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思维方法：克服抽象思维局限

第二节　抽象思维方法的局限

人类是为了增加预见性，才不满足于原始的形象思维而开始尝试抽象思维的。预见性的基础是要提前看清楚某一事物的发生和其他事物的发生之间的联系或关系，即一些现象出现后接着又会出现什么现象，以及何时出现这些现象，有没有重复性或规律，等等。这种事物间的联系、关系或规律，人们掌握得越准确、越提前就越有利，或者说预见性就越强。在现代社会，无论是个人规划人生，企业家经营企业，还是政治家管理国家，是否具有预见性已经成了决定成败的最重要的因素，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分工与合作，以及人类行为的创造力和破坏力，都是前所未有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时代早已过去。

在第二章我们已看出，用形象思维方法把握事物的联系是非常靠不住的，它往往在预见的准确性和提前性之间处于两难境地：准确性高了，距离事物现实的发生就几乎提前不了多少；要加大提前的时间跨度，预见的准确性又会变得很差。

例如，古代的占卜师们是当时被人们景仰的预测未来的专业人士，他们有一条不可逾越的职业法则，那就是你想了解的未来的结果离目前时间跨度越大，占卜师的语言就会越让你听不懂，越让你觉得神乎其神，越让你不明白将来到底要发生什么。如果有不遵守这条规则的占卜师企图用明确的语言预测较远的未来将发生什么，结果只能是自讨苦吃，要么很快被发现是骗子而受责罚，要么赶紧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因为他们使用的形象思维方法不可能预见得又正确又久远。

那么抽象思维方法又怎样呢？

尽管抽象思维方法本身是在不断进化和精确化，但抽象思维方法归根到底是用概念与概念的关系来发现和代表现实的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实际联系。由于抽象思维的概念已不再是感官直接观察和感知的图像或景象，而是可以超出直观现象而存在，抽象思维方法预见的提前性显然不是形象思维可同日而语的。例如，预言偏好者们用概念表达的对未来二十年、一百年，甚至一千年的预测，我们已经屡见不鲜！

于是，我们讨论抽象思维方法的预见性，实际上主要是看这种方法的准确性。看看概念能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地代表事物，看看概念与概念的关系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事物与事物之间实际的联系。要彻底弄清这两个问题，只能回过头来再一次考察抽象思维的概念是怎样形成的，以及抽象思维的概念间的关系是怎样确定的。对这种关于形成过程的枯燥的考察，我们应当有足够的耐心，因为它挑战的是我们思维的“原创能力”而不是“记忆能力”

从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我们已了解到，抽象思维是通过分析、归纳、演绎、综合四种手段的交替使用来形成概念和确定概念间的关系的。所形成的概念主要包括概念的符号、内涵、外延、外延的数量属性、内涵的数量属性五个方面；所确定的概念间的关系主要包括概念间的演绎关系、综合关系、整体与部分的数量属性关系、一般与特殊的数量属性关系四个方面。抽象思维方法的局限性就来源于这种方法在最精确运用的意义上也无法避免的概念与现实事物的偏离，以及概念间的关系与事物间实际联系的偏离。

一、从概念与现实事物的偏离看抽象思维方法的局限

所有的概念要么是归纳而成，要么是综合而成，要么是演绎而成。从概念形成的过程看，人类思维所发明的概念都会程度不同地偏离它所想代表和表达的现实事物，这种近似地代表现实事物的概念能不能被接受，与考察对象的性质和人们考察的目的密切相关。但无论如何概念都是人类思维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它和现实存在偏离，这种偏离有些是可容忍的，有些是不能容忍的；有些过去能容忍，现在则不能容忍；有些现在能容忍，将来则不能容忍。

1．先看归纳形成的概念与现实事物的偏离

如果强调精确，我们的思维本应该给每一个哪怕只与其他感知对象有一丁点不同的事物以一个独特的概念符号，例如，细究起来，一千万头牛是各不相同的，如果每头牛都给一个单独的概念名称，而不是如同我们现在所做的那样只给它们一个共同的概念名称“牛”，那样的话，用概念代表现实事物才称得上真正精确！但不用我说读者就知道，那种做法超出了人们用概念代表现实事物的处理能力，因为无穷多的事物会要求无穷多的概念。

