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中自然现象的构造和运动连续性

第二节　自然的发现

一般说来，人文主义者不关心研究自然。彼得拉克说，自然物“即使是真实的，对于幸福生活也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如果我了解到兔类、蛇类等动物的本性，而忽视或蔑视人的本性，人生的目的，人的起源和归宿，那对我又有何用呢？”⁽¹⁵⁾一般说来，除了少数艺术家之外，人文主义者也像彼得拉克那样，把自然的研究与人文学科对立起来。文艺复兴时期的新的自然观主要是通过人文学科以外的途径发展起来的，这些途径包括：柏拉图主义的复兴、自然哲学的思辨和奇异科学的实践。

和谐的自然

在人文主义艺术家创造实践的总结中，我们看到了关于自然的和谐美的真知灼见。文艺复兴的巨匠列奥那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年）在艺术诸形式之中，最推崇绘画，称颂绘画是一门“绝妙的科学”⁽¹⁶⁾。这是因为，绘画的本质在于自然界的最基本的性质——连续性。绘画用点、线、面、体的流动过程反映了一切自然现象的构造和运动的连续性。绘画的“反映”是一种类比关系。在达·芬奇的笔记里，有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是水与空气波动的类比。他观察到投入水中的石头造成的涟漪从投入点散发开去，但石头在水中保持不动；一个可类比的现象是，鸟在滑翔时翅膀在空气中保持不变，他于是推测，空气也有类似于水的圆轮式的波动，推动着鸟的飞行。正是根据这一空气动力学的原理，他设计了第一张飞机图纸。另一个例子是血液循环与树的结构之间的类比。按照权威的盖伦医学，静脉源于肝脏。但达·芬奇却通过类比，得出了“心脏是生长出静脉之树的根”的结论。他的理由是：正如树根为树提供水分，心脏为人体提供血液；正如水分在树中循环，血液也在体内循环，从心脏流出，又归复心脏。达·芬奇根据自然界连续性的设想，天才地猜测到后来为实验科学所证实的结论。

如果说，达·芬奇认为和谐是一种类比关系的话，那么，阿尔伯蒂的观点就更接近于近代科学，他认为和谐是一种数字比例关系。他注意到，事物的自然美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事物之间的可用数学描述的比例关系。阿尔伯蒂还得出“美是稀有的”的结论。他说：“在单个形体上绝看不出完全的美，美是稀有的，散布在许多形体之中。因此，我们应非常仔细地发现和学习美。”⁽¹⁷⁾审美是一种发现比例的推论。他举例说，以苗条为美的画家笔下的美人常常带有病态，以健壮为美的画家笔下的美人显得粗野，两者的中值才是美。音乐是声音的和谐流动，比例关系变化不定；绘画、建筑的美有固定的比例关系。相比之下，有固定比例关系的静态美更易于把握和欣赏。审美本身是和谐的活动，与外部和谐有类比关系。阿尔伯蒂为了研究美的本质而把数学引入自然之中。他说：“我每天都越来越相信毕达哥拉斯教导的真理：自然按照始终如一的方式活动，它的一切运动都有确定的比例。”⁽¹⁸⁾他相信，和谐的数学比例使得自然成为完善和神圣的，他甚至发出了“自然即上帝”的感叹。

具有新柏拉图主义倾向的德国哲学家库萨的尼古拉（Nicolas of Cusa，1401—1464年）从神学出发，也得出了要通过数学认识自然的结论。为了解答“人如何认识上帝”，他悟出“有知识的无知”的新思想。就是说，关于上帝的学问归根到底是一种无知。不过，这种无知不是一无所有的状态，而是以“无限”为对象的知识。库萨的尼古拉区分了三种意义上的“无限”：首先，无限是绝对的极大，它是不可损益的“一”；其次，无限也是相对的极大，它是宇宙的界限，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再次，无限又是极大与极小的统一，以数字为例，“把一个数叫做无限与说它是极小的，是完全相同的一回事”⁽¹⁹⁾。

