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量与表达人类行为动机的战略思维方法

第一节　人类行为动机的度量与表达

一、人类行为动机的度量与表达

如果一定要指出社会科学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与社会科学的抽象思维方法相比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那就是前者一刻也离不开对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度量。甚至可以说，对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度量进化到什么程度，社会科学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就进化到什么程度。因为在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看来，一个时点的现象不同于另一个时点的现象，就表现在两个时点的数量关系格局不同。这种数量关系格局的不同可能是由于描述两个时点现象的概念组的不同所导致的，但在更多情形下，这种数量关系格局的不同是由于同一个概念组中的各个概念在两个时点的数量属性不同所导致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按照时间序列表现出来的数量关系格局的变化规律。由于一个时点的数量关系格局不同于另一个时点的数量关系格局，通常就表现在组成格局的若干个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差异，因此，没有对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度量，何以知晓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差异？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从20世纪末至今，有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的概念在逐渐被量化，尽管量化的过程绝不容易，尽管有些被量化得非常粗略。但是，这种“粗略”比起以前的“从不量化”已经是一个大大的跨越。

在当今社会，这种对概念进行数量属性度量的进步现象，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已经随处可见。例如，当你描述两个学业都非常好的北京中学生时，你会用“好学生”这个概念来代表你的判断。可你的几乎全部听众都不会满足于这个定性的描述，大家都进一步想知道这两个“好学生”好到什么程度以及哪个更好。如果你接着说这两个学生都是人大附中的学生，大家对这两个学生好到什么程度就有了初步判断，因为人大附中的录取分数最高，而录取分数恰恰是“好学生”这个概念的数量属性之一；如果你又说这两个学生都在人大附中第一实验班，大家对这两个学生好到什么程度就有了进一步的判断，因为第一实验班的分班考试分数最高，而分班考试分数也是“好学生”概念的一个数量属性；如果你还提供了这两个学生在班里的排名情况，大家对这两个“好学生”好到什么程度以及哪个更好就有了更准确地判断，因为班级排名是“好学生”概念的又一个数量属性。正是通过录取分数、分班考试分数、班级排名这三种对“好学生”的数量属性的度量，我们才对那两个“好学生”有了更加具体、更加精确的认识。

可以说人们在社会领域也越来越如同在自然领域一样，了解概念时不仅想了解概念的符号、内涵、外延，还要了解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和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因此，作为为大众在人类社会领域的概念性思维提供工具性服务的现代社会科学工作者，如何规范、准确地度量概念的数量属性就成为一项迫切任务。社会科学的各个专门学科也都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迅速发展。

社会科学本身观察和研究的现象非常广泛，甚至可以说一切涉及人类活动的现象都不能完全排除社会科学对其变化规律性所做的探索。与人类活动有关的现象虽然庞杂，但是也大体可概括为三大类：人类行为动机类、人类行为过程类、人类行为结果类。

到目前为止，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在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的进化也是不平衡的，有些概念的数量属性相对容易度量，例如一国的财富，总能从实物或价值角度度量它的多寡。再如技术水平，哪怕是用“20世纪90年代的技术”、“21世纪的技术”这样粗略的标准，人们还是能区分一个共同体的技术水平数量程度的高低。

有些抽象程度较高的概念的数量属性则很难度量。尤其是对社会科学的许多概念而言，其数量属性需要被假设为其制度化的程度，这不是很精确，但也能表现概念所代表的事物在不同时点的状况。例如，资本主义概念的数量属性就被假设为资本主义内涵在不同时点被制度化的程度，人们也只能间接地从资本主义概念在共同体中制度化的程度来大体衡量资本主义概念的数量属性，比如人们总能根据价值关系和经济自由在共同体中所渗透的范围等指标来判断出哪些国家或地区资本主义制度化的程度高一些，哪些程度低一些。