人们必须想出一种办法，能用较少数量的概念去代表几乎无穷多的现实事物。人们想出的这个办法就是归纳，它是以牺牲准确性为代价的！归纳强迫人们只感知一些事物的共同部分，强迫人们忽略和不注意那些不同和区别，还强迫人们无视感知对象时刻在发生的变化，这样就有可能用一个概念符号来代表一大群现实事物了。例如，“头”的概念，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头能和另一个头完全相同，但“头”的概念却成了所有头的共同的、同一的、无区别的代表。“头”的概念和哪一个具体的头都不同，这就是概念与现实的偏离。

我们过去更多注意的是归纳给我们的思维带来的便捷，在自豪的同时却几乎完全忘记了，归纳也是在我们的大脑处理大量概念的能力较低条件下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以粗略为前提的。

为弥补这一不足，抽象思维试图用演绎的办法来修复头的概念和每一个具体的头的偏离。后面谈演绎形成的概念时，会看到这种修复仍远远不能弥合偏离。

2．再看综合形成的概念与现实事物的偏离

只有归纳可以通过直接加工感知现象来形成概念（参阅本书第三章），综合则一定是对几个已经形成的概念的综合。综合时所使用的几个归纳而成的概念与现实的偏离，一开始就注定了综合而成的新概念与现实事物是偏离的，这是其一。

其二，抽象思维的综合在定性考察的意义上被假设为对几个概念的简单合并或拼图处理，在定量考察的意义上被假设为几个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加法处理（参阅本书第六章）。但在多数情况下，人们甚至都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假设，一直以为这是天设的公理，自然而然就这么做。而实际上，没有一个现实事物是被这么拼出来或加出来的。例如，人们用头的概念、腰的概念……综合成一个牛的概念，这一概念和现实的牛有很大区别，因为这样的综合忽略了太多的细节！做个比喻，这样综合出来的“牛”顶多就如同用大石块拼出来的牛，远看像，近看就不像，粗看像，细看就不像。只不过在人类发展的一定阶段，人类的低水平的目标能容忍这种忽略。再例如，有人喜欢把一个国家描述成由政治、经济、文化综合而成的系统，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准确地给大家界定哪些可以被感知的实际现象严格地属于政治，或者经济，或者文化，尽管如此，人们却敢说我们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现象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体。它们是怎样综合的？它们是怎样拼图的？它们是怎样相加在一起的？这里真的存在巨大的思维跳跃。这样做简略是简略了，但的确也忽略了太多的细节！

3．最后看演绎形成的概念与现实事物的偏离

演绎形成概念是从一个一般概念出发，结合其他一些当初进行归纳时被忽略和舍去的条件，来形成一个既有一般概念的共同性又有具体事物的特殊性的概念。它也是从概念出发来形成一个新概念。当初进行归纳时，我们强迫自己忽略和不注意那些不同和区别，结果就是可以用一个概念符号来代表一大群现实事物。

我们很早就已经意识到，用一个概念符号来代表一大群现实事物过于粗略，因为这一大群现实事物中的每一个都各不相同，作为弥补，得想办法用一个概念符号代表一小群事物，甚至一个独特事物。演绎就是人们想出的办法。当初归纳出的那个概念符号虽然只是一大群事物的代表符号，虽然不能精确代表这一大群事物中的某一个事物，但它毕竟描述了这一个具体事物的某一个方面，可以代表这一个具体事物的某一个方面。如果我们把代表这一个具体事物的另一些方面的某个概念符号，与当初归纳出的代表这一个具体事物的某一个方面的概念符号合在一起，并在一起，再重新给一个概念符号，这个新概念符号代表这一个具体事物是不是误差就小了？这个过程就是演绎。例如，我们现在有了马的概念，它代表了所有样子像马的动物的共同特征，当我们想更精确描述某一个特定的样子像马的动物时，我们先用“马”这个概念代表它的某一方面的特征，再用“白”这个概念代表它的另一方面的特征，我们将这两个概念合并，就形成了白马的概念。用白马代表那个特定的样子像马的动物，就比用马代表它要精确多了！如果我们对这个精确性还不满足，我们就继续演绎，我们再用“小”这个概念代表它的第三个方面的特征，然后再将“白马”和“小”这两个概念合并（综合），就形成了小白马的概念，用小白马代表那个样子像马的动物，就比用白马代表那个样子像马的动物又精确多了！归纳方法与演绎方法结合使用的确能减少用概念代表现实事物的误差。

