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典型的方法误用及观点举例

（二）几种典型的方法误用及观点举例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都在批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许多误区，^[5]这表明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需要更加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诸多误解、错误和混乱本身也源于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事实上，不仅在理论学术研究领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领域，人们对此的误解都值得重视和研究，以下几种观点就是典型。

1．邓小平同志的“不争论”的思想的哲学基础是现象学的所谓“搁置”

这显然是十分牵强的。“不争论”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实践的第一性即基础性、优先性是“不争论”的直接理论根据。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思想，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重实践的生活智慧也融入其中，是与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实践精神精当“结合”的产物。无论从邓小平同志的终生实践、信仰还是个性、气质都没有客观实在的根据证明他借鉴了现象学的方法和观点来提出“不争论”的这一思想。现象学的“搁置”其实是一种虚无和否定，是一种知识精英的主观意向性生命智识体验，是一种高级的神秘直观（觉），是对现实的厌倦和逃避的心灵宿命感，与邓小平同志的具有高超智慧的、充分反映我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要求和心理期待的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达”根本不是一回事，无法相提并论。此外，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思潮都有被牵强地置于邓小平某些观点的思想基础的地位的情况，在此不做详述。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20世纪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这种观点似是而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伟大的历史进程，具有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和重大的理论意义，这种意义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全世界的，它绝不是单纯偶然的历史事件，这种缩义的表述明显是解构主义方法使然。还有与此有关的另一种现象，即不是旗帜鲜明地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立场、观点和方法，而是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另类表述，这二者之间的内涵与意义相去甚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背后主导的理论与文化逻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一种起到改造中国实际的主导作用的理论形态，它也是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主导意识形态，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它和实用主义在中国、生命哲学在中国、进化论在中国等不是对等的，也不能相提并论。“历史事件”论的理论逻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是历史的偶然，不是基本历史客观规律的必然。这种看法在西方比较普遍。如麦克莱伦就认为：“我们必须牢记：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发生在这样的国家：经济福利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足以保证革命以后人民享有很大的政治自由。然而结果却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这样一些国家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在那里，资源的匮乏意味着政治自由是件无法获取的奢侈品。因此，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某种同民族主义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就充当了群众参与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意识形态。”^[6]依此观点，中国取得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胜利违反了马克思的根本指示（客观历史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仅仅只是一种实践的或意识形态的策略，不仅不是理论，更不是一种发展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这种看法很值得理论反思。此外，国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许多具的挑战性的观点，^[7]都与我们的理解相异，需要认真地予以批判性研究。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是文化问题(www.xing528.com)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一个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结论，是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中国化思想。但是，学界在从文化层面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过度诠释的现象，实际上从唯物史观滑向了所谓文化史观、文化唯物主义立场。如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就是使中国文化实现创造性的现代转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中国文化的创新过程。”^[8]诚然，“中国实际”包含了中国文化，但最根本的实际是中国实践而不是文化，文化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范畴，它决定于经济基础而不是相反，如果将其倒转为根本性决定的实质方面，就是文化决定论，即所谓的文化史观或文化唯物主义。显然，这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辩证的、唯物的历史缘起是根本不相符的。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据在于实用主义的策略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实用主义的理解并不新鲜，要说它错在哪里，关键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实际的有用性“主义化”了。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历史在本质的方面是一种类似于自然界的客观物质形态，即“我（马克思本人——引者注）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9]但历史的领域还有人的精神和实践，唯物史观并不否定这一点，历史运动有客观规律，但这并不排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特别是主体的选择性。“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10]历史的运动趋势总体上看是客观规律性与主体选择性的统一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存在着主体的“选择”是十分自然的社会历史现象，“所谓‘自然’是指恰当而合理地应该发生的东西说的”^[11]，它不仅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也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体性。但是，有观点认为，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采取的是有“选择”又有“抵制”，有“肯定”又有“否定”的实用主义态度。^[12]这种看法与唯物史观所主张的历史主体的选择性是两码事，不能相提并论。用实用主义的方法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的态度是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肢解分割的办法，对我有用的即肯定并中国化，无用的则否弃，所谓发展与创新的前提是对马克思主义某些部分的否弃，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首先是一种研究的态度而不是简单有用无用的实用主义的判断，这根本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方法和态度。马克思主义是完备的唯物主义科学，实用主义恰恰是要解构任何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

5．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不是自然科学，而是“历史科学”^[13]，理解这一点是要下一番理论研究的功夫的。^[14]在中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态度看待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新鲜事，而这种误解同样影响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域。有人从自然科学史角度考察后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抽象的、一般的科学形式，它不具有国别特色，可以运用于中国来解决实际问题。^[15]还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可能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不可能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可以运用于中国实际，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科学因而就不能中国化。^[16]这两种观点的逻辑是，抽象地看，所有的自然科学的基本特性是普遍性，没有什么特殊性（民族性），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的科学，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只有普遍性没有特殊性，只能“运用”。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科学虽然符合自然科学的一般特性，但历史科学高于自然科学，不能将二者等同，虽然以自然科学的方法看待马克思主义在宣传教育和普及的层面是可以采用的简单策略，但的确是简单化了，很容易造成“等同”的理解。显然，以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仅仅是“运用”，没有发展，更没有创造，这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思想进程的事实是根本不符的。这种方法的误用都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

以上列举的几种方法误用都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地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批判是必不可少的，批判是其从形式到实质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推进，仍然必须排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直接和间接干扰，当然也要有原则立场地汲取其合理因素。对于马克思主义这种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和实践形式来说，批判是其内在本性之一，永远不会过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甚至说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还要从事批判的工作，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更没有理由拒绝和抛弃这一事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我们的批判工作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政治立场、时代和实践的高度，要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去从事批判，批判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众所周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著作中都具有大量批判性内容，但我们的研究对此的注意十分不够。因此，批判也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当前的研究状况是批判性明显不足，这种状况理应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