一般而言，在人类行为动机、人类行为过程、人类行为结果这三类现象中，对人类行为动机类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度量的进展最为缓慢。原因在于人类行为动机完全是人的内在的心理活动，我们可以直接观察人的行为过程和行为结果，但无法直接观察人的行为动机。它就如同一个暗箱，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只能通过暗箱之外的行为过程类现象和行为结果类现象来推测暗箱里的行为动机。由于人类行为的高度复杂性，人们依靠这种研究猴子内心世界的方法在人类行为动机领域所取得的成果非常有限，观察者始终难以确定暗箱里的人类行为动机与暗箱外的人类行为过程、人类行为结果的某种可靠的对应关系。于是，许多人干脆就放弃了人类行为动机引起人类行为过程、人类行为过程产生人类行为结果的逻辑思路，尤其是在宏观共同体的层面，抛开人类行为动机，直接研究人类行为过程现象和人类行为结果现象，并由此总结出一些外在的、与人类动机无关的“客观规律”。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被观察和归纳的各个现象的差异性和易变性越大，归纳的有效性就越差，归纳出的“客观规律”的真理性就越差。在个性化日趋明显的现代社会，越来越多样化的人类行为现象导致那种仅仅依靠外在观察和不停追求现象“本质性”的研究方法的误差越来越大（参阅第七章）。也导致建立在这种研究方法基础上的简单化的强制性公共政策信号已经越来越难以有效引导人类多样化的行为。于是，人们又回归到人类行为动机是人类行为的内在根源的逻辑思路，即使在社会共同体的层面，人类行为动机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已经是人们进一步探寻人类现象变化规律和进行公共管理的最重要的基础。

总而言之，对人类行为动机类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度量既是最困难的，又是最重要的！突破点在哪里？社会科学在这个领域的突破点是，重新摆正人类行为动机的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的关系。

二、人类行为动机的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客体是极具动机性和社会群体性的人类。

如前一部分所述，正是由于客体的这种动机性和社会群体性，使概念所代表的很多现实对象变化极快，并且变幻莫测。例如，一个人的需求或动机今天是这样的结构，明天可能就受其他人的影响而变成另一种结构了；一个人现在的行为是这样的，当他知道自己正在被观察时立刻就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现象，等等。由于客体的易变性，抽象思维不得不运用的众多假设前提下的归纳、综合等手段，会使概念系统与现实有更大的偏离。社会科学更需要有一种能代替传统抽象思维方法的整体性思维方法。

但首先应该引起关注的是，社会科学由其自身特点所决定，在抽象思维方法的准确性方面远不如自然科学。特别是其概念的数量属性很难准确度量，其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也因为很难归纳出同一的度量单位而无法充分运用数学语言来描述。

正如前一部分所描述的，自然科学的整体性思维，是由于大规模计算技术与数学、物理分别接轨而形成的计算物理和实验数学，才产生突破性进展；而多数社会科学不但目前的数学应用水平低，即使将来也因无法归纳出有现实意义的统一度量单位而根本不可能沿着自然科学的传统数学建模的方向走。

形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种区别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客体的动机性和社会群体性有天壤之别。

人类客体甚至一旦得知自己已成为考察对象就会产生和得知之前的巨大变化，同一个人处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时其行为的变化也非常明显。

自然科学的客体则要简单和稳定得多，其概念的数量属性比较容易准确度量，其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也比较容易确定。

客体能动性的差异导致了两个领域抽象思维的深刻差异，以至不少自然科学家根本不认为社会科学是科学，因为它总结的规律的确不具备准确性和可重复性这两个科学标准。这两个标准是预测性的基础，而人类思维最根本的目标就是预测。

于是，也有一些自然科学家带着对传统社会科学的蔑视，开始向人类社会领域进军。他们的出发点和社会科学家不同，他们把人类看作自然的一种生物体，从生物体的构造出发探讨人的行为。

社会科学家当然讨厌自然科学家对社会科学的这种蔑视，但迄今为止，社会科学家还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替代理论。

实际上，自然科学家的这种看法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前提，不可思议的是，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在本质上居然也隐含着同样的假设前提，那就是自然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把自己当作研究的主体，把其他人类当作自己研究的客体。这种划分是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准确性较差的根源之一。同样，这种划分也阻碍了自然科学家解释人类行为的进一步尝试。