看到这里，一些细心的读者可能还有一个疑问：这种先归纳再演绎的办法是不是太笨拙了？如果当初就用一个符号代表一个具体事物，例如用1代表一个，2代表一个，3代表一个，如此类推，岂不更简单和精确？这种用概念符号代表具体事物的方法，简单是简单了，精确是精确了，但却为以后通过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来代表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带来了巨大麻烦，毕竟抽象思维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提前认识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来达到提前预测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先归纳再演绎的办法则为以后理清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省却了不少麻烦。例如，当我们看见1、2、3、4这几个概念符号时，我们一点也看不出这几个概念符号之间的演绎关系或综合关系。但是，当我们看见马、白马、黑马、小白马这几个概念符号时，我们立刻就可以知道马与白马之间、马与黑马之间、白马与小白马之间是一般与特殊的层级演绎关系，白马与黑马之间是特殊与特殊的并列演绎关系。

从最本质的角度看，演绎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是将一个事物的一般共性和其他特殊性的综合。因此，说到底演绎也是和综合一样，被假设为一般共性和其他特殊性的简单的拼图式的合并。抽象思维在确定概念间的演绎关系时，对某一个下层概念和它的上层概念的关系，表面看是一种演绎关系，是一般概念和具体概念的关系，但实际上从一般概念演绎到具体概念也是具体概念的一般性和其他特殊性的综合，社会科学的这种演绎所暗含的综合，隐藏性更高。

我们通常讲的综合是几个并列的“部分”概念的综合，演绎实质上是将需要综合的几个概念分了等级，分成了一般或主要的概念和特殊或次要的概念，但在简单相加的假设下将几个概念合在一起，加在一起，这一点和一般综合没有二致。因此，上面已经谈到的综合手段所带来的概念与实际事物的误差，演绎手段同样无法避免。例如，从人的概念出发演绎而成的女人的概念就是人的概念与较大的胸部等等这些特殊性概念相加而成的。但具体的女人的复杂性远远不是演绎而成的“女人”的概念所能描绘的。因为现实的女人根本不是由人加上较大的胸部等而形成的。这样的女人概念忽略了太多的女人的实际内容。

看来归纳、综合、演绎所形成的概念的确与它所代表的现实事物存在偏离。

此外，我们上面的三点分析还只是静态地来看概念与现实事物的偏离，而现实中的具体事物时时刻刻都在变化，虽然程度有大有小。但抽象思维的概念却无法随之时时刻刻地变化，它只能忽略这种变化，就如同它忽略一些区别一样。变化不大的考察对象还能容忍这种忽略，变化较大的考察对象就无法容忍这种忽略。抽象思维弥补这种缺陷的方法之一是创造一些新概念来描述变化，如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所能做的那样；方法之二是增加对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的探讨，如抽象思维的辩证方法所能做的那样（参阅本书抽象思维部分）。

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两种方法都是在新的与现实偏离的假设条件下去弥补偏差，同样不能完全弥合偏差。

由于上述原因造成的概念与现实事物的偏离是客观存在的，只是程度大小不同而已。我们至今仍要继续运用概念来代表事物的原因有二：一是人类发展的一定阶段，人们对事物的把握和认识并没有那么高的精确性的要求，概念这种方式是唯一可将就的思维工具；二是概念通过不断增加数量、不断精细化、不断增加探讨数量属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与现实事物的偏离程度。

二、从概念间的关系与事物间联系的偏离看抽象思维的局限

抽象思维是通过确定概念间的关系来描述它认定的事物间的客观联系。确定概念间的关系是抽象思维的重要内容和最后阶段，抽象思维在这个阶段的一些处理办法依然未能弥合思维与现实的偏离，即使你是在最准确的意义上去运用抽象思维方法。