库萨的尼古拉并没有抽象地谈论无限的绝对与相对、极大与极小的统一。他明确地说，绝对的无限是上帝实体，相对的无限是宇宙，两者的统一的现实意义是：上帝在万物之中“展开”（explicatio）。展开就是运动，因此，宇宙没有静止，地球也不例外，既然事物运动都是上帝的展开，那么研究自然可以提供比神学更多的关于上帝的知识。库萨的尼古拉说，有知识的无知要从“上帝亲手写的书中”去寻找，这就是“到处都可看到的自然之书”。更重要的是，自然这本大书是用数学符号书写的，因为数学中充满着极大和极小的协调统一，如圆周和直径、弧和弦、圆的面积与内接多边形面积之间的关系都是如此。对自然的数量关系知道得越多，就越接近于上帝和宇宙的对立统一的本质。库萨的尼古拉提出用数学研究自然的思想为近代自然科学开辟了道路。

能动的自然

文艺复兴时期是自然哲学的繁荣期。 自然哲学家从古代哲学中吸取了物活论、生机论和泛神论的因素，把自然看做是生机勃勃的运动实体，自然和神连成一体，研究自然与研究上帝属于同样的工作。通过这样的方式，宗教信仰激起了人们研究自然的兴趣，过去人们在神学研究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被引导到对自然的研究上。毋庸赘言，这种转变是从中世纪神学到近代自然科学的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

特勒肖（Bernardino Telesio，1508—1588年）在《物性论》中表达了一种物活论的世界观。他反对经院哲学把抽象的理性模式强加在自然之上，要按可以感觉到的自然本身的原则解释自然。可感的自然原则是冷和热，它们是上帝创造的本原。冷是绝对静止的原则，热是运动的原则。这两种原则是无形的、对立的；更重要的是，它们是能动的。冷和热的能动性在于它们富有感觉，可以感觉到自身的存在和对立面的毁灭，因此具有自我保存的倾向。这两种原则统辖一切事物，不论有机物，还是无机物都有求生避害的本能。人的特殊性在于能够利用这一本能趋善避恶。

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1568—1639年）要求用读《圣经》的方式读自然这本书，这就是观察自然的神圣性质。他说，自然是上帝的活塑像，是上帝的镜子。上帝的第一性质是能力、智慧和爱。一切自然物都与上帝类似，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三种性质，并按照这些性质的反比例，具有相反的性质。这意味着，每一事物既有存在的能力，又有非存在的能力；既有智慧，又是无知的；既有爱，也有恨。

帕特里奇（Francis Patritias，1529—1597年）的自然哲学的体系是以泛光论和泛灵论形式出现的泛神论。他认为自然的本原是光，光源是上帝。上帝之光是有生命、有智慧的，上帝以光的流溢的方式创世，世间的物理之光因此也是有灵的，它化为热和湿气。热是来自光的能动性，构成事物的形式方面，湿气是阻碍光的惰性，构成事物的质料方面，两者组成世界万物，并决定着事物的生成变化。他把上帝自然化为光，又把光神圣化为上帝，这是典型的泛神论的自然观。

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年）是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自然哲学家。生于意大利南部的诺拉，18岁加入多米尼克会。因为对天主教教义发生怀疑而被指控为异端，1576年逃亡国外，先后去过日内瓦、巴黎、伦敦、威丁堡、法兰克福等地讲学、写作。1591年应威尼斯贵族摩森尼哥邀请回到意大利，次年因摩森尼哥向宗教裁判所告发而被捕，在审讯中拒绝放弃自己的哲学观点，1600年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主要著作有《记忆术》、《太一的理想》、《论原因、本原和太一》、《论无限、宇宙和众多世界》、《论英雄气概》、《驱逐自然野兽》、《论单子、数目和形状》等。

布鲁诺的自然观也是泛神论。他把上帝解释为对立之中的统一、复杂之中的单一。上帝是唯一的实体，自然界是上帝的自我显现，自然事物是神圣实体的偶性。他运用经院哲学术语，把上帝说成“能生的自然”，自然界则是“被生的自然”。上帝的力量是柏拉图式的世界灵魂，一切自然物都以世界灵魂为形式因。就是说，灵魂不但存在于自然整体，而且存在于自然的部分；因此，“万物在自身中有灵魂，而且有生命”⁽²⁰⁾。不但如此，灵魂还存在于自然的部分的部分，如此分析下去，构成事物的最小单位也有灵魂。有灵魂的最小单元被称为单子，每一个单子都能在内部反映出弥漫在宇宙中的世界灵魂的影像。正是从这种一与多、最大与最小、无限与有限的统一关系出发，布鲁诺得出了太阳是世界中心，宇宙有无数个像太阳系这样的世界的结论。他的日心说因为有泛神论为理论基础，因此格外被教会所不容。

