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是正题，方法是副题

（二）“方法”只是副题，“实质”才是正题

以上的分析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要是针对其实质的研究，其标志不在于题名是否包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主要看其研究对象和内容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因此，可以把当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视为其学科意义上的广义内涵的展开、深化和具体化，而不必拘泥于命题本身。正如列宁所言：“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对立面统一的灵活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6]与其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本源方法，不如直接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实质”蕴涵着“方法”，“方法”只在“实质”中存在和体现，甚至“方法”和“实质”其实是一个统一问题的两面，并不能截然分开，内生的“方法”和“实质”浑然一体，两不相害。只有外源方法才显露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外在差别甚至对立，即“方法”（可能）伤害“实质”的情况。死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字眼和命题，即是对内在本源方法与实质的关系认识过于简单化，从而用“方法”束缚了“实质”的展开和具体化（而不是相反，通过深入“实质”显现和展开“方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视野不够开阔，问题意识贫乏，难以保持理论的生态和可持续进展。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史或代表人物研究方面，忽视或遗漏了许多历史性在场的重要人物

虽然，学界早已经认识到：20世纪前半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激荡与斗争过程中，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邵力子、戴季陶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不容否定的贡献，著名记者陈博贤和学者陈启修也在当时做出了重要贡献，还有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胡适、梁漱溟、张东逊、叶青、陶希圣、冯友兰、贺麟等。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史研究领域，以上所列人物有的虽被提及，但客观公正、全面系统和细致具体研究的成果却不多见，有的则被淹没在所谓正面人物的光环之下难觅踪影，有的则被完全忽视或遗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思想进程研究的科学性，根本要求在于完整准确和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与相关“主义”思潮的论争和共处构成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主要线索之一，也是基本规律之一。“1918—1938这二十年是最有思想生机与活力的二十年，此后就都迅速规范了”，正是由于这种不规范性使得思想之间的交流异常活跃，因而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像今天这样清晰和明朗，“通常所说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非意味着一边是现成的原理，一边是清晰的实践，然后把二者拢在一起”^[7]。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传统文化、与在中国的自由主义形成了非常复杂和丰富的关系，这是当时具体的客观的历史事实。无论是反对、否定、质疑、模糊的声音，还是同情的、中立的第三者的看法，都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思想进程的完整组成部分，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没有这部分，就显得片面和不充分，讲得不够充分就不完整，不完整也就难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也就不符合唯物史观的历史科学原则，就不够科学。

实际上，建国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主要是思想斗争史，是一部争论与批判的思想史，既包括自我批判史即批判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也涵盖对外批判国民党的主导意识形态以及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因此，单线条的以中国共产党为主线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虽然正确地抓住了历史的本质，但简单化了，这种简单化是对历史本身过度的“瘦身”，因而历史的丰度不够，历史还原的细节描述阙如，难以衬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边缘到主导、由曲折一步步走向胜利的丰富精彩和生动具体的伟大历史和思想画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丰富、复杂、曲折、胜利的具体细节也难以展现。有人就指出：“无论是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背景、历史、方法，还是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沿着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发展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脉络进行的，都是在党的理论和思想建设框架下进行的。即使有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也不例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性质如此界定，固然没错，但不全面。因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理解为解决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建设问题，把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的路径简化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也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宏大丰富的历史实践简单化和完全政治化了。”^[8]

我们发现，以“早期国民党人与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题全面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包括各种态度、观点和方法，甚至将其中的某些典型人物（如胡汉民、戴季陶等）的早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列（不仅仅是“传播”，直接就是“中国化”）作为问题或研究课题也是必要的。(www.xing528.com)

2．非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提并论

因为党的领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卓越贡献，所以自然可以提“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江泽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因为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在理论学术上有重要贡献，也能十分自然地提“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李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杨献珍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因为不是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以不能直接提“钱学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能提“钱学森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甚至认为这样提也不规范，也不可以。这绝不只是一个提法的习惯问题，背后隐含着思想方法前提是否科学合法的学理缘由。党的领袖和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提并论具有当然的正确合理性的认识，主要是基于他们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样的认识很容易成为一种习惯，从而成为一种无意识的限制而产生精英化的倾向，似乎人民群众没有创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权利，似乎非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可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贡献，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也不符合事实，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众所周知，钱学森自归国后认真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理论，对祖国和人民事业无限热爱与忠诚，奠定了他至真至诚的共产主义信仰。“钱学森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知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运用系统科学的观点和方法，逐渐形成了一个现代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联系的整体构想。这一思想，不但为系统地建立科学技术的严密体系打下了基础，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重大发展。”^[9]黄楠森感慨：钱学森的思想“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发。他并没有参与哲学界的争论，没有全面回答和分析那些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观点，但他的思想对那些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观点，特别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过时论，从科学技术革命的角度，树立了一堵难以超越的铜墙铁壁”^[10]。钱学森明确坚定地表明，他的一切成就在理论方法上都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和真诚而有效的实际运用。因此，完全可以认定钱学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将钱学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列是实事求是的。这表明，非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可以为此做出重要而独特的贡献，是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缺失他们的所谓经验总结也是不全面和不完整的。

3．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即群众

从大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著中可见，研究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是主导，其次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及知识精英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观点、方法，但把普通共产党员、人民群众及其实践的代表和典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研究成果还没有期待的那么多、那么好。当然，宣传是不缺乏的，这里强调的是在此基础上把他们作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学术研究。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和人民群众共同的事业。事实上，许多优秀基层党员干部在带领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工作中忠实地践行着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他们也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虽然不懂很多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他们也算得上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家，因而也可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提并论。不能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信仰而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普通共产党员就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关。毛泽东就认为：“好像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11]此外，人民群众中的特定群体因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创造性实践，为人民群众创造自己的历史做出了榜样，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也可以视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如安徽省小岗村的农村改革试验等，因此也可以提“小岗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等。

总之，必须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思想进程，“方法”的根本在其科学性。因此，与其说是方法，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内在性问题。方法问题只是副题，纯粹地追求方法创新有可能游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这个研究正题，从而浅化、缩小或遮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内涵；而认为唯有方法多元化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追求学术的趣味胜过探寻历史规律和思想轨迹，实际上已经偏离了这一研究的初衷和本意。实际情况是，当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历史和思想史的深入研究还很不够，研究的着力点还在这里，当务之急是必须进到历史和思想深处，以历史的史实和文献资料充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还一个有血有肉、丰满、生动、精彩、高大、有力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和思想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