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论——欧阳修
题解
本文写于宋庆历三年(1043),当时欧阳修从滑州召回京城,受命为太常丞知谏院。景祐三年,范仲淹、欧阳修等因议论朝政,倡导改革,被吕夷简诬为“朋党”加以贬逐,自此“朋党”之诬一直延续多年,直接影响了这批有志改革之士的任用。庆历三年,宋仁宗起用范仲淹等推行新政,政敌再次攻击范仲淹等结成了“朋党”,于是欧阳修作此文予以回击。他历数史实,层层对比,说明“朋党”自古有之,关键是要分清“君子之朋党”与“小人之朋党”,对前者要大胆任用,对后者要坚决斥免。这对说服宋仁宗支持范仲淹等推行新政,起了一定作用。
原文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讙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廷,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译文(www.xing528.com)
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议论,自古以来就有了。只是希望当国君的要注意辨别是君子还是小人的朋党。
大概君子与君子之间,因为志同道合,所以结为朋党,小人与小人之间,因为利益相关,所以结为朋党,这是自然的道理。然而我认为,小人之间没有“朋党”可言,只有君子之间才有。其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小人所爱好的是利禄,所贪恋的是财货。当他们的利益相关时,暂时互相勾结援引所结成的朋党,那是假的。一旦彼此之间见到有利可图时,便会互相争夺;或者已无利可争,交情疏远,便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全。因此,我认为小人没有朋党,他们暂时结为朋党,那是假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所信守的是道义,所遵行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节。以此来进行自身的道德修养,就会志同道合,相得益彰;以此来为国家服务,就会同心同德,同舟共济,自始至终坚持不渝。这就是君子所结成的朋党。所以当国君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虚伪的朋党,任用君子的真正的朋党,那么天下就能治理好了。
在上古尧帝的时代,小人共工、讙兜等四人结为一党,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结为一党;舜帮助尧斥退四凶的小人朋党,进用善良和易的君子朋党,尧的天下才获得大治。直到舜自己作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时在朝廷上办事,互相称赞,互相谦让,二十二人结成一党,舜帝都加以信用,天下也获得大治。《尚书》记载说:“纣王有亿万个臣子,便有亿万条心;周朝有三千臣子,只有一条心。”纣王的时候,亿万人各怀异心,那真说得上是不结党了,然而纣王还是因此亡国。周武王的臣子三千人结为一大朋党,而周武王因此夺得天下。后汉献帝时,将天下所有的名士都囚禁起来,把他们看作党人,等到黄巾造反,汉朝天下大乱,这才后悔醒悟过来,把囚禁的党人都释放了,然而汉朝的灭亡已经无法挽回了。唐朝末年,渐渐兴起朋党之说,到唐昭宗时,把在朝的名士都杀光,或者把他们丢进黄河淹死,说“这些家伙自称‘清流’,这回要把他们投进浊流。”于是唐朝也灭亡了。
前代的国君,能使人人各怀异心,不敢结为朋党的,都不如纣王;能禁止善良的人结为朋党的,都不如汉献帝;能杀害清流之士所结成的朋党的,都不如唐昭宗,但结果却导致亡国。能互相称赞各自的美德,谦让而不猜疑的,都不如虞舜时的二十二位臣子,舜也不猜疑他们,都加以任用。然而后世的人并未讥笑舜被这二十二人的朋党所欺弄,而称赞舜是一个聪明的圣人,是因为他能辨别君子小人。周武王时期,让全国臣子三千人共同结为一个朋党,自古以来,结为朋党又多又大,都不如周,然而周朝却因此而兴盛,正是因为当时善良之士虽多却不嫌其多。
以上前代兴亡治乱的史迹,作国君的可以作为鉴戒。
赏读
本文是封奏章。它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鲜明的针对性。文章开篇就提出论点,说明朋党自古有之,问题的关键在于人君要善于区别出哪是“君子之朋党”,哪是“小人之朋党”。接着剖析“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的根本区别,然后通过征引六件史实,证明人君重用君子之朋,国家就兴,天下就治;反之,天下就乱,国家就亡,最后提醒仁宗一定要从历史史实中吸取教训。结尾又与开篇相呼应,使得文章观点鲜明,论据充足,行文婉曲,结构完整,有很强说服力。纵观全文,既有理论,又摆事实,逐层辩证,又层层对比,语言简洁,词锋犀利,在欧阳修的驳论文章中颇有代表性。
苏轼曾有评曰:“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以至理,以服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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