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知道，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和高速运转的社会共同体，其健康发展不仅离不开一套科学的外在制度系统，也离不开一套科学的内在制度系统，或者说，也离不开一种先进的文化——知识和价值观的总称。这既是因为人们大部分的行为是由非强制性的文化来规范和引导的，也是因为真正科学的外在制度系统本身往往就是出自先进文化的高端产品。千万不要指望能出现一个没有先进文化的先进中国！
而科学的内在制度系统或先进文化，作为一种规范和引导人类行为的软制度，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它一定能自发地而非强力地规范共同体内各个个体的行为，它也一定能自发地而非强力地激励共同体内各个个体的行为。因此，也千万不要指望能有一个没有自发性激励功能和自发性规范功能的先进文化。
我们也已经知道，内在制度或先进文化是一个完整系统。在人类社会的较早时期，一个文化系统的完全形成，通常要经历漫长的自然进化过程，正是在这个漫长的自然进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们逐步认同了这个文化系统中包含的被人们认为有效的知识和价值观，认同者的数量达到一个临界点以后，文化就具有了自发地规范、激励共同体内各个个体行为的功能，文化就成了内在于人们心中的软制度。在人类社会的较早时期，经过漫长自然进化而形成的文化系统，一旦形成，其稳定性就大于变化性，其核心知识和核心价值观甚至能延续几百年、上千年。
与以往大为不同的是，从20世纪末期开始，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人类的知识总量呈爆炸式增长，知识的迅速更新也进一步导致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用于规范人类行为的价值观的日新月异。我们真的进入了速变、巨变、共变的社会。在当代社会，如同外在制度系统一样，内在制度系统或文化系统也具有了变化性大于传统性的时代特点。新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涌现，建立在海量新知识基础上的价值观也日新月异。这就意味着，内在制度系统或文化系统，那种被规范化和系统化的知识和价值观的总称，也必然会快速更新，否则它就会丧失其最重要的自发规范、自发激励的基本功能。
在当代社会，变化性大于传统性的特点，决定了人们已经完全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坐等内在制度系统或文化系统的自发形成了，人们现在必须要在全面扫描知识和发现社会变化规律的基础上去积极主动地建设我们的先进文化，否则引导和规范我们行为的就总是某种与新知识相冲突的落后文化。
从许多社会共同体已经发生的文化变迁案例来看，积极主动地建设一种先进文化，一般是按照先搭建先进文化的骨架再填充先进文化的血肉的顺序进行的。一套逻辑严谨和富有解释力、说服力的宏观社会理论就是先进文化的骨架，正是这一套宏观社会理论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全部社会现象的最基本的知识或最基本的规律，而由这些最基本知识延伸出来的更多知识和价值观就是所谓的先进文化的血肉。可以说，在现代社会，没有科学的社会理论，就没有先进的文化；没有先进的文化，就没有既积极主动又井然有序的人类行为。
另外，从公共治理的宏观角度看，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人类行为即具有个体性，也具有公共性，并且随着人类自身外部影响能力的不断增强，人类行为的公共性越来越显著。一套宏观社会理论不仅是规范和激励各个个体行为的文化系统的骨架，它还是推演设计那些引导人类公共行为的公共制度、公共政策的直接依据。我们相信，在现代条件下，任何公共行为如果没有恰当的理论系统做基础，行动前就不可能有尽量细致的涉及公共制度和公共政策的预案推演过程，那样，公共行为带来不利结果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
在速变、共变、巨变的当代社会，人们对能展现速变、共变、巨变宏观规律性的社会理论产品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为适应现代社会文化的变化性大于传统性的要求，许多国家的政府或政党对社会理论产品持实用的态度，因时制宜，合则用，不合则弃，如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合理预期等。
中国共产党则更愿意看到宏观社会理论系统兼具变化性和一贯性。中国共产党把正在建设中的引导中国社会实践的核心社会理论系统命名为发展着的和进一步科学化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基础社会理论建设工作总体上应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进一步科学化。
站在理论产品生产者的角度看，兼具变化性和一贯性，的确是对理论产品的更高甚至更苛刻的要求。但是，站在理论产品需求者的角度看，我们也得承认，这种苛求具有合理性，因为无形的理论产品，尤其是宏观社会理论产品，的确也像众多有型产品一样已经进入供大于求和需求者是上帝的时代。
如果我们真的具备了现代市场营销观念，如果我们也像对待大部分产品那样把理论产品的生产、推广看作一个市场营销过程，那么，我们就应该把理论产品的需求看作理论产品的整个营销过程的核心。按照营销观念进一步推演下去，我们就绝对不能忽略对理论产品，尤其是对宏观社会理论产品的以需求为核心的营销过程的特征性的研究。理论产品在购买参与者、购买过程、使用参与者、使用过程等方面，都与其他产品有巨大区别：它有独特的鉴别者和鉴别过程，它有独特的推荐者和推荐过程，它有独特的购买者和购买过程，它有独特的推广者和推广过程，它有独特的使用者和使用过程，等等。
