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文精典：《庄子》胠箧题解

胠箧——《庄子》

题解

本文选自《庄子》。“胠（qū区）箧（qiè窃）”的意思是“开箱子”，这是篇首的两个字，这里借用作文章题目。作者在文中揭露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剥削下层人民的实质，一针见血的指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这是相当深刻而大胆的。然而作者又主张绝圣弃智、无为而治，要求退回到原始时代去。这种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当然是消极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原文

一

将为胠箧探囊匮之盗而为守备，则必摄缄滕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谓知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唯恐缄滕扃鐍之不固也。然则乡之所谓知者，不乃为大盗积者也?

故尝试论之：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齐国邻邑相望，鸡狗之音相闻，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余里。阖四境之内，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闾乡曲者，曷尝不法圣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

尝试论之：世俗之所谓至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至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苌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贤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则齿寒，鲁酒薄而邯郸围，圣人生而大盗起。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

二

夫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渊实。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则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间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故逐于大盗，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

故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则天下不铄矣；人含其聪，则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则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则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杨、墨、师旷、工倕、离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乱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

三

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颈举踵曰“某所有贤者”，赢粮而趣之，则内弃其亲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车轨结乎千里之外。则是上好知之过也。

上诚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毕弋机辟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罔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罝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矣。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乱。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烁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惴耎之虫，肖翘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乱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种种之民而悦夫役役之佞，释夫恬淡无为而悦夫哼哼之意，哼哼已乱天下矣。(www.xing528.com)

译文

一

要想对付撬箱子、掏袋子、开柜子的盗贼而作防备，就一定会捆紧绳索，加固锁钮，这是世俗所认为的聪明办法。但一旦大盗来了，他们就背起柜子，提起箱子，挑起袋子跑，还唯恐绳索、锁纽不牢固呢。那末，原先所谓的聪明办法，不反而是在替大盗做准备吗?

因此我试作论述：世俗所谓的聪明人，有不是为大盗做准备的么?所谓的圣人，有不是在为大盗守护的么?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过去齐国邻近的城邑能互相看见，鸡狗的叫声能互相听见，网罟所设置的地方，犁锄所耕作的地方，方圆有二千多里。整个国家的四境之内，所用以建立宗庙社稷、治理邑屋州闾的准则，何尝不是效法圣人的呢!然而田成子一旦诛杀齐君而夺取了他的国家，他所夺取的难道只是那个国家本身吗?并且连他们所遵循的圣人智者的礼制法度也一起盗取来了。所以田成子虽有盗贼的名称，但其身却处于尧舜那样的安全之中。小国不敢非议他，大国不敢讨伐他，子孙后代统治齐国已有十二世了。这不正是在夺取齐国的同时，把其圣人、智者的礼制法度也一并窃取过来，用以守护他那盗贼的身家性命吗?

我再试作论述：世述所谓最聪明的人，有不是为大盗做准备的么?所谓的至圣，有不是在为大盗守护的么?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从前龙逢被斩首，比干被挖心，苌弘被车裂，子胥尸体糜烂于江中，则是连他们这样的贤人都不免身遭杀戮。而跖的徒弟问跖说：“盗贼也有道吗?”跖说：“到哪里去没有道呢?能够猜到室中储藏的财物是圣，进去在前是勇，出来在后是义，知道能不能下手是智，分赃平均是仁。不具备这五点而能成为大盗的，天下从来没有过。”由此看来，善人得不到圣人的道就不能立身，跖得不到圣人的道就不能行事。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之人多，因此圣人之有利于天下的就少，而有害于天下的就多。所以说，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发冷，鲁国进的酒淡薄，致使邯郸遭到围攻，圣人出现，大盗就兴起。抨击圣人，释放盗贼，天下才能太平。

二

河流枯竭，山谷就空虚无水了，山丘荡平，深渊就填满了。圣人死人，大盗就不再兴起，天下就太平无事了。只要圣人不死，大盗就不会止息。纵使抬高圣人的地位以治理天下，那也只是增加了盗跖之流的利益罢了。制造斗斛来量物，大盗却连斗斛一起偷去；制造秤来称轻重，大盗却连秤一起偷去；制造符、印作为信物，大盗却连符、印一起偷去；倡导仁义来矫正偷盗行为，大盗却连仁义一起偷去了。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那些盗窃衣带钩的人遭诛杀，盗窃国家的人却成为诸侯，而仁义就存在于诸侯之门，这岂不是说明窃国之人盗窃了仁义和圣智吗?所以那些追随大盗之后，想窃取诸侯的地位，窃取仁义和斗斛、秤、符印等利益的人们，虽然有高车轩冕的封赏也不能勉励他们做好事，用斧钺刑罚的威慑也禁止不了他们。像这样地增加盗跖之徒的利益而使他们的恶行成为不可禁止，全是圣人的过错。