客体的动机性和社会群体性经常是社会科学家为社会科学的较差的准确性进行辩护的理由，但仔细想想看，以高高在上的研究主体自居，把其他人类仅仅当作观察的对象，本身不就是在否认人类客体的动机性和社会群体性吗？

把研究者当作主体，把其他人类当作客体，这种假设延续了成千上万年，以至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假设前提下进行研究的。我们更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假设前提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对人类客体能动性的否定。

人类社会越发展，人就越趋向于一个全面、生动、多样化的人，即能动的人；人类社会越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就表现出他们是全面、生动、多样化的人，即能动的人。当初的那个把其他人当作客体的假设就越来越不符合实际情况，就越来越把研究引向偏离现实。

也有一些聪明的社会科学家尝试自己就是客体来进行自省或尽可能地倾听客体们的意见，但这些仅仅是浅尝辄止，没有从方法论的高度抛弃“自己是主体、其他人是客体”的假设，没有努力形成一套系统地“倾听客体们的意见”的方法。(www.xing528.com)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人类客体越来越表现出其固有的动机性，它的复杂和瞬息万变越来越不适于用主体的观察和归纳方法来探求规律。自然科学的研究客体从来没有像人类客体那样复杂、易变和不可捉摸。人不仅是自然的生物体，它还是社会的一分子，它的复杂性最主要是来源于人和人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因此一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即为适应数学方法的要求不断做深层归纳以寻求相同度量单位的方法，向人类社会领域的进军，其作用和效果都是有限的。

在另一个极端，另外一些人则继续采用回避概念的数量属性来粗略探讨人类行为规律的传统抽象思维方法。其作用和效果也同样会越来越有限。

就大部分情况而言，社会科学的整体性思维正是从抛弃划分主客体的假设开始的。

按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要求（参阅第七章），社会共同体的需要、社会共同体的选择不是单靠理论家的观察和归纳得出的，而是直接从共同体的每个成员自主表达的个人需要进行加总而得出的。因此，要度量社会共同体的某种需要的程度，首先须度量社会共同体各个成员的这种需要的程度。

人类客体的能动性使其不如自然科学的客体那样易于通过观察来度量其数量属性，但人类客体的能动性又使其有了一个自然科学的客体完全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客体的自述和自我表达。

只要提供适当的概念性工具，他自己随时能表述出他的某种需要、欲望、行为动机的强烈程度。各个人类客体的数量属性易变性极强，主体考察客体的方法误差越来越大，客体的内省和自主表达的方法是唯一已知的可替代的方法（这并不妨碍在易变性不大的领域继续沿用主体考察客体的方法）。

各个人类客体内省和自主表达的是他（她）在现时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状况下的追求、需要、欲望等行为动机的程度。

显然，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在这里假设人们通过内省可以确定并表达出他自己的某一种追求、需要、欲望的强度。传统的抽象思维的主体观察的方法是假设人们无法确定并表达出他自己的某种追求、需要、欲望的强度，只有理论家或研究者才能知晓人们的某种追求、需要、欲望的强度。我们宁愿相信前一种假设更接近现实世界的真实状况。

我们很快将看到，这种单个客体的自我表述会成为我们研究一个人类群体、一个组织、一个国家的集体行为规律的重要基础。

我们当然承认生产力发展状况、社会制度等因素会对人类行为产生很大影响，但这与我们强调的人类行为动机直接决定人的行为并不矛盾，每个人在形成他的行为动机时就已经包含了他对生产力发展状况、社会制度等外在环境的判断，我们相信千千万万人在形成动机时对外在环境的判断要大大优于个别理论家的判断。我们度量了千千万万人自我表达的行为动机，就也度量了千千万万人对生产力等外在环境的判断，我们没有理由用个别理论家对外在环境与人类行为相互关系的判断，来取代千千万万人自我表达的行为动机对人类行为的决定性，后者比前者更准确，更真实。

