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建筑伦理思潮：寻求建筑的伦理话语

0.1　现象观察一：当代西方建筑伦理思潮

建筑伦理研究是当代西方建筑理论界的热点课题之一。建筑历史学家阿尔贝托·佩雷斯戈麦斯（Alberto Pérez-Gómez）在《建筑·伦理·技术》一书的序言中设问到：“为什么在千年的最后十年，设计专家们突然决定聚焦于伦理问题，并且对此课题作出了大量的研究？”^[4]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涉及当代建筑伦理研究的方向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对普遍的“善”的追求是建筑学科固有的基本内容，也是建筑学获得社会合法性和公众认同的基础，面对库哈斯“建筑学将不会延续到2050年”的预言，建筑伦理研究试图重新确证建筑学存在的基础（Nicholas Ray，2005）^[5]；其次，当技术理性和科学逻辑实证主义无法解决当代诸多的社会、生态以及认识领域的冲突时，伦理理性被再次提出并以此来检验建筑学的策略和方法（Barry Wasserman，1999）^[6]；第三，源于资本运作的空间生产模式和基于彰显经济地位的建筑形式主义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建筑的伦理功能被重新提及（卡斯滕·哈里斯，1997）^[7]；最后，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建筑师在实践中的价值判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功利主义、道义论、契约论等伦理学理论开始介入对建筑师职业实践行为的检验，并试图对困境的根源作出合理的解释（Tom Spector，2001）^[8]。当代西方建筑伦理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由哲学家、伦理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建筑学家等组成的跨学科的研究团体，并活跃在近年建筑理论的讲坛上。

从更大的视角来看，这种对建筑伦理的关注与当代应用伦理学的复兴密切相关。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对技术化、全球化所带来诸多问题的应对，哲学研究由原来的语言逻辑等形式问题转向有实际意义的伦理问题，“伦理越来越处于哲学讨论的中心”^[9]。同时，伦理学向诸多应用领域的发展方兴未艾，出现了伦理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倾向。伦理学的应用研究为诸多学科当代发展中所遇到的价值及道德判断提供了依据，出现了环境伦理、政治伦理、经济伦理、艺术伦理、法律伦理、生命伦理、教育伦理等交叉应用伦理研究领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是宣称“21世纪是伦理学的世纪”^[10]。作为对这一趋势的回应，近十年来建筑伦理研究在西方建筑理论界取得了长足进展，并从其他相关的伦理研究中得到了启发。

在设计实践上，这种探求的成果部分在2000年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上得以集中展现。这场跨世纪的展览因其时间的特殊性而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又因其内容的特殊性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主题是：“城市，少一点美学，多一点伦理”，道出了世纪之交建筑界对于建筑美学与建筑伦理关系的思考：“美”与“伦理”究竟是并置的，还是相辅相成的？或者美是外加的，还是本质的？显然，这里的“伦理”含义是宽泛的，它是建筑的本体内容，也是一种约束手段，更是一种思考方式和设计起点，它的目的是“使‘美’来的自然、得体和真实”。当代的许多建筑理论家致力于“风格”、“流派”、“手法”之争，以寻找建筑的发展方向；2000年威尼斯双年展则表明了“建筑发展的过程与未来系于社会与伦理的发展与变革”^[11]。城市化的急剧蔓延、贫穷和歧视、文化的传承与碰撞、环境污染与资源枯竭、新移民潮与难民所的增加给不同文化共同体及不同国家带来种种变化，给当下的社会带来太多需要伦理探究的问题。

基于此，世界各国的建筑师纷纷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其中不乏偏激和理想主义的方式。如年轻的墨西哥建筑师费尔南多·罗麦罗（Fernando Romero）提出由于政治家成为了城市的“设计师”，政治与规划利益的矛盾、专业与非专业的对抗紧张关系不仅危害了正常的设计伦理观，而且混淆了正常的审美观，他试图通过转译城市的“正确”信息，建立“正确的”建筑观（图0－1a）；中国的张永和则想通过“竹化城市”体现对于高密度城市的生态伦理关怀（图0－1b）；美国的建筑师麦克尔·贝尔（Michael Bell）的理念与早期现代主义者相似，他试图在精确统计、计算的基础上通过技术手段创造低造价住宅，以提供给低收入家庭（图0－1c）；意大利的费朗哥·皮里尼（Franco Purini）构想了一个网络时代的乌托邦，以巨大的纪念建筑来体现城市的“伦理功能”，此处的伦理功能更接近于卡斯滕·哈里斯所提倡的“精神特质”（图0－1d）；MVRDV事务所借助“罗马俱乐部”关于地球极限能力的计算，以三维计算机城市模型定量研究城市的容量，提出建筑与城市规划的伦理观是否正确可以通过其是否能够用来解决大规模的城市问题而加以评价（图0－1e）；法国的让·努维尔（Jean Nouvel）等人认为“伦理”的最大敌人就是“美学”和“政治”，在嘲弄了“用南北对话的政治标准来看待‘新自由主义’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观点后，提出建筑师不能“将自己埋在‘美学隐藏的地方’”（图0－1f）；西班牙的阿尔伯特·堪博巴萨（Albert CampoBaeze）把眼光投向了“创造未来的人”，认为伦理的城镇叙述将依赖于建设它的人，“理性的梦想创造未来，伦理在建筑学中是永久被建造和被具体化的过程……第三个千年城市的建设需要新的伦理，而这些工作将由那些仍未受影响的建筑师或具有批判意识的青年人来完成”（图0－1g）；英国的安德拉·罗斯（Andrea Rose）以“社区艺术”的概念提出将“社会活动”转换为“生活艺术”，体现对城市居民的人本关怀（图0－1h）。

