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范式”概念为例评估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兴起之时,也正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鼎盛之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不期而遇”,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如何看待这一影响及其后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必须正视的问题。
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引用“范式”概念有一定的合理性,主要有以下几点。
(1)借用“范式”概念,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哲学进行一次立场、原理、方法的梳理与反思。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有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范式,比如,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其辩证关系,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群众及其内在辩证性,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社会形态更替的内在逻辑,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全人类的最终解放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等,这些世界观、方法论、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的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范式。只有把握这些基本理论范式,才有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此,梳理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范式,有利于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也可以此为基本标准来判断其发展的状况是否具有一脉相承的特性。在学术研究领域,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范式,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入的理论内在性研究。
(2)“范式”概念可以大致描述和界定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状况,有利于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进行规律性把握。比如,有人就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脉络以教科书范式、教科书改革范式、后教科书范式的演进进行表述、理解和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三十多年走过的历程本身就是需要认真梳理和研究的重要问题,借鉴“范式”这个概念是有益的。
(3)“范式”概念有助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现代西方哲学展开对话与交流。中西哲学的对话与交流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共同关注的理论的和实践的焦点问题,“范式”既是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的创新思维,同时也是被现代西方哲学广泛采用的研究型概念,近两三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已经认同这个概念所蕴含的思维方法并用于理解、规范和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与理论创新。因此,“范式”概念正是当前中外哲学对话的焦点之一,有利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话中反思、丰富和发展自己并逐步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据有一席之地。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引入“范式”概念只能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化和中国化的创造性转换与借用,有许多前提性基础性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3]
(1)后现代科学哲学家库恩所发明的“范式”概念,其本意在提供自然科学发展的动态演进模式,因此他认为人文学科实际上至今没有形成真正的范式,如果用“范式”概念来理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就是非法的。其实,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哲学家,库恩对人文学科有很大偏见,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的相互借鉴与交叉融合是一个普遍现象,“范式”这个概念被人文学科引用实属正常。但是,库恩的忠告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引入“范式”概念不能只是照搬,首先应将其马克思主义化。(www.xing528.com)
(2)包括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整个后现代主义的所谓“创新”,其实质都是纯粹的创新,是纯粹的“理性的狡计”使然,因而这种创新概念的快速“推陈出新”,是为创新而创新,为理论革命而革命,是理性无所谓无目的论的随机性“滑动”,创新就是一切,革命就是一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宗教、哲学、道德、文学、艺术等一切文化形式才具有平等无边界的意味。“范式”概念的提出,同样具有解构一切的使命,否定和虚无是其本质力量。因此,这里根本没有一脉相承意义上的与时俱进,有的只是纯粹的随意的“说新话”。
(3)“范式”概念是纯粹的理论操作,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学空场”,虽然后现代科学哲学家们也企图改变逻辑实证主义科学模式对人的统治与压制,但这种矫枉过正明显地在解构逻辑实证主义的同时也解构了人自身,人变成了无目的、无价值、无意义属性的幽灵,它的存在实则是纯粹的虚无。因此,它不仅与实践,而且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以人为本”风牛马不相及。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引用“范式”概念首先要有批判性认识,自觉将其马克思主义化和中国化。例如,不加任何批判性地运用“范式”概念,就可以为历史上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正名和平反,因为它们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范式变迁而已,仅此而已,无可厚非,无所谓对与错或者对与错根本不重要,也无所谓是否继承真精神,重要的是纯粹地与时俱进。同样的也有可能把民主社会主义看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次范式变迁,从而无批判地认同它,近年国内有关民主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与受后现代主义负面影响不无关系。这样来理解历史上的修正主义,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显然是十分荒唐无法接受的。因此,我们要赋予毫无内在批判性的范式以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批判性;同样以无批判性的范式名义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完全可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作是一次“历史事件”,而以马克思主义的严肃认真的历史批判性视野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现当代中国伟大的历史进程和思想文化历程。事实上,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客观上存在着根本否定或不理解或抵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作是伟大的历史和思想进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本化、漫画化、虚无化的现象,有的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讳莫如深保持沉默拒绝言说并防范与之发生任何关联,有的言说则是对此的虚无主义的批判,如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为封建化、儒学化、资本主义化等,有的则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则二者的内涵有根本区别。
【注释】
[1]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混乱现象往往比错误情况更复杂难辨,危害更大,从批判中显见真理的难度也更大,正如弗兰西斯。培根的方法论格言“真理从错误中比从混乱中更容易出现”。转引自: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7.
[2]许全兴较早提出了这一观点,他发表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的文章《请不要误读恩格斯的“美国化”及学风问题》中具体谈到了提出这一观点的理论背景和主要思想。
[3]有许多学者对“范式”概念的引入的合法性提出了相应的问题。详细内容可参见:吴元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争鸣与反思[J].江海学刊,2008(1).“当我们借鉴库恩的范式概念和理论来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发展的时候,首先就要对库恩的范式概念及其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运用进行研究。我们要搞清楚,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构成和制约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要素是什么,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理论传统、惯例、心理在哲学家身上是通过怎样的学术积累形式而形成的,它们各自在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过程中又起着怎样的不同作用;研究范式形成的标志是什么,形成后的研究范式对问题的发现、提出和解决又起着怎样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不同的哲学范式是怎样相互竞争的,不同范式之间的竞争又是怎样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哲学研究范式与哲学体系、哲学形态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新范式的形成是不是意味着建构哲学新体系、形成新哲学形态等等。”庄有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的基础与原则[J].河北学刊,2007(6).庄有刚.风险范式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出场[J].山东社会科学,2008(5).文章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中,范式的转换与创新不仅可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强化反而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削弱与扼杀”,论及了“范式转换”的内涵与学科之间、学科内部、理论派别内部等三个层次。卜祥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辩误》一文中认为:“目前在中国学术界所发生的还只不过是不同学术观点、学术路径或学术风格的碰撞,并非是理论范式本身的革命性转换”,见《学术月刊》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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