抽象思维方法最初用概念间的演绎关系和综合关系来粗略代表它认定的事物间的客观联系，结果误差很大，在很多领域无法满足人们认识世界的要求。

后来，抽象思维方法引入概念间的一般与特殊的数量属性关系、概念间的整体与部分的数量属性关系来修正和弥补演绎关系、综合关系的误差，结果消除了一些误差，但也带来了新的误差。

我们已经知道，演绎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综合。因此，这里只要论证了综合关系与事物间的实际联系之间存在偏差，也就同时表明了演绎关系与事物间的实际联系之间存在偏差。(https://www.xing528.com)

用概念间的综合关系来代表或代替现实的事物之间的实际联系，其误差很大的根源在于抽象思维对综合的两个基本假设与实际严重不符：假设一，如果仅仅定性地考察概念间的综合关系时，抽象思维假设综合就是几个并列概念的拼图式的合并；假设二，如果定量地考察概念间的整体与部分的数量属性关系时，抽象思维假设综合就是几个并列概念的数量属性的求代数和的过程（参阅本书第五章、第六章）。

先看第一个假设与实际不符的情况。

综合的原始含义是关于从一个完整事物的各个部分的概念出发怎样形成这个完整事物的概念的过程（参阅本书第三章）。形成“综合”这个概念的目的，就是想便于探讨各个部分概念所代表的事物是如何影响整体概念所代表的事物。例如，当我们对自己最近的身体虚弱感到迷惑不解时，我们就从心、肝、肺、脑等对身体的影响来释疑解惑。但是自综合这个概念出现到现在，从来没有人试图从内涵的角度进一步明确，怎样才能“从一个完整事物的各个部分的概念出发来形成这个完整事物的概念”。综合仅仅被想当然地假定为几个并列概念的拼图式的合并。我们不可能明白几个并列概念的拼图式的合并在现实过程中到底指什么。它顶多只是列出了几个将要对整体事物发挥作用的构成因素，顶多只是告诉人们研究整体事物的变化时不要忽略每一个构成因素，丝毫没有进一步描述这几个因素将怎样同时对整体事物发挥作用。至于每一个构成因素单独对整体事物产生的作用，那是在分析阶段时就已经完成的任务，不能把它与综合混为一谈，综合所涉及的一定是各个构成因素对整体的总的影响结果。例如，当我们感到身体虚弱时，我们会分别检查我们的心、肝、肺、脑，然后“综合”地判断它们对身体状况的总的影响结果。如果碰巧心、肺、脑都没有异常，而肝有异常，我们就很容易下结论：身体虚弱是由肝病引起，我们就很自信地开出保肝药方。此时的综合碰巧被简单化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心、肝、肺、脑都有异常，我们就会感到迷茫，我们就会不知所措，因为我们此时不知该如何“综合”，我们只好说病人患了“综合症”。

许多理论著作，特别是社会科学的著作，都能建立一个严密的概念间的演绎关系或综合关系的框架，但当他们从一般概念出发进行演绎或者从部分概念出发进行综合时，却只能将共性因素和几个特殊性因素罗列在那里，或者只能将整体因素和几个部分因素罗列在那里，让人一点也看不出“综合”（演绎是特殊的综合）的拼图式的合并是什么意思，让人一点也看不出“综合”（演绎是特殊的综合）的最后结果是什么。我们虽然有了“综合”的概念，但我们掌握的“综合”的知识，比一种模糊的感觉强不了多少。

我们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综合”了好几千年。只是到了近代，我们才意识到了概念间的综合关系的拼图式合并的假设的不足。我们开始用概念间整体与部分的数量属性关系来弥补。这时，抽象思维假设综合是“求合力”的过程，即各“部分”概念的数量属性相加的过程（参阅本书第六章）。

