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善恶、德行、罪过都是讨论道德时常用的惯语。是非二字，多用以批评行为。善恶二字，用以论人论行都可。德行和罪过，多用以表人品性。品性好就是德，不好便是过。德是种种正当行为的基础，过是一切暴行邪说的本源。德行到底有何标准呢？我从前已说过了，道德有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以风俗为道德，是非善恶都以社会风气的向背为标准；第二时期，以明心见性为道德；第三时期，可算进化的道德，不但修己，还要正人，还要改良普遍的道德。
一、以风俗为标准之道德
这是道德发展中最幼稚的时期。凡是为社会欢迎、赞美的，都是善，都是德行；凡是受社会攻击、厌恶的，都是恶，都是罪过。这种观念和近代全然相反。我们赞美一行为，因为这行为是善。他们承认一行为是善，因为这行为受社会的赞美。赞善嫉恶是人类的天性。人家做的事，虽然不关我事，我却常好批评是非，议论长短。要是人家的行为很合我的意，便微笑，或夸奖他，勉励他。要是不合我意，便蹙额，或嘲骂他，攻击他。所以我说赞善嫉恶是人类的天性。“德”（virtue）这个字，在罗马文中有训人的意思，所以德就是成人之道。罗马人最尚武好战，所以他说的成人之道，不过是勇敢、强毅、坚忍、忠义罢了。“过”（vice）字在罗马文有削弱个人的意义。凡是削弱、消磨或铲除个人的品性、勇敢、强毅、忠义、坚忍心、丈夫气的，都是罪过。罗马风俗尚战，就以能战为道德。举国上下，一致赞扬。但是那种道德是以风向为标准，所以流弊很多。
二、以风俗为道德之流弊
据我看来，这种道德有三个缺点。
（一）这种德行是偶然的（accidental）。罗马人好勇善战，是偶然的事。他们以善战为道德，也是偶然的事，并无理性的根据。他们为什么要好战呢？好战是不是合理呢？即使合理，他们是不是因为战争合理就要好战呢？我想他们要战，并非说战争合理，不过是偶然的事罢了。因为这种道德是偶然的，无一定的标准，所以那班奸雄豪杰，就造作种种风尚，去笼络人心，愚弄社会。美洲土人有两种德律：一为勤俭、友爱、助人等；一为尚武、忠君。那些酋长，大概都有力好战，常常耀武扬威，使人怕他，称赞他，拿他当道德的标准。虽然他有好些愚蠢残忍的行为，那些土人总以为他有过人的才能、体力，可以尊敬，因为风俗是尚战、忠君的。当君主的不但自己耀武扬威，还要使他人耀武扬威，勇敢善战的，奖励他，重赏他；文弱怀安的，告诫他，责罚他。社会为赏罚所笼络羁縻，就变成君主的器具、牛马。君主有了这些器具、牛马，势力日大，就成贵族专制。萧伯纳（Bernard Shaw）说：大抵社会以为好子弟，就是那般绝对恭顺父母的子弟。要是不恭顺，就叫他逆子。专制政府对人民，好像父母对子女，恭顺就是良民，违命便是叛党。所以养成讴歌圣德、粉饰太平的风气。一切谄媚、懒惰、苟安、卑鄙的恶习，都成天经地义或积极的德行。服从原理，固然是德行；服从君命，便有时成罪过。这都是因为道德是偶然的，无一定的标准，所以君主能够造作假道德去牢笼人心。
（二）这种道德不能见人意志。既然以风俗为道德的标准，所以不问居心，只管结果。结果合风尚，居心虽恶也是善；结果不合风尚，居心虽善也是恶。譬如有人撞我一下，我自然要发气。要是那人是被旁人拥挤，或是失意，我就不能责他，因为他不是居心要撞我。凡是文明的人，都要先考究居心，才能判善恶，辨是非，定毁誉。但是人类的天性，总喜欢以结果定是非。于我有害，总是坏的，于我有益，总是好的，居心如何，都不管。就是文明如希腊人，也有此种误解。传说有一棵树倒了，压死一个人，人将此树搬到法庭受审，判定死罪，当众焚毁。在现代眼光看来，实在可笑。但是普通心理，都以害己的为恶，利己的为善。譬如中了彩票，就说彩票好，赢了钱，就说赌博好。论结果不论居心，还有一种流弊，就是以成败论人，侥幸成了，非也成是，不幸败了，善也成恶。