理论家同千千万万人一样，都只能观察到有限的局部现象，区别在于，理论家是从他所观察的有限的局部现象出发推演出一般性、整体性现象变化规律；千千万万人则是从他们各自所观察的局部现象出发内省出或者简单归纳出千千万万个局部现象变化规律，从而形成千千万万人的个人行为动机，然后再由专业工作者从千千万万个局部现象变化规律出发，或者从千千万万人的个人行为动机出发，统计出一般性、整体性现象变化规律。显然，从观察阶段开始，汇总起来的千千万万人的观察，其全面性、准确性、连续性就高于理论家个人的观察，千千万万人的眼见为实要优于理论家个人的眼见为实；另外，千千万万人从观察到形成行为动机，在无意识中都通过自然交流的方式经历了类似于德尔菲意见法那样的众人间的、多个轮回的相互启发过程和修正过程，理论家从观察到推演出规律，由于交流的组织成本和交流的时间成本等方面的局限，德尔菲意见法那样的相互启发过程和修正过程在范围、次数等方面都有欠缺；最后，千千万万人从局部现象归纳出局部规律从而形成个人行为动机，比起理论家从局部现象推演出一般性、整体性规律，概念外延小，归纳层次少，在使用抽象思维工具时，忽略的现象差异性和现象变化性要少许多，归纳和推演的准确度会更高（参阅第七章）。

在人类动机的多样性和变化性较小的时期，以及在大规模、高频率度量人类动机的技术手段较差的时期，各种形式的由理论家粗略概括而成人类行为“客观规律”的分析方法可能是我们的选项。但是，在人类动机的多样性和变化性较大的时期，以及在大规模、高频率度量人类动机的技术手段较先进的时期，它们就不再是最优选项。千千万万人创造的人类社会是由千千万万人的动机共同决定的。

三、人类行为动机的有效表达和无效表达

我们假设每个客体（单个外延）自主表达的需求或动机是计算社会共同体的整体需求或动机的基础和出发点。但在现有统计和计算水平的条件下，我们还无法由每个客体随意表达的某种欲望来计算出社会共同体的整体需求。每个客体的相关表达还必须有规则，每个客体的表达还要分为有效表达和无效表达。我们只能根据每个客体有效表达的需求来计算社会共同体的整体需求。

区分个体需求的有效表达和无效表达的标准与前面讲到的在科学具象思维中归纳演绎进行到什么程度的两个标准是一致的（参阅第七章）。一旦你确定了你的科学具象思维中归纳和演绎需要进行到什么程度，你就同时确定了你准备用多少个并列的逻辑树来概括你准备考察的事物群，你就同时也确定了有多少个无法再进一步归纳或综合的最高层概念，每个客体自主表达的需求在同一个逻辑树的范围内就不能和其他自主表达的需求或已经确定的各个概念的逻辑树关系相矛盾，否则应被视为个体需求的无效表达或不真实的表达。在不同的逻辑树之间，在不同的最高层概念之下，则不存在这种限制。

例如，你强烈表达的某一种需求是亲密到不分你我的朋友关系，你强烈表达的另一个需求是亲兄弟明算账。你表达的这两个需求都是同一个逻辑关系树中最高层的依附关系概念的下层具体概念（参阅本章第三节），一个是价值性依附关系，一个是非价值性依附关系，你表达的那两个需求在这个逻辑树中是矛盾的，这时，你的两个需求就是无效表达或不真实的表达。如果你想强迫自己在观念上同时承认和认同这两个需求表达，你就必然会陷入矛盾的痛苦中或虚伪中。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朋友们一起聚餐要付款时，对不分你我的朋友关系的需求会促使你抢先为大家付账，但对亲兄弟明算账的需求又让你感觉完全自己掏钱太亏。如果你付钱了，你会事后感觉不舒服，甚至会影响你与朋友交往的热情；如果你不想付，你就必须装出抢着付钱的样子，但又磨磨蹭蹭掏不出钱，直到别人已经付完为止。