这时，综合过程除了“定性地”将各个“部分”拼图成“整体”之外，还要“定量地”考察每个“部分”对“整体”的“作用力”的大小和方向，以及所有“部分”的“合力”的大小和方向，这就比仅仅确定拼图关系时前进了一步，就不再仅仅是几个因素的简单合并或罗列，对事物实际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的判断就不再是凭“感觉”或“想当然”，而是有了逻辑基础。因为“合力”的大小可以代表整体事物发展变化的速度，“合力”的方向可以代表整体事物发展变化的方向。当然，自然科学的这个求“合力”的过程产生较早，也比较精确，社会科学的则晚了许多，也粗略许多。

但是，综合的难题刚刚有所进展，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因为综合的那种“求合力”的新假设背后又隐藏着三个新的假设前提。这三个新的假设又产生了新的与实际状况的不符，即使我们是在最精确的意义上“求合力”。

现实中这些整体概念与各个部分概念之间的“作用力”是同时发挥作用的，但抽象思维一次只能考察两个概念（一个上层的整体概念和一个下层的部分概念）的相互的“作用力”，而假设其他“部分”暂时不起作用（参阅本书第六章）。这是第一个新假设。偏差从这里就开始出现：假设其他因素暂时不起作用时的那两个概念的相互的“作用力”，还等于其他因素共同起作用时的那两个概念的相互的“作用力”吗？

在一个一个地得出这两两的“作用力”以后，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又假设这些“作用力”的方向要么刚好相同，要么刚好相反。这是第二个新假设。

并且紧接着又假设“作用力”的数量单位完全一样。这是第三个新假设。

只有在第二和第三个假设的前提下，才可能对各个“部分”的“作用力”直接进行加减而求出“合力”的大小和方向，并据此判断事物的发展方向和速度。

如果没有这三个新假设，综合就是“求合力”的假设便完全不成立，综合就仍旧只能停留在拼图合并的原始阶段。

遗憾的是，这些隐藏的假设也同样是为了思维的便利性而粗暴做出的。现实因素是同时发挥作用的，它们不是每两个相互发生作用的；现实因素的作用方向极有可能是四面八方的，而不是只有正反两个方向；“作用力”的数量单位极有可能是不同的。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假设，抽象思维就无法完成“求合力”的综合过程：同时考察两个以上因素的数量关系，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社会科学的抽象思维所能应付的范围；“作用力”的方向不在一条直线上，在社会科学的意义上便不能做矢量的加减；“作用力”的数量单位不同，则连算术意义上的加减都不能做。

不在少数的社会科学理论甚至根本没有建立概念之间的整体与部分的数量属性关系的综合过程，更谈不上关于“作用力”的方向和数量单位的假设，它只在其他因素暂时不起作用的假设下，探讨了一个又一个两两概念之间的作用关系。这就更远离了现实事物之间的实际联系，这些理论即使在抽象思维的范畴内也不是完整的理论（参阅本书第六章）；有些自然科学则用各种更复杂的数学关系的假设来完成这个综合过程。

即使对比较严密的抽象思维而言，为弥补综合关系的误差而采用的概念间整体与部分的数量属性关系的处理办法，也因为以上这三个隐藏的假设而产生了新的误差：

其一，不仅下层和上层之间的因素相互影响，下层的各因素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你假设其他因素不变得出的某一个下层因素和上层因素的数量关系，实际上根本不等于现实中的这个下层因素和上层因素的数量关系，因为那些被假设为不变的“其他因素”不仅自己在变，还时刻在影响着你正在考察的两个因素的变化。你为了便利性假设它们不变，也是假设它们不影响你正在考察的两个因素的变化。你得出的这两个因素的变化关系显然不是这两个因素的实际变化关系。

尤其在社会科学领域，由于研究客体是人本身，能动性大，易变性大，这种假设的误差就特别明显。自然科学领域的误差则相对小一些。例如，许多管理者都有这样的经历，你为了让你的某种方案在党委会上用民主的方式通过，你可能要在会议之前就分别与几个有表决权的委员单独沟通，他们可能因为没有其他人在场而含蓄地表达了对你的方案的初步支持。有经验的提案人都非常清楚，这绝不意味着委员们聚在一起开会时他们肯定能给予你曾私下许诺的支持，因为两个人私下交流时的考虑因素已经不同于大家共同在场时的考虑因素了。他们如果需要改变主意时，会装出以前忽略了某个委员刚提出的新问题的样子。你如果认为这是背叛，就说明你不成熟，就说明你没有真正了解思维规律。

