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

导读：

周洪宇

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主张“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重视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强调教育的实用性、生活性，反对传统教育的形式主义、机械主义，这种教育思想在给现代美国教育带来巨大影响的同时，也给“五四”以后中国的教育界带来了深刻影响，为人们认识和处理教育上的“两难问题”提供了思想营养，打开了新的思维空间。

一、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即：早期对美国实用主义教育的介绍、“五四”前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广泛传播、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退潮。肇端于北美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而言，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它之所以能够迅速移植于中国，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

在北美，从皮尔斯（C.S.Peirce）到詹姆斯（W.James）的实用主义为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提供了哲学基础，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所面临的深刻的社会局势的变动及以赫尔巴特（J.F.Herbart）为代表的传统教育在这一变局面前的力不从心，则充当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催生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充分审视了从古希腊到近代欧洲的教育遗产，深深植根于民主与科学的现代大工业生产的文化土壤之中，它所表现的对于现代教育的观念及理想，诸如对平民教育、民主与教育、生活与教育等问题的关注，就不仅具有美国色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对现代教育发展的普遍指导意义。20世纪上半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传播证明了这一点。民国的建立以及接踵而至的为捍卫民主共和所进行的对旧文化的彻底批判，尤其是反复古主义教育思潮对旧教育的彻底清理，为迎接大洋彼岸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做好了准备。五四运动以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

民主观念的广泛传播和民族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传入提供了社会土壤。来自“民主美国”的、极度关注民主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民国建立后，它在社会政治以及其他领域所面临的一次次挑战，不仅使人们感受到了民主之于中国弥足珍贵，而且，从武装讨袁到《新青年》对旧制度、旧文化的口诛笔伐，使民主观念广泛传播，这为一切带有民主色彩的思想的登陆准备了向导；另一方面，中华民国的建立为实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列强对华控制的相对减弱，使民族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这就向教育提出了培养适应民族工业发展需要的人才的要求。尽管民国初期确立的学制对职业教育给予了相当的注意，但实业教育、职业训练不敷经济发展的需求以及普遍存在的教育与社会生活脱节的现状，使人们不得不考虑改弦更张，而实用主义教育在这方面的思考正迎合了中国社会的需求。

反复古主义教育思潮对旧教育的彻底批判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扫清了障碍。事实上，现代诸种教育思潮的产生，多得益于反复古主义教育思潮，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亦不例外。反复古主义教育思潮是在反对复古逆流的运动中兴起的，尽管教育领域的复古逆流是其直接的对手，但实质上，反复古主义教育所批判的是以孔道儒教为旨归、以四书五经为教材、以科举入仕为目的旧教育。以陈独秀、胡适等新式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反复古主义教育思潮对旧教育及其理论支柱——以儒学家说为核心的旧文化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判。这种批判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传入扫清了障碍，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反复古主义教育打扫干净的教育园地里得以迅速传播。

从美国归来的中国留学生充当了最好客的主人，极大地推动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1908年，美国国会决议返还庚子赔款用以发展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此举打破了自1896年以来日本在中国留学教育上的垄断地位，到1915年，美国成为了接收中国留学生的主要国家。据统计，1909~1925年，清华学校派出了1031名学生留美，其中有5.04%专门学教育；1921~1925年公费留美学生达934人，超过日本和其他各国。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杜威执教的哥伦比亚大学在培养中国留学生方面举足轻重，1909年，“哥大”有24名中国留学生，1918年增至100名，1920年达123名，而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一直承担编辑出版《中国留学生月刊》的工作，自1914年郭秉文第一个从“哥大”师范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开始，整个20年代平均每年授予一名中国学生以博士学位。^[1]大批学生留美，无疑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大开方便之门，尤其是留学生归国后，许多人都从事教育工作，像胡适、蒋梦麟、郭秉文、陶行知等人都居教育界领袖地位，更是极大地方便了来自师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正是他们充当了实用主义教育传华的开路先锋。

杜威来华讲学前，国内已有了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宣传与介绍，奏响了实用主义教育广泛传播的前奏曲。