虽然我们没有在此展开描述细节，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认为社会理论产品的生产就已经足够复杂和艰难，那么，社会理论产品的采用和推广过程中的复杂性和艰难性更是远远高于生产过程中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一个高速运转中的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社会理论产品采用过程中的复杂性和艰难性更是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如此看来，我们不能再仅仅要求理论产品的传播者和使用者去适应我们的理论产品，如同在理论产品短缺的年代所做的那样，我们更要让我们的理论产品去适应传播者和使用者的要求。如果增加社会理论产品的生产难度真的能够减少社会理论产品传播和使用的难度，我们宁愿选择挑战理论生产过程中的艰难，下更多苦功夫去构造兼具变化性和一贯性的、发展着的和进一步科学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产品。
为了减少在近八千万中国共产党党员中推广和使用的难度，中国理论工作者在处理理论产品的变化性同传统性的关系时，的确比其他国家更需要把握分寸，更需要精细，更需要辩证。如果与旧理论在逻辑关联性方面非常有说服力，如果不是堆砌，用发展旧理论来形成新理论，的确是不错的选项。
即使理论产品在现代社会具有变化性大于传统性的特点，我们也得承认，在有些国家，对变化性大于传统性缺乏数量程度的把握，有时甚至到了变化性完全否定传统性的程度，经常毫无过渡地用新理论产品替换旧理论产品。这样做固然减少了理论生产者的难度，但明显加大了理论传播者和使用者的难度。好在它们是人口少许多的小国，新文化的传导速度快，还能承受得起频繁文化更迭所带来的震荡。
而在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新文化的传导时滞较长，传导过程中新旧文化的冲突较为剧烈，频繁的文化震荡会导致较大的人群产生不幸福感。即使在文化的变化性大于传统性的现代社会，我们也比其他国家更需要把握变化性大于传统性的数量程度，尤其不能极端化地用变化性来完全否定传统性。我们需要一套精巧程度更高的理论系统，它能展现旧理论系统向新理论系统演化的过程，它能展现新理论与旧理论的逻辑关联性，它体现了变化也兼顾了传统。
当然，我们没有忘记，理论系统的建设不是为了变化而变化，也不是为了传统而传统，可以用统计方法界定和考核的对十几亿中国人的解释力、说服力、引导力才是理论建设的基本追求，而兼顾变化性和传统性只不过是这个基本追求在变化着的人口大国这个特殊条件下的延伸追求。
从中国当前社会基础理论建设的实际情况看，理论界并没有真正把握好理论的变化性和传统性的关系。
尽管我们的主观愿望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去建设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并没有下功夫展现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一些新思想的逻辑关联性，我们甚至也没有下功夫展现一些新思想本身的逻辑关联性。新说新，旧说旧，新不能圆旧，旧不能圆新。因此，从对十几亿中国人的解释力、说服力、引导力角度看，我们其实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割裂理论的变化性与传统性，这导致原本应该较少承受文化震荡的中国却在承受着更加剧烈的文化震荡。这就是为什么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工程具有空前的紧迫性。
幸运的是，现在把理论本身的解释力、说服力、引导力作为理论建设工作的基本追求，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共产党内的主流观念，而那种曾经一度盛行的仅仅把理论当做游离现实的教条，仅仅把理论当作一种政治象征符号，仅仅把理论当做可以随意挥舞的旗帜，以及蔑视理论的通过发现规律来引导行为的原始功能，并且在传播方式上完全依靠政治力量来支撑和灌输，则已经沦为中国共产党内的非主流观念。
有越来越多的追求解释力、说服力、引导力的党内外理论工作者加入了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产品的生产者行列，笔者也是其中之一。(www.xing528.com)
如果想兼顾理论的变化性与一贯性，如果把正在建设中的引导中国实践的核心社会理论命名为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一个扑面而来并且不容回避的问题是，什么叫理论系统的发展？
如同一个概念需要一个概念符号一样，一套理论也需要一个理论符号。概念符号的基本功能是外在地表现出一个概念与其他概念的区分；理论符号的基本功能同样是外在地表现出一套理论与其他理论的区分。理论符号的命名形式通常是XXX主义、XXX学派等。基本概念相同或相似、基本命题相同或相似，而逻辑层次较低的延伸概念和延伸命题有所区别的各种理论都被划进同一个“主义”或“学派”。与划分“主义”或“学派”的标准类似，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理论系统的发展的定义是：新理论与传统理论的基本概念相同或相似、基本命题相同或相似，而在逻辑层次较低的延伸概念和延伸命题方面有所补充或有所修正。
但是，根据这种关于“理论系统的发展”的定义，一旦面临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发生了变化，就不再是对原有理论系统的发展了，变化后的理论系统就将被命名为一种新的“主义”或“学派”。
中国共产党要求理论系统兼具变化性和一贯性，要求理论改进工作总体上应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遇到的最大挑战就在于此。许多年来，在速变、共变、巨变的中国所出现的新的社会现象，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延伸概念和延伸命题提出了扩展解释范围的新挑战，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提出了扩展解释范围的新挑战。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贯性和变化性的矛盾，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的世纪难题。
