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进展与语境转换

（一）三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进展的整体评价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迅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成果丰硕。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获得了突破性发展，出现了多学科攻关、多维度展开、多层级进行、多时向推进的特点。许多学科领域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研究方法和对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方法、基本原则和价值理念也成为基本共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破和理论生长点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成为理论学术界努力的基本方向。因此，客观地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贡献和成就是有目共睹的。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实践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原则和价值理念的合法性论证；②基本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思维、新方法、新理念，转换了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积累了坚持、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经验；③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创新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与现实期待还有一定距离，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理论创新的实际需要不相适应。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三十多年来的工作主要是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思想历程，这项工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奠定了历史和理论的基础。其他的探讨则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展开，研究其提出的政治、文化、历史和理论的背景、涵义、意义、创新等，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①总体上还是宏观粗放型的，涉及论题广泛但都需要进一步持续地深化研究，更加细致的、个案的、非主流的、国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微研究亟待深入，只有将宏观与微观、主流与非主流、国内与国外进行深入的结合和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才更加全面、系统、合理，亦即通常所说的更完整准确和实事求是；②学术性和意识形态性结合得不够好，意识形态性明显处于强势，意识形态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的客观属性，因而对其意识形态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学术性显得薄弱又会最终影响说服力，也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似乎只是一项政治工程，容易造成与学术的隔绝甚至绝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否成为整个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共识并成为构建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念，最终还是要靠学术力的影响和渗透。因此，如何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意识形态性和学术性之间生成合理的张力，是当前摆在学界面前的难题。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范围，从狭义上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基本任务，从广义上看则应是整个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研究课题，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则必须担当起引领和主导的责任。

提高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水平如何有效地实际操作呢？纵观学界的做法可归结为三个方向。

1．寻求“外援”

借助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话语和理论范式，放弃意识形态规范，单纯地强调学术性，学术水平看似提高了，却不仅与中国现实的联系越来越弱而卸掉了为中国实际服务的民族责任，与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本真精神渐行渐远。(www.xing528.com)

2．转向文化层面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背景、文化意义、文化性质和文化目标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文化转向，实际地借助了文化学特别是文化哲学的思想，这一转向很快兴起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线索、以近现代中西文化融合、中国文化论战、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等为论题的热点问题研究，产生了许多学术专著和论文。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内涵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机制有了更切合实际的认识，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融合提供了文化学的支持，成效显著。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文化保守主义乘势升温，掀起了复兴儒学、国学的热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发生学研究演变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文化之争，其中从文化上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其要害；另一方面，把历史主要归结为文化，有片面强调文化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唯物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现实根据不是文化层面，而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实践需要，这其中虽然伴随着文化层面的结合和融合，但它是从属于实践的结合，而不是相反，否则就倒向了文化唯物主义立场。依据文化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永远过不了“文化关”，因而最终是不可能彻底成功的。这既与事实明显不符，在理论上则是通过立场转换偷换概念的后现代的解构策略，把本来清晰的、十分有积极意义的问题搞混乱了。^[1]

3．回溯马克思的方向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研究摆在突出位置，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核心问题上，对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性质定位和梳理其内在逻辑有重大进展，出现了大批学术专著和论文。但是，这种研究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着学术含量不高、论题的视野比较狭窄等问题。鉴于此，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问题上又有回溯马克思的倾向，即分门别类地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文艺学、教育学等方面寻找马克思文本中的相关方法、立场、原理和基本观点，因而也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等专题性学术研究，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形成了众多学科共同关注和推进的局面，^[2]突破了单纯地寻找马克思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思想的狭窄学科视界，加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性。这是目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动向，值得重视和特别关注。通过回溯马克思而提高学术水平固然是以上广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应然逻辑，但是对于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来说，这仅仅是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精神实质的高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突破经验直观深入内在进行科学规律的抽象，以此来提高学术水平。这就需要理论规划。中国学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进行研究已有三十多年，“从哲学上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研究视野或角度问题，而是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身的本质内容使然”。从哲学角度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范式和研究范式，研究这个范式的基本内涵、理论意义、学术规范、研究的问题阈和学术目标，将目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实然”状态逐渐推进到“应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