其二，用数学方法（初等数学、高等数学等，而不是离散数学）进行综合，不管是社会科学的简单加减，还是自然科学的复杂数学关系，都有一个共同假设前提，就是被综合的这些概念的数量属性须具有相同的数量单位。因为没有共同数量单位，不管是加减还是它的高级变形都不能进行。这是同样作为抽象思维的数学的具体应用的大前提，如果不能在若干个概念的数量属性之间找出完全相同的度量单位，就根本不能用数学描述它们的数量属性的关系，根本不能建立它们的数学模型。例如，了解微观经济学的朋友都知道，如果你想把吃三个苹果所带来的满足感与穿一件西服所带来的满足感做综合考量，你就必须为吃苹果的满足感和穿西服的满足感设计一个共同的数量单位“效用”，这样你才能接着用“总效用”来代表吃苹果和穿西服所带来的总的满足感。再如，如果你发现了某种自然现象的变化在量上符合3X＝Y＋Z这样一个数学模型，那么这三个变量的数量单位必然是一样的。

许多自然科学不断往深层次归纳，不断寻找不同概念的同一性、共同性，不断形成越来越抽象的概念，就是为了得出共同度量单位，这样才能更多地运用数学方法来确定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虽然抽象思维的概念间的关系都不可避免地要偏离现实事物之间的联系，但自然科学的这种尽可能精确度量概念的数量属性和充分运用数学建立概念间关系的做法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偏离。例如，两个东西看上去不同，它们在“分子”的意义上却可能是相同的；两个分子结构不同的东西，在“原子”的意义上又可能是相同的，等等。

对于大部分社会科学而言，为了综合的便利而不断做深层次归纳和寻找共同数量单位的做法更具有隐蔽性。由于研究客体的能动性、社会性、复杂性等原因，对许多现象而言，寻找共同数量单位的确异常困难，如上面提到的“效用”，也仅仅是一个虚拟的共同数量单位，丝毫不具有实际操作性，你根本无法度量吃三个苹果的效用是几，也根本无法度量穿一件西服的效用是几。因此，许多情况下，社会科学不但不指望用更多高级数学方法，连简单相加也是不顾度量单位不同而硬做的一个可以相加的假设。有人甚至干脆都不承认这种综合是数量属性的加减关系，因为刚好它的数量概念都是文字性的和不清晰的。至于和现实的偏离，低水平的社会科学也就视而不见。尽管社会科学因为缺乏定量考察而放弃寻求共同数量单位，但是，它通过不断做深层次归纳来寻找不同事物的共同性的倾向是与自然科学一样的。例如，我们总喜欢“探寻事物的本质”，甚至都到了要把大千世界归为某两种或者某一种“本质的东西”，哲学上的各种各样的“一元论”、“多元论”，就是在为了什么才真正是那种“本质的东西”而争吵不休。

为了让“综合”成为更具有逻辑力量的“求合力”过程，就必须不断寻求各种不同事物的共同的数量单位；为了不断寻求各种不同事物的共同的数量单位，又必须不断做深层次归纳以找出这些看上去不同的事物的共同性。因此，前面已经介绍的归纳带来的思维误差，同时也就是“事物具有相同的数量单位”这个假设所带来的思维误差。

其三，粗暴假设事物的作用力方向不是四面八方的，而是在一条直线上，要么是正方向，要么是反方向。

数学为了适应复杂的现实，自身也在不断发展。例如，为了描述不同方向的力量，它创造了矢量概念。但社会科学强盗式地抹杀了各种影响、作用的多方向性，把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假设为一条直线上的矢量，这只是矢量概念的极特殊的情况。不在一条直线上的两个矢量的和等于这两个矢量和它们的对边所围成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社会科学无法接受这样的矢量之和的概念，因而社会科学的许多成对的概念都无视现实的影响和作用的多方向性，例如，有利和有害、前进和倒退、上升和下降等，强行把一切作用都归结为正反两个方向。这种关于方向的假设的确对人类社会有极大影响，例如，人们至今仍然坚持认为GDP上升是有利的和令人高兴的，GDP下降是有害的和令人沮丧的，而不承认在不同条件下GDP影响的多样性。

