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语境转换的重要性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二级学科内部的中国化整体贯通研究

客观地看，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或原理研究的一个问题或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仍然停留在传播史的水平，^[2]这样的判断是基本符合事实的。学界也有人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应有中国化的新视角和方法，^[3]还有建立“中国马克思学”新学科的努力，^[4]但总体上中国化还不是实质性的研究原则和方法，用学科的话语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甚至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二级学科之下的比较成熟的三级学科。这种状况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困境与转机并存。众所周知，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边缘化和自我放逐困境，学术性的彰显同时又陷入了更深层次的文化焦虑和不安，现实性关怀的失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身的性质和使命感也同样失却。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学术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合法的发展创新路径从何而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能否承担起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任，等等。这些问题引发了许多的反思和讨论，如有人认为中国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公共出口。^[5]人们发现，中国化至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非常现实的发展路径，中国化的实践和研究还可以有更大作为，中国化也许能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真正走出目前的困境。

1．与其他创新和发展路径相比，中国化有明显优势

（1）中国化的根本和历史基础都在实践，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具有天然一致性，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葆实践品质，对实践和现实保持高度敏感性，从而能真正有所作为。无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和发展路径有怎么样的多种可能性，如果不能使之葆有实践本性和传统，就不具有根本合法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是怎么样都可以，而是必须扎根于实践的历史、现实和传统之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当然的对象，这个实践既是现实的，又是根源于历史和文化新传统的，它还具有超越资本主义的性质，造就这个对象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与这个对象相比，在资本主义民主框架内运作的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也就只具有次要的意义和价值，虽然也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其进行必要的了解和分析，但中国实践更具有直接现实的合理性，这就如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构造从来都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实践的现实和文化为基础、中国的实践从来没有成为它们真正的研究对象一样。

（2）从文化上看，中国化不仅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历史文化传统，而且有中国几千年的哲学文化传统作支撑，这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文化身份具有天然一致性，有利于文化意义上的创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用西方的文化资源在中国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不可以，而是有其限度和文化的隔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于西方的语言文化对于中国本土国民的非直接性，我们不仅从来没有穷尽西方文化，而且事实也不可能，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却是很有可能甚至是完全可能的。文化说到底是人化，需要用人的存在特别是生命本身来诠释，中国人以民族特色实践和中国文化的传统来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样发展创造的意义和价值才真正具有属人的性质，中国的人民群众自己觉悟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可能性才有可能真正变为现实，而这也就是实质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21世纪，创造一个属于中国文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理新形态，是有可能也应该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3）中国的人文主义的实用理性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改造世界的理论品格十分吻合，这对中国化地传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精神具有独特优势。众所周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实用理性和经验传统，即一切思想和实践都要有利于人的生存和生活，从思维方式到生活方式，中国人都特别注重实践、经验和生活，以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物性和超越思维并不发达。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实用理性传统是人文主义的，非西方式的科学主义，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现实的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基本一致的，实用的取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和指向也是基本吻合的。中国的实用理性传统是强大而有生命力的，用这种传统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承其实践精神是很有利的，也是一种强有力的良性机制。因此，无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有怎样多的倾向，中国化的实践取向总能保持连续性和主导地位，这也许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2．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全面中国化的原因与途径(www.xing528.com)

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为何及如何要全面实现中国化贯通？通常认为，这是最终构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需要，从结果的角度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基本共识。从实践的历史进程来看，已经实现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直接源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需要，这其中客观存在着历史主体基于现实需要的选择性的中国化。^[6]但是，在确认这一点的同时不能把它绝对化了或者仅仅停留在选择的层面，理论整体的中国化或中国化的整体性在历史和逻辑层面都具有必然性。

（1）选择性地中国化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客观事实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即革命战争的直接理论需要，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同时也是对中国化的制约即使之全面中国化不具备主客观条件，但理论的整体中国化绝不是不应该和不可能。因此，客观地看，选择性地中国化虽然合理但并非全面系统，其局限性在中国化的深化进程中得以显现。如最初李大钊等对马克思主义做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选择符合当时中国的客观理论需要，但马克思主义显然不仅只是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的知之甚少、忽略或遗漏，在革命胜利之后历史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中国化的主导地位往往被抽象教条化和僵化，很难形成新的历史性选择，容易造成实践的失误，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曲折与此有重要关系。我们发现，“选择”也要形成理论和实践的辩证态势，即在理论方面应该是全面系统地理解和中国化，在此基础上基于实践现实的需要进行选择性中国化，二者不仅不矛盾，而且相互观照、相互制约、互成辩证局面，只有在这样的情势下，“选择”的历史性才有保障，“选择”才有可能是健康合理的和优化的。

（2）从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来说，中国化的历史总体性质决定了其理论中国化也应是整体性的，从而其理论创新也必然是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作为实践的历史进程来说具有历史的总体性，亦即这一进程不可能是碎片化的局部行为，不是单纯的历史事件，而是伟大的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是历史整体的革命，不是枝节的改良，是极大地推进了历史的前进步伐。遵循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历史和实践的伟大革命必然产生理论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从理论上讲也必然是整体上的变革和创新，中国化无论在实践还是在理论上都具有整体贯通性。但是，理论上的整体性实际上一直没有完成或者说滞后于历史和实践的总体性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由基于实践需要的“选择”到源于历史总体性的全面整体的中国化具有逻辑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全面整体性要求不仅要有直接源于实践的理论创造——通常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都是这样一种中国化创造的结晶，还包括基于文化融合和理论贯通的全面中国化，前一领域的中国化主要由革命领袖及中国共产党来承担，后一领域则由专门理论家和哲学家来完成。同时，全面贯通还有学科内部专业分工的中国化和学科知识和理论整体的学术升华两个基本方面。

（3）全面中国化有一定的学科建设基础。经过新中国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现已经基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二级学科体系，其下的各研究方向﹙或三级学科﹚也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在“学”和“史”两个基本方面都已经具备支撑学科发展的条件，在教材、课程和学科点、研究基地建设等方面具有相当的规模积累了较深厚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队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具有一定的规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全面性贯通在现有学科建设基础上是有比较充分保障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建国前的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只能是基于保证革命胜利的实践需要的传播和理论创造，全面中国化虽然在理论上也是十分必要的但学科条件完全不具备，这也制约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全面系统的认识。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现有学科建设的基础上当然应该实现由“传播”到全面中国化的转变，逐渐使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二级学科的学术研究向中国化转变。

（4）全面中国化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基本具备。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已经构成一种传统，期间虽然有曲折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本质是客观存在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面中国化的重要历史文化基础。从现实条件来看，“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国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决心和所取得的成就都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全面不要片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理论要求，中国化成为党和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确认和建立的重要原则和方法，要求全面系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在国际上，中国化是我国积极加入全球化进程的重要自我发展机制之一，要求在理论上有更加充分的中国化指导，要求在文化上创造性坚持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全面地中国“化”（动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文化上的紧迫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