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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党性锻炼与修养-执政地位的考验

时间:2023-12-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胡长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因经济犯罪而被处以极刑的职务最高的领导干部。2000年2月15日,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行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判处胡长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追缴非法所得161.77万元。

新时期党性锻炼与修养-执政地位的考验

一、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才能经受执政地位的考验

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执政地位。党处在执政地位,肩负的历史责任更重大了,对党员的革命意志、政治信念、业务素质的要求更高了。执政党既要领导和管理国家政权,组织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建设,不断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又必须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因而党员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邓小平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错误,这种错误在我们党内也不是比前几年减少而是比前几年增加了。”

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后,许多党员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手中掌握着大大小小的权力,这一方面给党员为人民服务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另一方面也使党员面临着新的考验。首先面临的是权力的考验,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为谁执政,这是关系到政权的性质的大问题,关系到我们党艰苦奋斗夺取的国家政权为谁服务,为谁效力的问题;怎样执政,怎样用权则是关系到执政地位的巩固,执政党的工作效能和领导水平问题。一句话,执政考验的实质是能否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党执政以后,许多共产党员由一个为人民求解放而冲锋陷阵的战士,变为行使国家权力的领导者、指挥者,即俗话说的当了“官”,有了权。与此同时,党的任务、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也起了根本变化。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看待和适应这种变化,久而久之,由谦虚谨慎逐渐变为居功自傲,由深入群众逐渐变为搞官僚主义,由艰苦奋斗逐渐变为贪图安逸享受,就会使一些人违背党的宗旨和原则,以致滥用党和人民交给的权力,谋取私利,作威作福,腐化变质。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当年,有个美国记者曾问毛泽东:“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毛泽东回答:“人民给的。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决不能把权力当做个人捞取好处的资本,决不能一事当前、“私”字当头,为自己安排“后路”,为子女寻找“出路”。我们要“位尊不泯公仆心,权重不移为民志”,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高度的警惕,知任图进,知责思为,正确对待和行使好自己手中的权力。

有一位外国朋友曾向邓小平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含义是什么?邓小平回答:“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含义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他的目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经指出过,要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要警惕党执政后有人变为“脱离群众站在群众头上的特殊者”。后来的事实证明,少数干部党员不能正确看待和行使手中的权力,或背离民主集中制原则,擅权专断,造成决策失误;或滋长“官”、“娇”、“骄”气,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或贪图安逸,追求享受,搞特殊化;甚至以权谋私,蜕化变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认真分析这些政党的兴衰,加以借鉴,对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很有意义。2000年12月江泽民同志指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和在台湾失去政权以及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托的下台、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选举中失败、秘鲁形势的突变和前总统藤森逗留日本不归、菲律宾当前政局的动荡,等等。尽管各自的原因很复杂,但人心向背的变化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对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实例,我们应该明鉴啊!”

有人说,权力是把双刃剑,它既可以给人民带来共同利益,也可以给掌权者自己带来特殊的利益;它既可以使人高尚,也可以使人堕落。在陈毅元帅的传记作品里有这样一段记载:陈毅任上海市市长时,在一次干部会上说:“打仗要下命令,签署作战计划;做经济工作要审批开支。指挥员和领导者提笔签字时,手往往发抖,因为那关系到战争的胜负、战士的生命和建设的成败。”这段话朴实无华,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陈毅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也是共产党人严肃对待和使用手中权力的生动写照。用权时手“发抖”,不是胆小怕事,而是一种审慎。审慎的目的,一是保证决策的科学性,二是防止权力的非正常行使。面对权力,人民公仆与腐败分子的抉择是迥然不同的。清代史学家赵翼总结历代贿赂的现象后,得出一个结论,叫做“贿随权集”,意思是行贿围绕权力而运行。这个结论今天同样是适用的。胡长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因经济犯罪而被处以极刑的职务最高的领导干部。胡长清自1994年上半年至1999年8月,担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副局长、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助理和副省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87次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544.25万元;还有161.77万元人民币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同时还查明胡长清的行贿行为亦构成犯罪。2000年2月15日,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行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判处胡长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追缴非法所得161.77万元。2000年3月8日,胡长清在南昌被执行死刑。在前往刑场的刑车上,胡长清神情悲哀而又不无自嘲地对法警说:“我可以载入史册了,因为我是建国以来被判处死刑的最高级干部。”(www.xing528.com)

这里有必要说说“官本位”的问题。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有了官位就有了一切。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不少为官者奉行一切以能为官、为高官、能保官为转移的人生信条,并以此为标准来决定自己的言行。“官本位”的思想基础是封建等级观念。我国的等级观念由来已久,西周时期就有“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说法。然而,“官本位”意识的逐步形成与强化,还是在封建社会。在那个漫长的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们,要摆脱贫困、低贱的社会地位,除了入仕,别无他途。于是,是否入仕为官,入仕以后能否官居高位,就成了衡量一个人奋斗成功与否的一种重要标志。“官本位”作为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现代社会,其落后本质已暴露无遗。因此,破除“官本位”意识,既是改进工作作风所必需,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

胡长清受审

高飞之鸟,死于贪食;深潭之鱼,亡于食饵。”被处以极刑的深圳银行原行长高森祥,临刑前就说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话:“我乃身死‘官’乎,这‘官’是万万当不得的。若不当官,我是绝不会走上这条路的。”搜刮不义之财逾800万元之巨的河南省荥阳市原财政局局长薛五辰,就曾对去狱中探望他的儿婿们涕泪横流并“言传身教”:“将来娃儿们长大了干什么都行,就是千万不要当官。”有人搞过一个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什么职业最危险。调查结果令人吃惊,有相当数量的人认为,现在最危险的职业是当官。有一个县委书记说,当官就走钢丝,胆战心惊,诚惶诚恐。面前有那么多诱惑,那么多人看中你手中的权力,把你当成一个靶子,千方百计用各种武器向你进攻,目的就是想用你手中的权力为他办事。

这充分说明,只有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牢固树立“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干部应是人民的公仆”的观念,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党员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才能经受住执政地位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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