在自然科学领域，由于研究客体的非能动性所导致的相对稳定性和易度量性，这三个假设的影响极其有限。例如，在多元函数方面的进展就能突破第一个假设的限制；矢量数学就能突破第三个假设的限制；对于第二个假设的限制，自然科学在两个方向上实施突破，一是上面提到的不断往深层次归纳，不断寻找不同概念的同一性、共同性的方法，二是在数学上实施突破。数学为了适应复杂的现实，最重要的发展是创立了离散数学。离散数学虽然也归属于数学范畴，但它开辟了完全不同于传统连续性数学的崭新方法。它的数理逻辑理论、集合理论、代数系统理论、图理论，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不是传统初等数学、高等数学的简单扩展，而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概念系统和理论系统。例如，A×B的传统乘积概念在这里就被笛卡尔积的概念所取代，A×B＝｛（x y）｜x∈A∧y∈B｝它是所有第一元素取自于集合A、第二元素取自于集合B的有序偶组成的集合。离散数学的加和减的概念也完全不同于传统数学。

如果我们度量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和确定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关系时，仍习惯性地说是在建立数学关系，那么我们所指的主要是离散数学范畴，而不是四则运算基础上的初等数学、高等数学。

我们必须承认，离散数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现代计算技术，还远远不足以应对社会科学的概念间关系的极端复杂性，特别是在多元函数和复杂图结构方面的进展还有限。数学和计算技术还不能解决社会科学的概念间关系的全部问题，它们还要结合社会科学的一些独特的方法。

在社会科学领域，由于研究客体的高度能动性而导致的极端复杂性，这三个假设与实际情况的偏离而引起的误差非常明显。另一方面，也只有在这三个假设的条件下，求合力的过程才能进行下去，概念间整体与部分的数量属性关系才能被建立。因此，综合依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进行抽象思维的瓶颈。

总之，抽象思维用概念代表现实事物，用概念间的关系代表现实事物间实际存在的联系，即使达到抽象思维范围内最准确的程度，它和现实的偏离依然存在，这是由抽象思维方法本身的局限性所决定的。这种偏离的程度因研究对象、研究客体的能动性不同而不同，人们对这种偏离的容忍程度因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同而不同。以前某个阶段在某领域中可以容忍的这种粗略，在当前这个领域中就可能不再被允许。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化，创新抽象思维方法的要求越来越频繁地显现。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也的确已经到了我们再也不能完全无视或忽略抽象思维缺陷的阶段，到了我们必须在思维方法的层面寻求突破的阶段。原因在于，现在需要我们认知的现象，范围之广、数量之巨、变化之快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要想用抽象思维方法全面把握这些现象，同时又避免因概念数量过多而陷入凌乱，人们就必须不断提高归纳的层次，就必须不停地追求现象的“越来越深刻的本质”，这样才能将如此众多的现象全部纳入演绎关系或综合关系的网中，做到“纲举目张”。例如，为了系统而非凌乱地认识中国全部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现象，就不停地追求中国的“本质”，有人将追求的结果概括为“社会主义”四个字，但用它解释实际现象时又处处捉襟见肘。误差太大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来自这些人抽象思维的功力不够，但主要方面是因为现代条件下抽象思维方法本身的误差已经无法被容忍。

我们当然承认，即将展示给大家的新的思维方法仍不能完全消除思维相对于现实的偏差，但我们必须开始在思维方法的层次而不仅仅是在具体学科的层次向减少偏差的方向迈进。我们旧有的关于思维方法的零零散散的知识越来越表现出不再是我们思维的利器。尤其在社会科学领域，旧有的关于思维方法的零零散散的知识反倒越来越成为我们思维的包袱，反倒越来越增加了我们认识现实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