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呈现出多元化倾向,其中以哲学解释学为甚,现象学、存在主义、后现代解构主义等都在介入其中。客观地讲,无论是基于向实践和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无限开放的理论本性,还是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的实践性、民族性、时代性来说,不仅不排斥而且十分需要现代西方哲学的某些合理方法在理解上给予补充或作为方法论参考。学界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省思过程中,也确实发现有必要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宏大或者更精微问题的拓展性与掘进性研究,因而创造性地借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方法论是必要的,这对多视角地深化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性基础性问题都有所进益,具有一定限度的合理性。但是,客观上又存在着过分崇拜解释学方法的理论现象,如有人认为没有解释学根本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此命题的阐释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政治化、教条化的诠释,因而不仅缺乏学术力,而且意义也是贫乏的。[1]因此,客观上存在着表象化、弱化、边缘化、去主导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学术倾向,这实际上已经步入了方法论误区。(www.xing528.com)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命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内在性”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是理解这一伟大的历史和思想进程的根本方法,对它的科学合理理解本身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问题和当代价值的重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于自身发展进程中的这一问题仍然具有基本的“自足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地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导地位,深刻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意义和价值,特别是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全新范式的基本内涵、结构功能和理论意义,是“内在性”地深化研究这一命题的客观需要。因此,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多元化倾向,需要批判性地将解释学等方法马克思主义化,只有经过这一“中介”后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无批判性照搬现代西方哲学方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很有可能引起的是许多似是而非的混乱,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研究非但无益反而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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