1912年2月，蔡元培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首次向人们推荐了杜威及其实用主义教育。蔡元培在论述实用主义教育时介绍说：“此其说创于美洲，而近亦盛行于欧陆”，^[2]“今日美洲之杜威派,则纯持实用主义者也”。^[3]此后，蔡元培于1915年代表教育部向巴拿马万国教育会议提交的报告、1918年在天津“直隶小学会议”的演讲中，再次向人们介绍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4]1919年3月，杜威来华前蔡元培甚至鼓励人们“试试杜威博士的新主义”。^[5]

影响颇大的《教育杂志》于1916年至1918年相继发表了署名“天民”的文章，介绍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计有：《学校之社会的训练》《台威氏之教育哲学》《台威氏之明日学校》《今后之学校》等。创刊于1919年的《新教育》在杜威来华前大力宣传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并且出“杜威专号”，蒋梦麟、胡适、陶行知、刘伯明、郑晓沧等人较全面地介绍了杜威的哲学及教育观。其他如浙江的《教育潮》、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以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都成了介绍和宣传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阵地。

杜威在华的弟子们此时或著文或演讲，都热情洋溢地宣传其师的理论。1919年3月31日陶行知在《时报》的《教育周刊》上发表《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接着，胡适在《新教育》“杜威专号”上发表《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和《杜威的教育哲学》，蒋梦麟发表《杜威之人生哲学》和《杜威之道德教育》，刘伯明发表《杜威之伦理学》，郑晓沧也在《新教育》1卷2期上发表译文《杜威氏之教育主义》。胡适本着对杜威的推崇之心，在北大和南京高师先后做了四场演讲，介绍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并于1919年3月在教育部会议上专门介绍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大规模的宣传与介绍，在杜威来华前已掀起了“杜威热”，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广泛传播已依稀可见。

从1919年5月到1925年的五卅运动，以杜威来华讲学为契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发展到高潮；五卅运动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使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传播热潮从浪尖回落下来。

杜威来华讲学标志着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传播热潮的形成。在杜威及其弟子们的推动下，1919年5月至1925年五卅惨案之前，掀起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热潮。

1919年初，由杜威的学生郭秉文等组成的代表团赴东京聆听了杜威的演讲，并邀请杜威来华讲学；在国内，蔡元培、胡适、陶行知等商定以北京大学、南京高师、尚志学会、江苏省教育会及浙江省教育会五团体的名义^[6]，正式发出邀请。这样，在结束访日活动后，杜威偕夫人阿丽丝（Alice C. Dewey）和小女儿罗茜（Lucy Dewey）于1919年4月30日到达上海，胡适代表北大、陶行知代表南京高师、蒋梦麟代表江苏省教育会前往码头迎接。谁也没有料到这看似平常的访问，将要在中国掀起一次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热潮，并极大地影响中国教育的发展。这一点从当时上海新闻媒介的反映中即可看出，《申报》仅在5月1日的“本埠新闻”栏内刊出了百余字的“杜威博士到沪”的消息，报刊更重视的是巴黎和会及各地军阀的动向。

杜威在华停留2年2个月又12天，于1921年7月11日离开中国返美。在华期间，杜威在弟子们的陪同下，到各地参观访问，传经授道，所到之处，教育界、学术界、新闻界乃至军政界的要员，无不奉若上宾，礼敬有加。经过这样一番鼓吹和宣扬，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不胫而走。东至上海，西到太原，北抵辽宁，南达广东，杜威的足迹遍及10多个省市，杜威的教育学说传遍了大半个中国。

若以范围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仅及大半个中国；若以声闻论，及于全国上下并不夸张。杜威在华演讲大小200余次^[7]，通过弟子们的翻译和各地大小报刊、杂志的刊载，流传甚广。据统计，杜威在华演讲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系统的演讲，如在北京的七大演讲和南京的三大演讲；另一类是在各地所作的短篇演讲，可考的有56次，其中关于教育的有33次^[8]。这些演讲，或刊载，或出单行本，广为流传。如《教育公报》曾详载了在北京和南京的系统的演讲及部分短篇演讲；《晨报》将北京的七大演讲中的前五种汇集成《杜威五大演讲》出版，上海泰东图书公司也以《杜威三大演讲》为书名将杜威在南京的系统演讲出版，前者在两年中印行达10余次。而将个人听演讲的记录整理出版者亦大有人在，如常道直将杜威为北京高师教育研究科学生所作的演讲，加以整理，以《平民主义与教育》出版，金海观则将杜威在南京关于教育哲学的演讲整理后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通过杜威的宣讲及其演讲词的广泛流传，20世纪20年代中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热潮达到了顶峰。当然，此功劳决不仅是杜威个人的，也并非只是各地报刊、杂志呐喊鼓噪之力，陪同杜威到各地访问并充当翻译的杜门弟子或深受杜威理论影响的中国学者们，更是功不可没。先后充当杜威翻译的有当时中国教育界的名流胡适、蒋梦麟、陶行知、郑晓沧、刘伯明等人，其中除刘伯明外，均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而刘伯明虽不是“哥大”毕业生，却亦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信徒，因而，他充任了杜威在南京及江苏等地演讲的主要翻译者。这些学者，以他们自己的理解，在为杜威担任翻译时，充当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传播热潮的推波助澜者。