当然，像这样无效的需求表达是不能加总在社会共同体的整体需求的计算中。

再如，你强烈表达的某一种需求还是亲密到不分你我的朋友关系，你强烈表达的另一种需求则是不拘小节。你同时表达的这两种需求就都属于有效表达的需求。因为它们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逻辑树，前者依然是依附需求的下层概念，后者则属于另一个最高层概念自由需求的下层概念（参阅本章第三节），而自由需求与依附需求则是可以兼容的。不少人经常遇到这样的状况，由于你的不拘小节，你把与好朋友约好的聚会忘得一干二净，把朋友们气得火冒三丈，但到头来依然不影响你们之间不分你我的朋友关系。

为了能使人们的各种需求有一个清晰的逻辑树关系，我们在后面的需求交替假说中找出了五种并列的、无法再进一步归纳的基本需求或动机，这五种基本需求的关系不再是可归纳或可综合的并列关系，而是要通过数量关系格局来考察的并列关系，这五种基本需求都可以分别向下延伸出一个独立的逻辑树。一般来讲，每个客体自主表达的各种偏好、需求或动机都可以分别被归纳进这几种基本需求，不存在这几种基本需求之外的最终的并列关系，否则就是无效表达或不真实的表达。如果一个客体自主表达的几个需求都被归纳进同一个基本需求，他表达的几个需求要么是可归纳或者可综合的并列关系，要么是上下层的演绎关系或综合关系，还要受抽象思维规则的约束。

理性能帮助共同体成员提前认识到这种无效表达的状况，痛苦的试错也能使共同体成员事后认识到这种无效表达的状况，我们应该选择通过理性提早认识。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直接民主”也不一定产生共同体成员的真实选择。每个成员的没有悖论的真实选择是确定“共同体的选择”的第一步。如果直接民主有利于这种真实选择，直接民主就是一种途径；如果间接民主有利于这种真实选择，间接民主就是一种途径。根本标准是要产生真实选择。

可见，共同体成员用概念形式表达的需求或动机与他们的真实的内在需求或动机并不天然地就完全一致。在科学具象思维中归纳演绎进行到某种程度的标准范围内（参阅第七章），只有当用概念形式表达的需求符合我们已经详细描述过的抽象思维的规则，这个用概念形式表达的需求才更接近真实的内在需求，才可以被称作需求的有效表达。显然，为了大幅度提高有效表达在全部表达中的比重，有两方面的工作不可忽视。

一是社会科学的专业工作者必须明确认识到和认真履行自己的两大职能。

第一大职能涉及科学具象思维在抽象思维阶段的思维规则，那就是要以真实和逻辑为标准，尽可能准确地为公众设计出有效表达内在需求的概念系统或理论系统，这个概念系统或理论系统将被用于判断公众表达内在需求的有效性。显然，履行好这个职能需要很扎实的抽象思维的功底。

第二大职能涉及科学具象思维在新综合阶段的思维规则，那就是要放弃继续追求上层本质概念的抽象方法，转向描述几个最高层并列概念的数量关系格局及其变化规律的新综合方法，尽可能准确地跟踪描述和记录公众的几个基本需求此消彼涨的变化轨迹，尽可能多地发现这个变化轨迹的重复性规律，这些重复性规律就是制定公共政策的基本依据。显然，履行好这个职能需要很扎实的计算、统计和历史比较的功底。

履行好这两大职能才是社会科学的专业工作者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我们必须谨记，在现代条件下，社会科学理论不是用来取代公众的表达，社会科学理论是要便于公众的有效表达。

二是在全体共同体成员中普及逻辑常识和统计常识的训练，以增加共同体的理性程度。普及逻辑常识是为了在自我表达阶段就尽可能减少自相矛盾的无效表达。普及统计常识是为了让每个共同体成员都大体了解从一个一个的自我表达出发到最终形成共同体最终意愿的全部过程，理解游戏规则的形成过程，才可能真正自觉遵守和维护游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