（三）这种道德不能超脱习俗。勇敢、强毅、坚忍是很好的品性，但是罗马人赞美这些品性是因为好战，不是因为他们懂得勇敢、强毅的真正价值。因为不能超脱习俗，所以风俗尚战的社会，有强毅、坚忍诸刚德；风俗好和的社会，有恭顺、服从诸柔德。刚柔都因习惯定，德性的真正价值，实在没有了解。
三、省察的道德（reflective morality）(www.xing528.com)
这种道德，不是以风俗为标准，是根据良知良能，用省察功夫，找出原理，去辨善恶、定是非。这种趋向，发生很早，远在孔子、释迦牟尼、柏拉图诞生的时候，诸圣对于道德，都有有条理、有系统的研究，影响后世很大。柏拉图在欧洲思想界的势力至今不衰，耶稣教采择他的议论尤多。据柏氏学说，有四种基本德行（cardinal virtues）。罗盘有东、西、南、北四点，叫做基本方位。四点能总摄一切方向，就像四德能概括一切道德。四德即智、义、勇敢、节制。因为当时的希腊人要拿原理做道德的标准，所以最注重理性。要注重理性，不能不注重智识，所以智为四德之首。柏拉图说：“愚昧为最大罪过，为万恶之源。”要是人有智识，自然能知善知恶。能知善知恶，自然能行善去恶，所以智为众德之源。有一次柏拉图问门人什么是德？门人说：“对君为忠，对父为孝，对夫妇、朋友为和与信。”他说：“这是德的标本，不是德的本源。要是人问我什么是蜂？我给他一群蜂看，说这就是蜂。我今问什么是德？你说忠孝，也是以蜂说蜂啊!德的本源，就是智。”义和智有点关系。要是我们是个智者，自然能权衡物理的价值，哪个绝对有价值，哪个没有，哪个大，哪个小。善恶是非，都以价值为标准，所以褒贬赏罚，恰如其分，这就是义。个人无义，是非不明；国家无义，赏罚不明。赏罚不明，国家必乱。赏罚明，然后轻重得平；智愚有分，然后国治。勇敢和节制没有智、义那样重要。智、义是抽象的道德，勇敢和节制是对痛苦与快乐的态度。痛苦使人害怕，不敢冒险去行义，勇敢就是不怕痛苦的态度。快乐使人纵欲，不能专心去行义，节制就是抑损肉欲的态度。以上四种德性，是一切良善健全的品性之基础。
我上回讨论品性之善恶，哪种宜受赞扬，哪种宜被贬斥。我又提出希腊大思想家柏拉图的基本德行，即智、义、勇敢、节制，而此四德之中，智识尤为重要，其余三德，俱依靠它。怎样讲呢？义，是褒贬轻重，恰当其分。要是我们无智识，不能权衡物理的价值，便不能褒贬得当了。勇敢，是大无畏。要是我们无智识，不能辨别当怕和不当怕，只一味逞强，便不成勇了。节制，是抑损快乐。要是我们无智识去辨明哪种乐当损，哪种不当损，只一味节制，便不成节制了。所以柏拉图以智为诸德的中心，知善知恶为百善之始。今天我要提出和柏氏相反的学说。
四、根据情绪的道德
他们说道德的中心，不是智识，是情绪或感情。他们对于柏拉图学说，根本攻击的地方，就是说智识是贵族的，限于少数，不是人人能有的。求智识不是容易的事，第一要有闲暇，第二要有钱财，第三要有天才。有才无时不能学；有才有时，无钱去买书，也不能学；就是三样都全，还要兀兀穷年，才有成就。可见求智识是不容易的啊!智识既然非人人能有的，而道德又不可须臾离。下愚孩提，智识很浅薄，就可不讲道德吗？所以我们应该提供普遍的道德，使人人能享受，无论老少男女，上智下愚，都能注重道德，无须钱财时间，也不必兀兀穷年。感情是人人都有的，不经训练、与生俱来的。好像希望、憎恶、畏惧、同情、慈爱等情绪，若能利导它们，真是百善之始。柏氏自己也承认智识是少数人专有的。所以他要智者在上，做君做师，愚者在下，唯命是从，天下就治了。柏氏虽然能自圆其说，但是更足表明智识是贵族的，不是普通平民的。这是反对柏氏派最有力量的理由。耶教势力蒸蒸日上，能凌驾希腊哲学，也是这个缘故。希哲重智，耶教尚情，一个以智识为道德的中心，为少数人说法，所以受影响的也居少数；一个以慈爱为道德中心，为大多数说法，所以受感化的也居大多数。除了慈爱，最要紧的是信——信条、信任、信仰。人人未必能知善知恶，却都能信。他所信的，又未必是他知得透彻的。譬如人信上帝，他并不知道上帝是个什么东西，只是诚心地信，他能信上帝自然能实行道德了。这种道德有两点胜过柏氏的学说：（1）情绪人人都有；（2）不必经过多年的训练。柏氏四德，也可包括在内。譬如我信正道，欠几多钱我还他几多，他有功有罪，我赏他罚他，就是义。我信原理，愿牺牲性命财产去保障原理，就是勇。我信真理，孜孜地求它，就是智。我信卫生，知足不贪，饮食有时，便是节制。
