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本内涵：语境转换

（一）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基本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首先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可能性与必然性、理论与现实意义等展开，这可以视为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它以命题为中心，以静态和抽象的方式，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范围，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问题或倾向，其在现实性上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一种可能性。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国内外学术交流日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逐渐从命题转向研究范式，从静态和抽象的理论探讨转向动态的马、中、西哲学对话和交流，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单一的学科界限，成为中国各哲学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和可以进行具体对话的平台，也同时与新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立了实质性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为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甚至“中国化”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广泛热议的话题，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后一阶段可视为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可划分为这两个基本阶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从狭义到广义的推进是一种值得特别反思的理论现象。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来说，这体现哲学意识的自觉性已经达到一定的成熟。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直接源于中国化思维的推动。如，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文化渊源的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的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革新关系的深层反思、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历史反思与现实构建、中国现代性的学理建构、马中西哲学的深层对话，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属于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范畴。这是一种十分积极和健康的学术研究气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能真正在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占有重要席位并具有实质性影响，取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是否能拿得出真正属于“中国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因此，真正自觉的中国化的哲学意识对于新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整体来说至关重要。

然而，客观地讲，真正自觉的哲学意识并未实质性建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地位还没有获得学界的公认，中国化的“倾向”和“问题”地位并没有实质性改变，脱离中国实际的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性研究仍然较普遍存在，对中国化的认识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存有重大分歧。从此种意义上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内部有分裂的迹象（从其他角度看可能也存在着分裂的情势），大致可分为中国化和非中国化的两种基本研究意向。非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在于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最新动态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刻保持着与西方文化的学脉渊源，认为在当代世界读不懂胡塞尔、海德格尔、德里达等重要的后现代大师就不能说在当代读懂了马克思，这种努力当然是必要的，对于长期以来我们认为读不懂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就读不懂马克思及其哲学来说，也是与时俱进的必需。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都要在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来探寻，唯有如此才具有根本的合法性。哲学家当然要有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意识，但作为文化的经验者和直接的实践及生活经验来说，哲学家是有民族文化身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就更是如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有着直接的中国经验体感，中国的文化和经验是最有可能催生哲学创造和想象的源泉，相对于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真正哲学式理解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就是西方直接关注的对象。因此，非中国化的哲学意识虽然必要，但不具有根本的意义，也不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哲学贡献的真实期待。(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普遍认为，在当代中国，如不能读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及其理论体系，就不能算是中国人在当代真正读懂了马克思。如何才算读懂了马克思及其作为“主义”的哲学？这也许是当代哲学家所困惑的一个重要问题。毫无疑问，读懂马克思哲学文本是其中基础的一环，这也正是“回到马克思”的真实意义所在。但是，这样的读懂马克思那就与读懂哲学史上任何一个哲学家没有根本区别，这样就极大地缩小了马克思及其哲学的意义和价值。在19世纪的欧洲，在思想异常活跃竞争激烈的情势下，只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真正读懂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实践，并以此为基础读懂并看到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才创造了伟大的革命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秘密在于欧洲无产阶级的生产和革命的实践，没有对这一人类历史上伟大实践的解读，仅凭德国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产生不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反，马克思同时代的“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与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他们始终只是在思辨的理论王国里寻找灵感而对现实或视而不见或表示鄙视和厌恶，这样造就了纯粹的哲学家，而他们对解决现实问题毫无兴趣也毫无办法。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实践、历史和文化的内在逻辑表明，它的一脉相承性也必须循此逻辑，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和创新的根本逻辑，也是当代实现哲学创新的根本方向。

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的哲学家的真实使命就是要真正读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及其理论体系。要读懂它未必是一件容易的事。读懂它从何下手呢？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开启以来，已经形成了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和改造中国的历史文化新传统，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这一传统延续到当代的产物，认识它自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的传统。当然，这并不排斥借鉴当代西方优秀文明成果来丰富我们的理解和思维，但最根本的还是应该将当代中国放在传统中国中进行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传统为此提供了基本的认识方法、途径和资源。离开中国自身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文化传统，以全球化的名义到西方现代哲学思潮中寻求解决之道，作为纯粹的学术研究未尝不可，但这不具有根本的合法性。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当代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真正读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及其理论体系，为中国道路的深度开拓给予理论支持。因此，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和文化的总体性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不可能只是狭义上的，它本来就是广义的具有统摄性的总体性范畴，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也就是这一逻辑的理论表达。如何开展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首先需要确定其基本内涵及方法问题。

遵循现存的哲学学科建制，我们发现，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可以分为四个层面：①马克思主义哲学二级学科内部的中国化整体和贯通研究，亦即中国化成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范式和研究方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二者属于同一个概念；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三个主要哲学二级学科之间的以中国化为原则、主题和方向、目标的对话、交流、渗透、整合，共同为构建作为大哲学概念的当代中国哲学做出积极努力；③马克思主义哲学二级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的贯通和整合，或者直接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整体中国化的内在性整合研究；④中国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以中国化为研究的方法和原则，构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中国学术体系，这其中的中国化方法和原则主要由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来提供。因此，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实际上也可简称为“中国化研究”。下面分别对这个四个层次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