从目前的实际结果看，“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工程”尚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最关键性的原因有两个。
其一，一些知识结构陈旧和思想僵化的理论工作者，囿于“理论系统的发展”的传统定义，一旦面临新的社会现象冲击的不仅是一套理论的延伸概念和延伸命题的解释力，新的社会现象也冲击着一套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的解释力时，就认为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的任何变化都不再是原有理论系统的发展，这就在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的层次上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变化与经典传统的辩证关系，就在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的层次上回避马克思主义对新社会现象的解释力问题。此时，他们所谓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其实就是坚持教条主义。
其二，一些庸俗的理论工作者，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在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的层次上回避马克思主义对新社会现象的解释力问题，他们由于实在无法在规范的意义上厘清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变化与经典传统的辩证关系，就干脆在实际理论建设过程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畴来取代“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范畴，把原本位于更高逻辑层次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范畴混同为较低逻辑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畴。当然，因为他们未能在规范的意义上真正解决好涉及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怎么可能在规范的意义上真正解决好涉及延伸概念和延伸命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呢？结果是马克思主义被他们搞成了杂货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中国一些庸俗理论工作者所做的工作就是编制这个理论大筐，然后简单化地把“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政治家们为解决具体问题和为实际操作需要概括而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股脑放进大筐里，他们不再纠结于这些内容在规范和系统意义上的逻辑关联性了，他们不再追求“自圆其说”了，而这些恰恰才是专业理论工作者的专长和应该竭尽全力做好的工作。
我们所进行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作，是从重新定义什么叫理论系统的发展开始的。
我们在开头就已经说过，任何理论系统都有理论成立的假设前提，并且多数情况下这些假设前提都是隐含的，没有出现在理论本身的描述当中。理论家们长期观察了他所处时代的大量社会现象，发现了许多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理论家们具有一种创造出能供人们普遍学习的知识的冲动，他要找出引人注目的“一般规律”。他的办法是抓大放小。首先，他舍弃了对许多社会现象的关注，而专注于他认为的最重要的现象；然后，他舍弃了对许多与他认为的最重要现象之间存在因果联系的现象的关注，而专注于他认为的存在最重要因果联系的现象。理论家的一般规律就是经过了许多这样的舍弃而产生的。他当初舍弃的众多社会现象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一般规律的时代背景；他当初舍弃的许多因果联系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一般规律的前提条件。一般规律就是在这个特定时代背景中和特定前提条件下才成立的一般规律。当我们突出强调我们认为的最重要的因果关系时，就把其他因果关系降格为前一种因果关系的前提条件。并且据我们观察，多数情况下，那些被降格为前提条件的因果关系在耀眼规律的描述中，往往被更进一步降格为只字不提。
一般而言，绝大多数知识只有经过这样的假设性的简化，知识创造者的个案知识才能上升为供人们学习和记忆的通用知识。这里讲到的通用知识，是指可以解决众多现实问题的共同性、普遍性知识。
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奇妙性就在于，以前被理论家认为不重要的现象，现在则可能变得重要了；以前没有的现象，现在则可能出现了；以前被理论家认为不重要的因果联系，现在则可能变得重要；以前由于统计计算等研究手段的局限而不得不放弃研究的现象或因果联系，现在则由于研究手段的进步而不必放弃研究了；以前由于统计计算等研究手段的局限而只能进行突变研究的现象或因果联系，现在则由于研究手段的进步而可以进行渐变研究了。
