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法的“内生性”：“实质”问题的凸显
反思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成果，可以发现，一味寻求新方法虽然有一定成效，但并未从整体上实质性地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相反，还把一些本来已经比较清晰和确定的问题以所谓学术深度理解的名义人为地制造了许多不必要的思想模糊和混乱。[1]因此，这一现象本身值得反思，有必要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内在本源方法”概念，用以表示、界定和描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合理的研究方法，以区别于已经介入的“外源”方法，这有助于提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的自觉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内在本源方法直接就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它隐藏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与理论成果及其辩证关系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伟大的客观历史进程，其理论的逻辑植根于历史逻辑。因此，作为一种理论学术研究，最切合实际的方法只能是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固有的、客观的历史逻辑，即“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2]，这一方法才具有根本的合法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坚持总结历史经验的路径正是严格地遵循了这一方法，其他研究范式也理应如此，而不是相反——认为这一方法过于看重历史的客观事实和细枝末节，停留于经验的层面，难以显现学术水平。
从根本和整体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内在本源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显然，没有马克思主义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马克思主义及以其为理论基础和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才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事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当然地客观存在，是“名”和“实”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就应该从这一常识性逻辑入手，透过历史和理论的表象丛林，深究其背后隐藏的实质性逻辑。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历史经验的总结绝不仅仅意味着表象的描述和梳理，更为重要和根本的是要找到这种表象背后的实质性线索，亦即历史的规律。
显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理论本身产生的逻辑方法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逻辑的研究方法，这两者有实际的区别，并不能等同。然而，从理论上讲，这两个方法实际上是一致的。从研究的角度来说，研究的方法只有与其研究对象产生的历史逻辑一致，才可能是实事求是的，这也就是内在本源方法概念的逻辑内涵。作为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历史的逻辑，同时也是蕴涵于历史本质中的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实现自身的辩证法。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根本方法，具有当然的根本合法性，是别的方法无法取代的，否则只能是根本上否定或取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诚然，别的理论方法也有权利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但那理应是其他类型的研究，如海外中国学研究、现代新儒学研究等，还不是我们所称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同样，从解释学、现象学、文化哲学、存在主义等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实质上还是解释学研究、现象学研究、文化哲学研究、存在主义研究的内容和组成部分，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外围“参考”，但不应把它归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畴。
总之，从根本和整体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它的世界观、方法论、基本原理、概念范畴体系，或者用中国化的提法即立场观点方法。没有抽象的方法，正如钱学森所言：“方法实是方法论，而方法论是哲学。”[3]因此，只要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方法，就要追问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生逻辑。方法虽然是一种理论学术研究必备的操作技术，是研究主体把握研究客体（对象）的必要工具，但如果只停留于方法本身，不进行深入内在的批判性审察（即上升到方法论世界观即理论体系的高度去认识），很容易浑然不觉地步入误区。“方法不能解决本质问题，方法工具只在本质问题基本明确后，才有促进作用。”[4]事实上，澄清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些模糊甚至错误认识，客观上需要深入历史的本质的具有理论彻底性的成果，以事实、事理、学理服人。例如，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国内外都仍有一种奇怪的说法，认为即使中国人无法得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也会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悖论要表达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欺骗共产国际和中国人民，自封的一顶大得不能再大的帽子，空得不能再空的意识形态话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历史的假象和理论的怪诞。显然，即使是如此不可理喻的观点，也需要正视和进行深度的理论研究，这里所谓“深度”就是要真正深入和把握问题的实质。在实质问题还未完全搞清楚和研究透彻之前单纯追求方法的创新，甚至停留和满足于方法拓展而不深入或回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很可能是没有真正把握住研究对象，没有抓住本质问题，因而也就无法深刻阐明和解答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困惑。
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单一视野不够开阔，无批判地寻求外源方法，可能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生逻辑本身才是研究方法的基础和来源，即其根本合理的研究方法应是内生的，脱离这一基础和来源的方法显然不具有根本维度的合法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外源方法没有借鉴和参考价值，而是其意义有限度，只可能起到丰富、补充和辅助等作用。因此，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来说具有基本的自足性，是能够根本理解和透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和理论进程的（不仅仅是现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是其发展史的内在问题，完全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根本地理解和阐释这一问题。因此，以下两点可得以澄清。(www.xing528.com)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本源方法存在的问题关键不在于单一和贫乏，而在于是否科学和彻底
实际上，只要不抱偏见并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就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所蕴涵的方法是十分丰富的，构成了一个完整丰富的开放发展的方法系统，马克思主义方法本身应该是既不简单也不“贫乏”的。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实际状况来看，问题的核心也不在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单调和贫乏，而在于是否科学和彻底，即抓住实质和深入解剖这个实质，并从经验表象升华为具有内在本质联系的客观规律。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坚持总结历史经验的路径是科学合理的，问题在于不能停留于经验的表象描述，否则很难科学和彻底地发现、提炼、分析和解决真问题（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力和水平的体现），也给人以学术水平不高的诟病。不可否认，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因而需要下真功夫认真研究予以克服。
2．寻找外源方法是必要的，但要明确它们只能起丰富、补充和辅助等作用，必须坚持这个定位，而不是相反即否定或替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外源方法首先要经过马克思主义的中介过滤即正确理解和运用。当前，这一环节是做得很不够甚至是基本缺失的。一种善意的观点认为，经马克思主义中介过滤后的外源方法实际上就不存在了，必须原汁原味地引用，才能真正实现方法的创新，从而实现理解的丰富性和意义的深化拓展。另一种看法则是为了纯粹的方法创新，认为所有的外源方法必须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并列，形成真正的多元局面。
总之，所谓的外源方法创新：一方面，是解释学研究、现象学研究、存在主义研究等领域自身研究对象的拓展，这可以通过对话和交流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保持必要和合理的学术张力，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种补充理解或阐释。从性质和界限上做这样的区分，有利于澄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内部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即将解释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甚至认为没有它们就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此，深刻的方法论反思应该正确认识寻求外源方法的合理性和限度，科学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内在本源方法，坚持方法的内生性以及科学和彻底的原则，扎实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总结这两个基本面的研究，梳理和提炼出真问题，方法问题也许是个假问题，主要具有批判的意义。钱学森的看法也许对此有所启示，“这方法那方法，实际只有正确的方法和错误的方法，或科学的方法和非科学的方法之别。……现在许多人名为议论‘方法’，实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想推翻马克思主义哲学。”[5]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本源方法从直接和根本或整体上讲，都需要具体化，包括进行方法的分层次界定，这里不做详细阐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