素》的演讲中，指出，现在世界上的工业革命，普通人民要参与国家政权，重视个人的判断发明、选举这三种潮流对于教育影响很大，教育应适应潮流去改良，要注意工业商业教育、普及小学教育，学校要适应人们对自由的要求，给他们以平等的机会。（1921年7月24－27日《晨报》第7版、有的在第5版）

在《学校科目与社会之关系》的演讲中，断定学科与社会的转变很有关系，如自然科学能陶冶人的思想，锻炼人的理解，使人的生活和社会的趋势两相顺应。他反对学校教授修身这门功课，主张让学生去实地考查社会政治、生活的情况，学生自然会受得道德上的教育。（1921年8月3、4、7日《晨报》第7版）

《学校的行政和组织与社会之关系》的演讲主张，对小学教育应较高等教育特别注意，普及小学教育能使一般人了解国内外的事情，对国家能产生良好的结果，能扩充高等教育的基础；要使小学自己能完成，使学生即使不升学，他所学的也能于实际生有利益；教育制度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还认为，要减少功课，减少钟点，使学生独立研究，并且有自修的功夫。（1921年8月8日《晨报》第5版）

《教育之心理的要素》提出，学校的设置第一要和社会的需要相适应，第二要和儿童天性相适应。近代民主社会的精义就是使人人有平等的机会，去作充分的发展，要人得充分的发展，必须适合他的本性。手工、游戏是利用儿童天性的最好的办法。（1921年9月19—22日《晨报》）

在《学校与社会的关系》中认为，学校是社会的单位，像一个小社会。中国贫弱的主要原因，是人人没有团结力，组织力和互助力的习惯和能力。应让学生在学校中接受自治的训练，养成他们的责任心和组织力，然后到大社会方能适应。（1921年9月22、23日《晨报》第7版）

6月30日北京大学，男女两高师，尚志学会，新学会五团体于午间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公饯杜威夫妇及女儿，到会者约八十人。席间，五团体各代表范源廉、梁启超、胡适等人均致词，杜威夫妇及女儿也分别讲了话。杜威希望中国的青年人与年长的人，既要有渴望容纳新思想的精神，又要有实行的精神。（1921年7月1日《晨报》第3版）

7月11日 上午十时离京回国。（1921年7月1日《晨报》）

附：杜威夫人与女儿^[5]在中国的讲演

杜威的夫人及其女儿在中国期间，曾跟随杜威在全国各地作过一些讲演，现收集整理出来，供参考。

杜威夫人的讲演

1919年5月8日 杜威夫人在浙江省教育会讲演《女子教育新义》，由张天祚翻译，大意是，教育上重男轻女是不平等的现象，欲振兴女子教育，非女子自己努力不可。并认为，女子教育之目的，固在造就贤母良妻，但同样应学习普通学校相同的科目教材。女子学习“务使自己思考，自己创作，以启发其好学之兴味，活动之能力”。（《教育潮》第一卷第2期）

1919年8月21日，《初等教育》的讲演稿开始陆续登载在《晨报》上。认为初等教育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制宜。介绍美国关于初等教育的观念是：（一）把儿童当社会的个人看待，一律平等，没有阶级的区别。（二）不授儿童特别的训练，去限制他们将来的职业，只是让他们顺着本能去发展。（三）年限至少也需六年。她还认为儿童教育要注意辨别利用儿童的习惯，使他有益无损，要利用儿童好玩、好动的天性，引导他们成一种自动的习惯。（1919年8月21日至26 日、28日、30日，9月2日至5日，第7版）

1920年5月31日 下午四时半，在江苏教育会讲演《男女同学问题》，由胡彬夏翻译。大意是，要女子能够做事，能够生在世界，一定要使他们受到教育才行。女子将来要负抚养子女、教育子女的责任。做母亲要有聪明和智识去抚养他，教育他。发达女子教育，可使社会加倍进步。（1920年6月27日《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此次讲演，“听讲者十分拥挤，会场上至无立足之地，后至者竟不得入。诚数年来讲演会未见之盛况。而亦足见社会上对该问题之注意也”。（1920年5月29日上海《民国日报》第10版）

同年6月3日 在上海勤业女子师范讲演，题目是《女子教育的要义》，其大意是说，“教育发达的国家、女子教育一定也跟着男子教育同时发展”。“中国教育要求根本解决，全在女子得到平等的教育。”推究政府为什么腐败，“他就是利用了人民大多数无智识这一个弱点。倘使我们要改造政府，那么，紧要的女子教育，就万不可以忘掉”。（1920年6月5日《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

同年6月10日 下午在杭州运动场讲演厅讲演《女子教育问题》。四时十分散会。 （1921年6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第6版）

1919年10月6日—13日 随同杜威赴山西太原作讲演一次。（《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16日）

1920年10月27日 下午二时半，在长沙第一湘女学校讲演《男女同学》，由曾宝孙翻译。听讲者是省垣各女校学生，约有千数百人。她谈到：“女子要求同校，在美国一百年前，已经发起，五十年前，已经实行。”“不喜欢男女同校，即此足以证明家庭教育失败。”只要坚持男女同校，“只要二十年，中国的教育便可普及了”。（1920年10月28 日长沙《大公报》第7版，1920年11月16日《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