五、二说之折中
我提出这两种学说的本意，在引起下列的问题：智理和情绪有什么关系？知的势力和情的势力在道德上居何等地位？道德自然是普遍的，要使那般愚蠢贫苦、不能求学的，都能乐道好善才好。要是以智识为道德的中心，大多数人都不能自立自行，要依赖他人的指导，就带着贵族的色彩了。但是感情也靠不住，因为盲目易迁。人受了感情的刺激，常常发狂，倒行逆施，便是盲目。有些人易笑易哭，今天趾高气扬，明天垂头丧气，便是易迁。英国文学家常常将感情比做波浪，时起时落，变化万千。我们不能在波浪上造房子，所以也不能拿感情做道德的基础。两种学说，各有利弊，我们应该求个折中之道，使智理、感情调和得中才好。以下两个要点，我们应该注意。
（一）求智识与用智识都靠动机（motive）的鼓舞。那些专重致知穷理的人，不知道致知也靠动机的鼓励。我们没有求知若渴的情绪，哪能去致知穷理呢!感情是行为的原动力。有些人求智识专为智识自身的缘故。有的求智识因为爱智识。有的求智识因为要使自己的前途远大。譬如想做律师、商家、官僚，一定要求智识，因为智识是为自身谋幸福的工具。有的求智识因为好名。有学问的人，受人尊敬，所以想在文坛上露头角的，不能不学。这种自私自利和沽名钓誉的动机，我们虽然不能绝对地骂它，却也不敢赞成。这些动机，为自己谋幸福、钓名誉，也不是坏，但是总不是顶高尚的动机。顶高尚的动机是同情的动机（sympatheic motive）。什么是同情的动机呢？就是对他人表同情，我求智识因为要增长自己服务社会的能力。这种动机，不但更高尚，结果也更好。那些为自己谋福利而求智识的，所得的智识也不真。即使是真，也用在自私自利上，有什么价值呢？那些为沽名钓誉而求智识的，也是如此，他们对于他人的利害，总是漠然无情。要是人为同情而求智识，所得的知识，一定真实，也一定能用它去造福社会。所以理智和感情不是立于反对的地位，不是相反，是相成；不是仇敌，是朋友。五四运动以来，我想学生比前当更热心求学。他们因外交问题，激动爱国心，所以有新动机、新兴趣，对于学问，自然更亲切有味了。爱国的动机又大，欲救同胞之心又切，对于进德修业，自然欲罢不能了。总而言之，智理和情绪，不是相反，是相成。情绪能帮助智理，鼓动智理，不至流于空虚，或知行不一。智理能启导情绪，坚固情绪，不至流于盲目妄动，或虎头蛇尾。富有强烈感情的人，往往轻举妄动，欲益反损。英国有个著作家说：贤者造祸，智者救之。贤者就是指那些有情无识、欲益反损的人。说到爱国，也要情智互用才好。救国救国，谈何容易!方法万千，各需专识，能够纯依感情做事吗？要是纯有感情而无智识，想讲卫生而不知怎样防止疾疫，想做买卖而不懂怎样经理店务，还有成功的希望吗？所以感情必须受智理的启导。若说感情在智理之先，未尝不对，因为感情是行为的原动力，但是一到实行，智识就更重要了。我们都知道情易变化，忽冷忽热，好像炭上加油，碧焰一现，俄顷即灭。所以使感情坚定，要有智识，看得事理明，然后能终始如一。
（二）实行就是求知。识知识要经过实验的陶炼才能正确。这话实在很对。我们虽然不能逆料成败，却不能不冒险去行，多行一次，就多一番经验；多一番经验，就增一度智识。所以智识和信仰——一种情绪——有密切的关系。要是有信仰，一知便行，行了智识自然增进。要是先求智识的完全，然后去行，恐怕终生也无机会去行呢!英国有句话说：陆上学泅水。那些求知不实行的人，就好像学泳不入水。此次学生运动，也是因为诸位有信仰，能冒险，才能成功，才能得许多新智识、新经验。所以信仰和智识，或情绪和智识，不是相反，是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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