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学者不再批评政府？

●学者不再批评政府的原因

在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政策之争就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线。中曾根在1982-1987年担任首相之际，还曾经推行过一系列改革，如成立临时行政调查会开展相应的调查活动，将（烟草）专卖公司和电话电信公司以及国营铁路公司民营化。此后1993年日本新党的细川护熙出任首相，自民党曾一度下野，那时的政策之争是非常激烈的。1992年笔者也成立了政策社会团体“平成维新会”，其宗旨是将日本打造成以人为本的国家。其时笔者就主张通过在日本实行道州体制推动权力下放，告别中央集权。由此引发的政策之争受到了公众的巨大关注。

但细川首相辜负了公众的期望，因为他没有政策主见。他只是接过时髦的口号呐喊了一阵，就像推销化妆品一样，实际上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意义的改革。因此他上任仅263天就挂冠而去。

与此同时，由于细川政权的诞生，“铁三角”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在此后的10年中他们不断将那些可能会对其形成威胁的个人和组织予以招安，这确实是一大高招。此后其队伍便相继膨胀为“铁五角”乃至“铁八角”。而相关的政策之争却完全偃旗息鼓了。

在此前，相当数量的学者不是拥护“大政府”（保守派）就是支持“小政府”（改革派），当笔者组建“平成维新会”时，赞成笔者主张的人也不在少数。东京大学的佐佐木毅教授通过民间临时调查会的活动积极推动政治改革，是“小政府”派的领衔人物。但他如今当上了东京大学校长，成了令人瞩目的国立大学的掌门人。上智大学的猪口邦子教授也曾发表过许多抨击政府的言论，但在就任驻日内瓦的裁军大使后，其这一姿态已完全销声匿迹。她如今是为国效力，恐怕也不能说三道四。但如果他们能始终坚持并不断发展这些认识的话，也许会使这个国家的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化。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

原早稻田大学教授植草一秀对小泉政权始终持批评态度，据说他在被日本警方跟踪一个月后被逮捕。当然其所作所为确实为人所不齿，而且从政策主张上来看，他与笔者相反，提倡“大政府”，所以对他我并没有什么好感。但对这样一个对政府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如此动用公权力使其缄口，这实在使人感到不快。

佐佐木教授和猪口教授是被招安为御用学者的两个典型，他们如今都是政府的审议会或恳谈会成员。据笔者所知，如今在日本没有一个学者在真刀真枪地抨击政府。为什么会这样呢？说来简单，你要与政府对着干，你就根本混不下去。因为抨击政府的学者根本就得不到文部科学省的课题经费。相反对政府曲意逢迎的“政商学者”，居然可以申请到几十亿日元的科研经费。

近年来，连律师也被吸收到以政客、公权力和财界为主的利益集团中了。他们所利用的平台就是“产业再生机构”。根据《产业再生法》，所有的再生案例，都必须有律师介入。所谓再生，就是推动那些债务负担沉重但仍可能重组（即再生）的企业将债务打包，从而降低利息负担，以利企业尽快重组。这就是说，这样的再生案例越多，律师的腰包就越鼓。这是律师的一大收入来源。即便是入道不久的新手，哪怕是写一本民事再生实务这样的书，也会财源滚滚。与其他律师通过打官司赚辛苦钱相比，接民事再生案例赚钱实在是太容易了。于是众多律师都对民事再生案例趋之若鹜。过去律师是反公权力的象征，如今也已堕落为利益集团的一员。本来是政客、公权力、财界、御用学者、媒体这样的“铁五角”，加上检察院和税务局为“铁七角”，律师也跻身其中后，这就成为“铁八角”了。

这样，从20年来始终被视为“霞关⁽³⁾的头号天敌”，与其抗争到现在的笔者看来，周围已完全为政府招降纳叛，本人可谓四面楚歌。80年代还有许多人与笔者一起鼓吹“小政府”，如今已是曲高和寡了。

在日本的各种议论中，只有“大政府”派的主张在大行其道。因此来自政府的资助源源不断。大家都争相进入“体制内”。例如产业再生，说起来很好听，但斥资13万亿日元所救济的企业，都是与其重组还不如让其倒闭更好的事业型企业，根本不应动用纳税人的钱去救济这样的企业。(www.xing528.com)

我想起了60年代曾轰动一时的名著——卡森的《寂寞的春天》。该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今年听不到昆虫的鸣叫，也听不到鸟儿的歌唱。”如今正需要鸟儿歌唱，但鸟儿却根本不见踪影。

其他发达国家的发展趋势与日本完全相反。曾实行“大政府”的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都先后碰壁，于是在这20年中相继改弦易辙。其基本做法就是国家只做必须做的事，其余的都让民间去做。这是根本的改变。

但在日本，直到现在还只听到“刺激经济对策要有足够力度”，“向公共事业投资××亿日元”这样的呼声。这些为小泉纯一郎摇旗呐喊的自民党保守派，仍然对“大政府”情有独钟。本来应该就实行“大政府”还是“小政府”展开争论，然后义无反顾地实施改革，但由于“铁八角”势力极为强大，根本无法出现这样的局面，这是非常令人忧虑的。

美国当然也有利益集团，但他们却不像日本这样强悍。例如在卡特政府时期，美国是实行“大政府”的，但里根上任后钟摆马上又摆了回去。而日本却完全不是如此，半个多世纪以来钟摆始终摆在“大政府”一边，再也回不去。在细川政权启动之际，笔者曾对此有所期盼，但实际上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日本的钟摆为什么就摆不回去呢（改革为什么就动不起来呢）？因为日本首相没有描绘愿景或提出政策的能力。

在中世纪，各国往往是通过政变来改变国家的发展方向。但如今现代国家都实行文官统治，均由总统或首相来控制军队，所以不可能发生军事政变。这样的话，改变政治结构的途径就只剩下对官员的任命权了。但也只有总统或首相才掌握这样的人事任免权，才能够通过人事任免来使钟摆摆动起来。

例如尽管遭到一致反对，小泉首相仍固执地让竹中平藏继续担任金融和经济财政大臣。且不说此公是否有利于改革，能否推动改革。只要首相能用好这一权力，他还是可能推动改革的。反过来说，从日本的治理结构来看，除了拥有人事权的首相以外，其他人是无法推动改革的。

此外，日本首相还拥有解散众议院的权力。如此大权在握的首相如果不能描绘改革的愿景或提出新政策的话，那么其所拥有的人事权和解散权就只能用于权力之争。

小泉首相所推行的改革足以证明此说。在2003年11月的众议院选举中，小泉的竞选口号不外乎邮政改革和4家公路公团（日本政府经营的特种公用事业机构）的民营化。小泉是将这些称为改革的。但这些内容与公众毫无关系，因此不能视为改革。反对邮政民营化和公路公团民营化的，都是自民党内的邮政帮和公路帮。进而言之，它可视为对桥本派利益巢穴的态度。凡是支持这些改革的，也就是触动桥本派既得利益的，今后则可望投桃报李。也就是说小泉以人事权来迫使政客们划线站队。因此小泉所实施的邮政改革和公路公团的民营化，与政策改变无关而是与政局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