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与实质：总结与再思考

（三）“方法”与“实质”关系的总结与再思考

1．立足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研究“方法”创新才体现了真正的理论自觉

相反，单纯地追求方法多元化，无意忽视或有意回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问题，这也许是各种“外源”方法理论研究自身的方法自觉或话语权的争夺，本也无可厚非，但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上的真正理论自觉。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来说，方法不是根本和要害，只是副题，实质才是要着力深入解剖的出发点、立足点和根本目标，才是正题。只要真正抓住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方法也就不言而喻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才会因实质的充分揭示而自明和丰富起来——这也就是方法的内在性创新之路，也会自觉地将解释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等视为辅助理解的外源方法。

2．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思想进程来说，“方法”与“实质”是一个统一整体，是无法分割开来的

只能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讨论研究的方法，或者说研究方法问题只是一种哲学反思，是对理论的提升和自觉创造。“方法”与“实质”的内在性关系表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政治层面”、“理论层面”、“学术层面”或“实践版本”、“理论版本”、“学术版本”的区分虽然可能有利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也有利于认识和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历史和思想的内在矛盾运动，但也确实可能分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和理论的统一整体性，人为地制造出理论学术的“内在紧张”，从而脱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和思想进程的实际。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的写法，有一种观点认为，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复杂丰富特性，可以将中国共产党解决思想路线和理论建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为“正史”，将这条主线之外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影响作用的思想史视为“副史”，甚至可以把其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负面消极影响作用的思想史视为“野史”，而后两者都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思想进程史的“参考资料”。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对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和思想史著作写法的线性单质化现实的扭曲反映，姑且不论这种划分是否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和理论的统一整体，“正史”、“副史”、“野史”的提法也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这里不做详细论述）。符合历史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只能是将其作为一个思想理论的整体，将其中复杂的思想关系和历史细节都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整不可分割的历史思想史的组成部分，给予充分的描述、科学的分析、恰如其分的评价，这样写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展现的一定是有血有肉、丰满形象、生动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其实质才有可能完整充分地得以揭示，方法才是真正科学的，也就不会有所谓方法单调和贫困的问题。

3．整体上看，当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可能还处于“破题”阶段，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打开”，亦即历史经验的充分描述和深刻总结，对其历史思想史的全面系统梳理、阐释和理论分析

客观地看，当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理解和深入展开都还不够，需要克服当前的浮躁情绪而持之以恒地努力坚持对实质的深度挖掘。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总结不是做得太多太过，而是需要更加深入历史的具体深处，更加细致入微地梳理，更加科学和全面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所谓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来说，显得单一和贫乏，其实恰恰不是方法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展开不够，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思想理论成果与历史和思想的“实际”还有距离，还过于简单化，突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发展这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线，相对轻视或忽略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处于同一历史思想进程中的各相关“主义”和“思潮”，它们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复杂关系还没有得以完整、真实、系统的梳理和展现。与其说是方法问题，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研究还很不够，与其奢谈方法，不如扎实地深入研究实质，所谓的方法问题只是表象。

4．只有真正深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才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但这个方法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方法，不如直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中国共产党和理论家创造性地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例如，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的重要贡献中，有毛泽东的方法、邓小平的方法、江泽民的方法、胡锦涛的方法，李大钊的方法、瞿秋白的方法、李达的方法、艾思奇的方法、杨献珍的方法、冯契的方法、张岱年的方法、郭沫若的方法、侯外庐的方法、范文澜的方法，还有钱学森的方法，等等。不可否认，他们各自的方法因时代和个人的立场、实践经验、学养、个性气质等不同而有所区别，但是他们之所以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相应的贡献，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们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即立场观点方法的理论体系，因而对他们的方法的探讨同样不能抽象地谈论，也只有真正深入和理解了他们思想理论成果的实质才是可能的。

5．方法与实质的内在性关系问题，具有普遍的意义

不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而且在传统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指导的中国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之中，这个问题可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最明显的莫过于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近些年来，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中的部分所谓创新也是外部压力催生的结果——寻求外源方法似乎是条捷径，而不是来自于学科内在的逻辑矛盾和社会发展现实的客观需要的推动——显然，这样的内在性创新绝非很快又很容易实现的。因此，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必须真诚而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切实指导，将其纳入各自学科的“方法”与“实质”的内在性关系之中，始终应该深刻反思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运用是否是实际的，是否用足了、到位了和科学彻底了，在此基础上逐渐推进学科的内在性创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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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详见本书第170—17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

[3]钱学森．钱学森书信选（上卷）［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311．

[4]钱学森．钱学森书信选（上卷）［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37．

[5]钱学森．钱学森书信选（上卷）［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239．

[6]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2．

[7]张立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1918—1938）：思想史的考察［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1－14．

[8]王明．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两个概念问题［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9]王文华．钱学森学术思想［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19．

[10]黄楠森．钱学森与辩证唯物主义［A］．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钱学森与现代科学技术［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80．

[11]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