所以说：“鱼不可脱离深渊，统治国家的重要手段不可向人显示。”那些圣人就是统治天下的重要工具，并不是用来使天下光明的。因此只有弃去圣人抛掉智者，大盗才能止息；扔掉了宝玉、毁坏了明珠，小盗就不会兴起；焚毁了符契、砸破了印章，人民就会质朴；打碎了斗斛、折断了秤杆，人民就不会争斗；只有完全毁坏天下的圣智之法，才能与人民议论大道。只有扰乱六律，销毁竽瑟，堵塞师旷的耳朵，天下才能做到每个人都有灵敏的听觉；只有毁灭文饰，散乱五采，粘住离朱的眼睛，天下才能做到每个人都有明亮的视力；只有毁坏钩绳，抛弃规矩，折断工佳的手指，天下才能做到每个人都有天然的技巧。所以说，天工巧匠看上去都很笨拙。铲除曾参、史鱼的德行，封住杨朱、墨翟的嘴巴，抛弃仁义，那么天下人的德性就含藏不露，混通为一了。假如人人都有明亮的视力，那么天下人就不会被眩惑了；人人都有灵敏的听觉，那么天下人就不会被悦耳的乐声所牵累了；人人都有智慧，那么天下人就不会有邪僻的行为了。曾参、史鱼、杨朱、墨翟、师旷、工倕、离朱他们，都是从表面上看来树立了他们的德，却因此而扰乱了天下的人，这是为至道所不取的。

三

你独独不知道那至高无上的道德盛行的时代吗?从前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在他们那时候，人民用在绳子上打结的办法来记事，对自己的饮食，感到很香甜，认为自己的衣服很漂亮，对当时的风俗感到很快乐，觉得自己的住所很安适，相近的国家之间可以互相望见，鸡狗的吠叫声可以互相听见，而人民之间到老死也不互相往来。像这样的时代，可算是最太平了。而现在居然让人民伸长脖子、踮起脚跟，企慕地说：“那个地方有个贤人。”就带足粮食去归依他，于是在家内背弃了亲人，就家外来说则抛弃了主上的事务，他们的足迹遍及各诸侯的领土，车辆走过的痕迹远在千里之外，这就是君上爱好智慧的过错啊。

假如君上真的爱好智慧而弃去大道，那么天下就要大乱了!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制造弓驽毕弋机关的智慧多，天空中的鸟就会惊扰而乱飞了；制造钩饵网罟罾笱的智巧多，水中的鱼就会惊扰而乱游了；制造罗网罝罘的智巧多，山泽里的野兽就会惊扰而乱窜了，机诈、欺骗、狡猾、剖析坚白、辞求诡曲、侈谈同异之类的反常现象多，世俗的人就会被这些所迷惑了。因此天下常常大乱，罪过便在于喜好智慧。所以天下人都只知道追求他所不知道的，而不知探求他已经知道的；都只知道否定他所认为不善的，而不知否定他所认为善的，因此天下才大乱。这样在上面悖乱了日月的光明，在下面销减了山川的精气，在中间破坏了四时的运行，连蠕动的小爬虫，轻微细小的生灵，都没有不失却本性的。喜好智慧对天下的扰乱真是厉害啊!三代以下的君主都是这样的。舍弃纯朴的人民而喜欢奔走钻营的佞人，废弃清静无为而喜爱这些愚蠢的意见，这种愚蠢已经使得天下大乱了!

赏读

这是一篇政治性论文。它与庄子和其他文章不同，文中既不带有浓厚的哲学意味，也不大量使用寓言。它的主旨虽然是宣扬绝圣弃智，无为而治，但对当时的社会却有相当深刻的揭露。文中“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的愤激之言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这样的颠倒黑白实在显得滑稽可笑，但又的确是那个社会的生动写照。文中还揭露了所谓圣人与大盗的关系，认为圣人不过是在助长大盗的暴行，这对于揭露那些维护当时统治者的意识形象的实质也颇为深刻。至于他希望回到三代以前的那种无为而治的时代，则是他既对现实极度不满，又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