1925年5月上海爆发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唤醒了国人积压已久的反帝情绪，西方列强及其社会制度、理论观念在中国人爱国理念的冲击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在此背景下，盛极一时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传播热潮开始落潮，教育界奉实用主义思想为圭臬的局面开始被改变。

先是以保存和发扬民族文化、培养民族意识相号召的国家主义派的崛起与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流行，打破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垄断地位。原先支持、宣传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及中华教育改进社等团体，开始改变方向，注重教育与本民族文化的关系，杜威的影响呈降低趋势。

接着，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一党专制的国民政府，不久又公布了三民主义教育方针。一党专制的需要及三民主义教育方针的确立，更进一步打击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自此，往日那如火如荼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盛景已不复见。

尽管如此，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并没有销声匿迹。五卅运动以后，介绍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文章继续见诸报章，而杜威的著述更是被大量翻译出版，实用主义教育的另一大将、设计教学法的创始人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克伯屈(W.H.Kilpatrick)也来华讲学。这一切均表明，尽管实用主义教育思潮落潮了，但它依然在持续影响着中国的教育。同前期相比，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从轰轰烈烈的宣传与介绍，演变成具体实践和将实用主义教育“中国化”，如各地广泛兴起的“实验学校”以及对设计教学法的应用，便是这一演变的具体表现，而“中国化”的过程则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五卅运动以后的演变，实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人们不可能对一个外来的理论不加修正就用来指导本国的教育。这样，由轰轰烈烈的宣传到脚踏实地地实验，最后逐步“中国化”，正恰恰代表了一个成熟的民族对于外来文化的理性态度。

二、杜威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

以杜威来华讲学而达到传播高峰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虽然在五卅运动以后逐步落潮，但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乃至三四十年代并没有销声匿迹，它对此期间中国教育目的的确定、新学制的形成、教育理论的发展以及课程、教材、教法的改革等都起了明显的作用。

（一）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教育目的的影响

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从形式上看，实用主义教育信徒“教育本身以外无目的”以及“警惕所谓一般的和终极的目的”的主张使中国教育界在20年代初以新的学制标准取代了传统的教育目的，并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

1919年10月，第五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讨论教育目的问题时表示“新教育之真义，非止改革教育宗旨……从前教育只知研究应如何教人，不知研究人应如何教；今后之教育应觉悟人应如何教，所谓儿童本位教育是也。施教育者不应特定一种宗旨或主义以束缚被教育者，盖无论如何宗旨、如何主义，终难免为教育之铸型。”^[9]故“今后之教育，所谓宗旨……应毅然废止。”^[10]1922年11月国务总理王宠惠以总统令形式公布的学制中，用“标准”取代了“目的”，其内容的表述亦表现出极大的“伸缩余地”。

2.从内容上看，1922年公布的七条学制标准，充分体现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主张。新学制的七条标准如次：（1）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2）发挥平民教育精神；（3）谋个性之发展；（4）注意国民经济力；（5）注意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于普及；（7）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在这七条中，（1）、（4）、（5）体现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社会、生活的关注，（3）则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所谓“儿童中心”主张的体现，（2）、（6）则体现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民主性原则，（7）则是对“一般的”、“终极”目的的警告的反映。由此看来，新学制在关于教育目的的问题上，深深打上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烙印。

（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新学制确立的影响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新学制的影响可从学制的制订过程及其内容来看。