经验的自然

文艺复兴时代，自然科学与伪科学掺和在一起，把两者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点是对经验和实用的关注。14世纪后期，在奥康关于证据知识的思想的影响下，在巴黎大学形成了以布里丹为代表的经验科学学派。文艺复兴时期盛行占星术、巫术、魔术、炼金术、通灵术，这些在当时被称为“奇异科学”（occulta scientia）。这些奇技异术之所以被当作科学，是因为它们以实用为目的，要求可感的经验证据和检验，在原则上符合经验科学的一般标准。奇异科学是自然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多新柏拉图主义者也提倡神奇科学。

奇异科学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是瑞士人帕拉塞尔苏（Paracelsus de Hohenh，1483—1541年）。他有着强烈的反权威意识，轻视书本知识，重视经验观察。他说，在旅行中观察自然是一种行动技术，要比任何一门学问都更有知识，真正有用的科学是能够控制自然物的魔术，而不是思辨的自然哲学。

奇异科学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卡尔达诺（Girolamo Cardano，1501—1576年）。他写的《论简明性》可以说是一本关于自然的百科全书。他区分了人类知识和自然知识。人类知识使用语言修辞的力量，以欺骗和控制他人为目的；自然知识的目的是功用，研究自然是为了改变自然，改善人类生活状况。卡尔达诺自称是第一个朝向功用目标努力的人。卡尔达诺关于实验的观念虽然以占星术为模式，但他关于自然知识的目的和手段的看法接近于近代自然科学。

总的说来，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观与近代自然科学精神之间的差距还很大。奇异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和经验方法上不可同日而语，自然哲学的生机论和泛神论与自然科学的机械论针锋相对，当时对数学作用的认识也没有摆脱类比和比例关系的思辨，远远没有达到自然科学的精确计算。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标志着自然科学的诞生，但自然科学在文艺复兴时期还处在萌芽状态。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自然科学显示出自身的理论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终于战胜其他关于自然的学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至于自然科学的胜利对于哲学的重大意义，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注释】

(1) 参阅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280—302页。(www.xing528.com)

(2)　E. Cassirer，The Renaissance Philosophy of Man，Chicago，1954，p.391.

(3)　L. B. Alberti，Della Statua，trans. by R. N. Waikings，Columbia，1969，p. 135.

(4)　L. Valla，On Pleasure，trans. by A. K. Hieatt，London，1977，p. 505.

(5)　N. S. Struever，Language in the History of Renaissance，Princeton，1970，p. 105.

(6)　C. B. Schmitt，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enaissance Philosophy，Cambridge，1988，p. 176.

(7) 皮科：《论人的尊严》，顾超一、樊虹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25页。

(8)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80页、83—84页。

(9)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2卷1章8，9节。

(10)　Luther Werke，ed. by J. G. Walsh，IXX，SS. 128-129.

(11)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3卷19章15节。

(12)《蒙田随笔大全》中卷，译林出版社，1996年，82页。

(13) 同上书，124页。

(14)Autobiography of Michel de Montaigne，Boston，1935，p. 372.

(15)C. B. Schmitt，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enaissance Philosophy，Cambridge，1988，pp. 58，102.

(16)Literary Works，trans. by J. R. Richler，Oxford，1929，section 32.

(17)L. B. Alberti，On Painting，trans. by J. R. Spencer，New York ，1956 ，p. 93.

(18)L. B. Alberti，Ten Books onArchitecture，trans. by J. Leoni，London，1995，p. 243.

(19) 库萨的尼古拉：《论有学识的无知》，尹大贻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10页。

(20)《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北京大学西方哲学史教研室编译，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