综观建筑伦理研究的背景和取向，我们可以看出，建筑界对于新千年的城市建筑伦理探查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1）对于政治、美学在建筑中影响的反思，重新审视建筑应有的伦理功能和建造过程中的伦理特性；（2）针对新世纪的生存特征构想新的注重伦理精神的未来城市形态和建筑形态；（3）关心城市中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居住状况和生活质量；（4）审视跨世纪建筑师在新的城市建设发展中的作用。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伦理维度是隐含并贯穿于现代建筑发展的全过程的，并且往往成为理论突破的内在动因。这种发展的态势到当代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

如果不以时间而以思想特征为标准，现代建筑的发展经历了4次大的革命性突破：(www.xing528.com)

●去神——理性主义。现代建筑的产生在客观上讲是工业化的成果，从伦理思维上讲前期是欧洲知识分子社会工程思想的结果，后期则是商业化资本操作的结果。相对于用“神义”作为制度与秩序的合理性依据而言，理性主义成为第一次突破的标志。

图0－1　2000年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部分作品

●去魅——人本主义。伴随着西方社会的理性主义危机，建筑学开始注重研究人自身的需求、感官、情感，重提人本关怀，力图打破国际式风格的垄断。地域主义得到重视。

●去物——语言哲学。对于本体的忽略，对于终极意义的放弃，使得一些哲学家将重心转向语言信息的结构和传播。“古典哲学完整的虚假，现代哲学残缺的真实。”^[12]在符号与意义的游戏中，建筑学无疑开拓了前所未有的视域，但同时造成了建筑与生活的脱节和目标的迷失。

●去私——终极关怀。当代伦理学科的兴起促使人们再次思索建筑的本质与终极关怀。建筑学首先是人学。建筑与自然的关系、建筑与社会的关系、建筑与人的关系归根结底体现为生活秩序中的人与人的关系。

现代建筑的产生来源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部分建筑师通过建筑改造社会的理想。其内容是民主的、社会的、大众的、批量的、低造价的、现代材料的和现代构造的。相对而言，美国的现代建筑缺乏明显的社会功能目的，而具有鲜明的市场目的，因此比欧洲的现代建筑更具有商业气息，而缺乏知识分子的理性主义内容。当时批评现代主义的建筑师如约翰·拉斯金等人希望以中世纪的和谐来作为未来建筑的核心，其思想根源是法国的启蒙主义伦理关怀和社会学，他强调设计为大众服务：“以往的美术都被贵族的利己主义所控制，其范围从来没有扩大过，从来不去使群众得到快乐，去有利于他们。”^[13]卡斯滕·哈里斯在他的《建筑的伦理功能》一书中大量引用这一时期工艺美术运动代表人物拉斯金和莫里斯等的论述，以鼓吹他所提倡的建筑本应具有的“伦理特质”。于是我们发现，无论是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先锋，还是反对者，他们的出发点大多围绕着普遍的伦理关怀展开，而非个人的兴致旨趣，这一点与当今诸多的先锋派、试验派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思想上来看，传统艺术的目的是宗教性和道德性的训诫，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艺术越来越强调自我的感受，也越来越多地表现真实的人，而不是理性化的、神话的人。长期以来的建筑设计是为极少数人服务的，美国评论家罗博特·休斯说：穷人没有设计，现代主义建筑理念则是对长期以来垄断建筑为权贵的精英主义的反动。现代主义先驱当中，有不少人期望能够改变服务的对象，也有不少人希望利用设计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新型社会，或者通过设计来改良社会，如柯布西耶。他们提出必须在城市改造和建设中引入社会主义的成分，建筑应该考虑如何解决社会大众的住房问题，而不仅仅是建筑风格问题，城市规划设计也不能单纯考虑国家的尊严、雄伟的建筑和宽阔的林荫道，还要考虑贫民阶层的社会矛盾。如何通过设计来解决贫困阶层的具体问题，是设计关注的主要内容之一。一个世纪后的2000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当代建筑师们明确提出了“城市，少一些美学，多一些伦理”的口号，这和一个世纪前的建筑运动思想何其相似，也说明了伦理关怀是建筑设计永恒的主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