1.深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的学者在制订学制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1922年的新学制是以广东省前一年提出的学制草案，并经1921年10月全国第七次教育会联合会会议讨论过的初稿为底本的。而广东省在当时的政局中，无疑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大本营，例如，汪兆铭是第七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会议的主持人，而陈独秀及金曾澄等人则在制订学制初本草案中起了主导作用。这样，以民主、科学相号召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就必然对这些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进步知识分子制订学制产生影响。在学制正式形成前，胡适、陶行知、廖世承等杜门弟子以及俞子夷、舒新城等深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的学者，纷纷对新学制发表意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华访问的杜威的哥伦比亚大学同事孟禄也对此发表重要看法，这无疑都对新学制产生了作用。新学制的最后出台，则与杜威的得意门生胡适的努力分不开。1922年11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济南开会讨论学制，胡适受命起草学制讨论稿，尽管是以广东及其他省的草案为蓝本，但渗入了胡适的主张则是肯定的，或者说这些草案因为与胡适的实用主义教育主张相符合，他才能加以调和。由此可以断定，实用主义教育信徒在新学制的制订中充当了主力。

2.新学制的内容表现出一定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色彩。(www.xing528.com)

新学制关于教育目的如何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已在上面叙述过。现在来看其他方面：

（1）新学制采用“六三三”制，而这一学制是深受实用主义影响的美国教育界当时正在实验与推行的。

（2）小学学制相应的缩短，有利于教育普及，体现了实用主义教育信徒对普及教育的关注。

（3）中学修业年限的延长与高中职业科的设立，有助于知识的掌握和职业能力的提高。

（4）新学制对儿童个性的尊重及对社会生活的注意，则最为集中地体现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1922年确立的学制尽管在此后有一定程度的修正，但“六三三”制及对普及教育、职业教育等的关注依然没有改变。因此可以说通过该学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得以保持了对教育的持久影响。

（三）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教育理论的影响

在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兴起之前，中国的新教育理论主要是从日本引入的赫尔巴特的理论。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兴起后，中国的教育理论工作者开始运用实用主义理论来说明教育问题，并逐步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自己的教育理论，这一切无不渗透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1.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的教育学著作：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有关教育学著作，许多人明白无误地表示受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如王炽昌编的《教育学》，在其编辑大意中表示：“本书于作者意见外，大部分取材于杜威、桑戴克、密勒三氏之学说。”庄泽宣在他著的《教育概论》中更直接引用了杜威关于教育的观点，作为自己的教育定义；汪懋祖编著的《教育学》也表示“参酌杜威教育学说”；钱亦石在《现代教育原理》中，更是糅合了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及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不仅如此，这些教育学在体系与内容上，更直接体现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如，吴俊升、王西征合编的《教育概论》是1949年前发行最广的一本教育学著作，该书分五篇十二章，将“儿童的发展”、“学习的功能”、“社会的适应”放在头三章，然后才论述教育的目的与意义；孟宪承编著的《教育概论》，到1947年发行了29版，共分10章，同样将“儿童的发展”、“社会的适应”放在前面两章，反映了实用主义教育信徒以儿童为中心、以儿童和社会为教育基点的观点。

2.对中国教育理论的影响：在近现代中国教育史上，真正建立起系统教育理论的中国教育家还不多见，而陶行知、陈鹤琴则是这少数人中的杰出代表。

陶行知1915年至191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受杜威思想影响甚深。1917年归国后便投身教育事业。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中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从1919年提出“教学合一”，到1927年创办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经过改造和创新，形成了其“生活教育”理论，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由这些熟悉的口号，人们便不能不联想到杜威的有关主张，尽管两者有明显的不同。陈鹤琴1918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归国后便从事教育工作。从1919年任南京高师教授到1923年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再到1940年创办江西省立幼稚师范学校，他将从杜威及其他美国老师那里学来的理论，主要在幼儿阶段加以实施，形成了“活教育”理论，主张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受教育者“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主张以大自然、大社会为教育的起点；在方法上提出“做中学、做中求进步”，并在幼儿园推行单元设计教学。从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中，人们不仅看到了他自己的创造性的思考，也看到了实用主义教育的影子。因此，可以断言，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现代教育家建立自己的教育理论体系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四）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课程、教材、教法的影响