同年10月28日 下午二时，在长沙周南女中学校讲演《美国女子在社会上之地位》。李廉方任翻译。她介绍了美国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及其历史发展情况，认为，美国女子能在社会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因为美国女子在社会上做了许多事业，并能团结组织起来，不懈地去争取受高等教育及选举等等的权利。（1920年10月29日长沙《大公报》增刊）

同年10月29日 上午九时到长沙周南女校讲演《男女教育平等》 ，由李镇南翻译。指出，中国女子被男子压迫，简直没有社交的地位。男子应该负责任。要帮助女子，使她们也得到同等的教育。提出女子要以谋公共幸福为目的，要打破不好的风俗习惯，创造一个新的社会，新的家庭。（此讲演的一部分以《婚姻问题与教育》的题目刊登在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30日增刊上）

同年11月1日 上午在稻田女校讲演《男女同校问题》。（1920年10月30日长沙《大公报》第6版）

在湘期间曾作《美国师范教育的情形》的讲演。介绍了美国师范生底目标，是预备将来去教授一般普通人民及幼稚的学生，使他们能认字读书，成为国家善良的公民。学校所设科目是按照社会上特殊的需要而设，高深空洞的学问是不多讲的。教育上最适宜的方法，要以“德谟克拉西”为准的。并认为，国家基础是立于普通教育上面的。（1920年11月26日《觉悟》（上海《民国日报》））

1921年4月14日 在福建女子师范学校作《女子教育之诸问题》讲演。她讲了三个问题：（一）女子师范教育之必要。女子教育为一般教育的根本。（二）学校合群练习之必要。通过此种训练，使学生养成互助的精神，团体生活所必要的规律及自立自由的精神。（三）幼稚园之必要。因为幼稚园的发达，关系到国家能否随时改良增进。（1921年7月5日，6日《晨报》笫7版）

同年4月在福建法政学校讲演《英美女子要求参政权之经过情形》。认为，女子要达到参政目的，不仅须受教育，且须授以男子同等之教育（1921年7月3日《晨报》第7版）

同年4月30日 上午九—十一时在广州教育会向广州女界作讲演。（1921年5月15国《晨报》第8版）

同年5月至7月 第二次赴山东济南，作《女子教育提高的必要》和《女子教育之过去现在和将来》两次讲演。在前一次讲演中，指出，女子受了教育，可以帮助社会、改良家庭，为社会上立一个很好的基础。断定，将来要建筑一个好的国家，就在这女子教育上。（1921年9月25 日、26日《晨报》）

在后一次讲演中，认为社会是男女组成的，社会要组织完备，不能只偏重男子教育，要使男女受同样教育。还认为，妓女和乞儿如受到教育，自然不去选择本身这样恶劣的生活了。她反对女子缠足，提倡女子参政。但又认为，女子一生最重要的职务就是料理家庭。 （1921年9月28—10月2日《晨报》第7 版）

杜威女儿罗茜的讲演

1919年9月6日 《历史学的研究》讲演稿在《晨报》发表。提出，我们所需求的是新的活的历史不是仅仅留心少数人的行动，为几个帝王英雄豪杰做年谱，乃是要留心全体人民的生活的。所以我们第一要留心生计的状态；第二，要留心民族的思想，第三，要留心社会的生活。（1919年9月6日《晨报》第7版）

1920年6月22日至25日 期间在无锡讲演《新教育原理之实验法》。（1920年6 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第6版）

1921年4月14日 在福建女子师范学校作《美国女学略况》讲演。着重介绍了美国女子学校三个方面的情况。“第一，学校设有自治会。”“第二，学校中最要注意体育。”体育能“表现合群精神，且于身体大有裨益”。“第三，学校中设有剧部及展览部，意在使学生有活泼能力，并以实习社会之事。”“以上所述，皆由学生自动的组织。”（1921年7月7日《晨报》）

[1]新教育共进社是由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等五个单位共同组成的。它编辑丛书和月刊，宣传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企图通过教育的改革来改革中国社会。

[2]原文如此，下同——编者注。

[3]原文如此，下同——编著注。

[4]杜威夫人在济南的讲演中曾提到：“我这回第二次来到山东，非常荣幸。……于回国之前，得与诸位话别，更是我最喜欢的事。”她在济南的另一次讲演中，在谈到男女合校问题时说，“今年（注：即1921年4月底）我到广东去的时候，见那里也有这样的计划”。所以，可以断定他们第二次赴济南的时间大约在1921年5月—7月。

[5]杜威夫人名爱丽司Alice，姓齐泊门Chipman，生于美国密歇根省。1886年与杜威结婚，之后曾办“试验学校”以实行杜威的教育与哲学学说。杜威夫妇有两个女儿，大的伊文林（Evelyn），曾经同杜威合作著《明天的学校》。小的女儿叫罗茜（Lucy），专门研究历史学，跟随杜威到中国的就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