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批判性空间实践与艺术伦理实践

1.4.4　艺术的伦理实践——当代艺术批判性空间实践^[64]

如果说艺术学领域关于伦理与美学的争论还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话，那么，当代艺术家的实践则从行动上证明了艺术与伦理关联的可能性，这也为法兰克福学派关于自治艺术批判和救赎功能的设想提供了佐证。事实上，从毕加索的名作《格尔尼卡》（图1－4）到晚近布拉托夫的戏作《自由》（图1－5），艺术的主题往往因其批判性而更具影响力^[65]。本段选取了创作于当代的、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实践作品来作为前述观点的例证，所选的案例都发生在都市里，并与城市建筑和公共空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图1－4　毕加索，《格尔尼卡》，1937年。画家用黑白灰三色突出了紧张与恐怖的氛围，表达了对1937年德国空军轰炸西班牙小镇格尔尼卡暴行的控诉

图1－5　布拉托夫，《自由》，1992年。画家以嬉戏的方式改写了德拉克洛娃的名作《自由引导人民》，画面的背景是象征着现实主义物质至上的现代建筑

图1－6，图1－7　克里斯多、珍妮·克劳德，《包裹国会大厦》，柏林，1996年

艺术家克里斯多和珍妮·克劳德夫妇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他们试图通过包裹的方式来表达对物体的怀疑并揭示对物体重新解读的可能。早在1971年他们便制订了包裹德国国会大厦的计划，1996年这个计划终于得以实施。德国国会大厦由俾斯麦于1894年完成，是欧洲最古老的议会建筑之一，它不仅见证了德国纳粹篡权的全过程，也经历了两德时期的风风雨雨。时过境迁，在市民不断遭受新鲜事物感官刺激的情况下，传统的纪念建筑对于城市的象征意义趋于弱化。为了对抗这种当下无可逃避的遗忘，克里斯多和珍妮·克劳德试图通过他们的包裹国会大厦计划来提醒人们这幢纪念建筑对于德国甚至欧洲的历史价值。重达90吨的帆布在经过数年的试验后，终于通过艺术家之手将德国国会大厦完全地覆盖了起来。市民们看到的是超越原有维多利亚风格的既熟悉又陌生的体块堆积。艺术家试图通过这件作品暂时改变建筑物的存在方式，同时完成建筑物在市民心中形象的再生，从而达到唤醒大众对于建筑物纪念意义的回忆和关注的目的。事实上，这件作品从创意的提出到实践经历了漫长的25年时间，直到通过德国众议院多数表决后才得以实施，这漫长的准备时间和兴师动众的过程本身也成为了艺术效果的一部分^[66]。（图1－6，图1－7）

艺术家克里斯多夫·沃迪斯寇同样关注暂时性的空间介入。1991年他受邀参加马德里的一个联展时，恰逢海湾战争爆发。受此启发，他连续三晚将设定的影像投射到马德里的一个凯旋门上。影像左侧是加油用的油枪，右边则是美军使用的自动步枪，各自被骷髅手紧握，凯旋门的中央则写着“Cuantos？”（多少）。沃迪斯寇试图用这种夜间投射的方式将建筑物从都市背景中凸显出来，通过追加叙事元素强迫市民阅读，以此来赋予纪念建筑新的历史意义。这件作品利用直观的比喻性形象，回应了传统纪念性艺术的创作手法，即利用惊奇的效果传达抽象的概念。沃迪斯寇认为“在公共场所发表自己的想法是一种义务。然而这只有当沟通具有批判内容时才有意义”，“不利用我们所赋予城市内纪念建筑物的传达力量，就是抛弃它们也放弃我们自己，同时也失去了历史及当下的意义。”^[67]（图1－8）(www.xing528.com)

图1－8　斯多夫·沃迪斯寇，《凯旋门》，马德里，1991年

图1－9，图1－10　丹尼斯·亚当斯，《公共汽车站》，纽约，1988年

与上述艺术家关注纪念性建筑的再生不同，艺术家丹尼斯·亚当斯将注意力放在日常生活的空间舞台上。在题为《公共汽车站》的城市小品中，亚当斯通过蒙太奇的手法将两种状态、两段历史并置于当代美国的街道上。整个作品由一个混凝土石凳和一个覆盖了照片的灯箱组成。照片反映的是南非索韦托丧礼的场景。水泥矮凳的形状与灯箱照片中的棺材相呼应，而站台公共汽车行使的方向则与棺材行进的方向一致，这一切戏剧性地构成了三维立体的视觉效果。作者将这个作品安置在一个高楼林立同时又是种族暴力事件不断发生的城市繁华地段，以此来诱发强烈的社会关注^[68]。（图1－9，图1－10）

图1－11，图1－12　川吾则正，《东京新住屋计划》，东京，1998年。上图：位于两个自动售货机之间的空间。下图：室内内景

日本艺术家川吾则正对城市中的“空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东京新住屋计划》中，他探讨了现代人对于城市的“寄居”状态。他以一种游击式的短暂居住方式来批判城市住宅的功能和内涵（house与home的区别），并对政府当局驱逐城市弱势群体（如流浪汉）的做法提出质疑。1998年12月，川吾则正用了几个小时在城市的边角地带搭建起了三间小屋，这些小屋分别坐落在大海报的后面、旧车站的两个自动售货机之间以及一个围墙后面的三角地带。每个小屋都只有几个平米大小，以木骨架、塑料波纹板为基本材料搭建，并配备了门板和其他基本设施，借助城市公共照明系统甚至自动售货机的电力来提供灯光和取暖。每个临时房屋在得到土地所有者的同意后，由一名学生居住一周后自行拆除。这种临时的寄居空间虽然简陋，但却位于城市的中心地段，正是那些居住在郊区的忙碌的都市人梦寐以求的良好地点。这个计划对场所、街道、住宅、生活环境的概念提出了挑战：公共、私人的分界在哪里？都市中人们对于物质与感觉的界限又在哪里？（图1－11，图1－12）

上述的几例都是当代艺术家对于公共空间批判性介入的试验。这些都市中的空间艺术品显示出一种先于政治的敏感性，它们试图在公共空间里唤起某种共同的关注。这些作品并不刻意地将艺术与伦理分开，却也没有将两者混为一谈。这些理念与为艺术而艺术的想法相左，强调将社会环境作为艺术参与的背景。如此一来，艺术品不再被视为物件或艺术风格史的再现说明，而是具有行动力、冲击力、反省价值的伦理论题和批判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