实用主义教育主张教育适应儿童个性发展需要和教育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强调以儿童为中心，以儿童的社会生活为中心，以儿童的活动为中心，这些主张对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的课程、教材和教法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课程方面来看，1923年公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规定，中学采用学分制和选修制，并把初中课程分为社会科、言文科、算学科、自然科、艺术科和体育科六大门类，实施综合性课程，高级中学则采用综合中学制（又叫“分科制”），分设普通科与职业科，等等，这些都反映了实用主义教育信徒的要求和主张。

从教材方面来看，1919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等民间社团纷纷建议小学校应改用白话文课本，稍后北京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初级小学各科课本一律须用白话文编写，这显然与胡适等人提倡的文学革命以及杜威对文学革命和白话文的赞许与支持是分不开的。而这一时期儿童读物大量出版，儿童文学编入小学国语教科书，以及注重实用知识的传授，等等，无疑都是受到了杜威“儿童中心”、“兴趣中心”等观点的影响。

在教法方面，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尤为明显。这突出地体现在设计教学法等教学新方法传入中国并流行一时这一事实上。设计教学法是杜威的学生、美国教育家克伯屈根据杜威“从做中学”的思想所创立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它以儿童活动为中心，重视儿童的主动性，由儿童或儿童与教师根据儿童的兴趣与需要，拟出预订的目的、活动计划。在活动中运用具体的材料，得到结果，在这过程中，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获得有关的经验，学到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以问题或要做的事为组织教材的中心，包括教科书和其他社会生活的知识、技能设计为各种类型的学习的大单元。这种方法于“五四”以后传入中国。首先在江苏一带试行，南京高师附小余子夷提倡最力。1921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曾议决“推行小学设计教学法案”。1927年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该方法创始人克伯屈仿华，他先后在上海、北京介绍设计教学法，曾给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教育界以影响。^[11]这种教学新方法对于培养学生的主动精神和自学能力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实施不好，也易影响学生知识的系统性，形成学习上的放任自流。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通过以上四个主要方面，对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中国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使是在今天，这种影响仍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常常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表现和反映出来，对教育产生着积极或消极的作用。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中，还很少有哪几种教育思想能同杜威及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相比。吴俊升曾说:“所有西方教育家之中，以杜威对于中国教育的影响为最大。”^[12]这或许有些夸张，但也不无根据。上面已将这些影响作了分析。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一影响。

长期以来，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杜威及其哲学理论和教育思想在中国受到了批判。解放初期，从1951年开始，发动了一场对杜威及陶行知、陈鹤琴等人的批判，不仅使人们不能公正地评论杜威及其理论，也不能客观评价实用主义教育思想。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杜威的重新探讨，才给了杜威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

我们认为，胡适等人引入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出现于由反复古主义教育思潮造成的教育上的空白时代，它不仅充当了当时对中国旧教育批判的有力武器，而且为批判以后新教育的建设，指出了一个虽然并不太正确但却全新的方向。实用主义教育信徒在教育与儿童、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等方面所作的一系列的两难选择，在教育发展上是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出现，促使20世纪20年代乃至此后的中国教育能够在对儿童、对社会生活更多关注的基础上得到发展，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倒是人们在批判杜威及其理论的时候，往往对此不作具体分析，而且一边批判，一边如“文化大革命”那般，更加放任儿童和学生，反而走到了为杜威所担心的“儿童中心”的极端。

当然，杜威及其信奉实用主义教育的中国门徒们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教育上那些千古不解之题。为了解放儿童而否认教育目的，提倡“儿童中心”、“从做中学”；为了解决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而用包罗万象的社会生活事物取代系统的课程和教材，这就在事实上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中国教育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也给人们认识和处理教育上的两难问题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1]Barry Keenan. 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Educational Refor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arly Republic[M]. 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Englan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9-20.

[2]高平叔. 蔡元培教育论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3]高平叔. 蔡元培教育论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4]高平叔. 蔡元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5]高平叔. 蔡元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6]关于邀请杜威访华的团体，说法不一。参见黎洁华《杜威在华活动年表》（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5年第1期。笔者参考该文，并求证1919年5月1日《申报》关于杜威来沪的报道，得出文中的结论。

[7]黎洁华.杜威在华活动年表[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5，（1）.

[8]吴俊升.文教论评存稿[M].台北：台湾正中书局，1983.

[9]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10]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11]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Z］.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

[12]吴俊升文教论评存稿[M].台北：台湾正中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