一套具有强大解释力和说服力的社会理论系统，一套有实践价值的社会理论系统，理论家揭示社会变化规律的研究方法一定是可靠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所展现的只是在隐含的时代背景和隐含的假设前提下的理论推演过程，所得出的只是在隐含的时代背景和隐含的假设前提下的社会变化规律。如果我们在规范的意义上将那些隐含的假设前提显现出来，并按照同样的研究方法将隐含的假设前提放松时或调整时的理论推演过程也都一一展现出来，从而得出新的假设前提下的各种社会变化规律，只要以前被理论家关注的现象仍然是重要现象之一，只要以前被理论家关注的因果联系仍然是重要因果联系之一，只要现在对以前进行的突变研究仅仅是增加了渐变研究，那么，从广义的逻辑关联性的角度看，我们现在的研究成果就可以被视作原有理论系统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就是一套具有强大解释力和说服力的社会理论系统，就是一套有实践价值的社会理论系统。我们当然也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同样也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具有隐含假设前提的理论系统。这些隐含的假设前提与当时的经验材料是大体吻合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做这样的假设是大体合理的。但是，由于这些假设前提没有被有意识地显化出来，由于没有刻意将这些假设前提与当时的经验材料做仔细对照的理论过程，不但马克思自己很容易在话语形式上把特定时代背景和特定假设前提下的理论推演描述成无背景、无前提的理论推演，后来者也很难借鉴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进而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新的假设前提下做新的理论推演，揭示出新的假设前提下的社会发展规律，从而形成既包含旧假设前提下的推演也包含新假设前提下的推演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
如果我们试图按照这样的理论发展的内涵去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努力掌握一个不可或缺的理论基本功，那就是系统训练思维方法。只有十分清晰地全面了解各种人类思维的程序和规则，我们才有可能再现像马克思这样的伟大理论家当初产生伟大理论的思维过程；只有再现了他们当初产生伟大理论的思维过程，我们才有可能显化出他们是在什么样的隐含的假设前提下进行理论推演的；只有显化出了他们推演时的隐含的假设前提，我们才有可能通过对照显化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假设前提和做出新的推演。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全面展现人类思维方法的著作中论述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描述的人类思维方法包括形象思维思维方法和概念性思维方法中的抽象思维方法、科学具象思维方法。马克思就是主要运用其中的抽象思维方法来完成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的。
按照我们已经揭示的抽象思维方法的规则和程序，就很容易用规范的话语形式再现马克思的推演过程，这不但能修正一部分推演漏洞，还能够再现那些推演时隐含的假设前提。
按照我们已经揭示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规则和程序，不但更有利于还原以前被忽略的现象，不但更有利于还原以前被忽略的因果联系，还能够有效面对抽象思维方法由于其局限性而不得不回避的难题，例如，就更有利于对以前仅仅进行突变研究的对象增加渐变研究，就更有利于对以前仅仅确定演绎关系的现象增加综合关系的研究。
我们将我们的社会理论研究看作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重新命名为一种新的理论系统，还基于以下几个具体原因：
一是马克思及其合作者一生都在追求理论的逻辑严谨，一生都在追求理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如果我们抛弃偏见，就会发现马克思及其合作者是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理论建设方面研究范围最广和最讲究系统化、规范化的理论大师。尽管我们已经发现了马克思学说的一些逻辑漏洞，但他的许多著作在今天依然可以被看作运用抽象思维方法的典范。如果肯下大力气按抽象思维的规则去修正它，以及按科学具象思维的规则去扩展它，马克思学说就仍然具有指导实践的价值。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也是人类有史以来影响和引导的人口数量最多、影响和引导的持续时间最长的社会理论系统。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理论力量？断然地否定它、抛弃它绝对不是科学的态度！
二是中国有太悠久的以形象思维方法为主的历史，理性的概念思维从普遍程度和细致程度上衡量都未达到成为主要思维方式的标准。在这样的条件下，与任何其他东西一样，一种理论的符号意义和象征物意义经常大于理论本身的意义。在不少中国人看来，一种基础社会理论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时代或一个朝代的符号和象征物，如果一种基础社会理论被另一种基础社会理论取代了，人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关注新理论在内容上的创新，而是毫不迟疑地得出结论：改朝换代了。更让以探索创新为唯一追求的理论研究者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中国社会理论的重大变化通常都要伴随激烈的政治斗争甚至暴力革命。
我们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再一次陷入动荡和暴力的泥淖，因为我们不相信当代人的暴力革命能给当代人带来和谐幸福，当一群人愿意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去夺取另一群人的专享权时，他们怎么可能不用鲜血和生命去捍卫自己夺取的专享权？正是为了当代人的和谐幸福，我们选择非暴力革命式的变革。我们愿意尝试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符号下实现中国基础社会理论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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