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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与核心地位

时间:2023-12-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三)理论创新的要素、机制与核心地位马克思主义因中国化而生成内在辩证的实践、文化和学术研究等各个形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版本,呈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态景观,理论的创新也在总体性多样化的实践中逐渐实现。笔者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必须认真分析形成理论创新的各种主客观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机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与核心地位

(三)理论创新的要素、机制与核心地位

马克思主义因中国化而生成内在辩证的实践、文化学术研究等各个形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版本,呈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态景观,理论的创新也在总体性多样化的实践中逐渐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为什么总体上表现出的是理论上的一个创新过程呢?理论界对此的研究不可谓不多,然而重要的问题在于主要遵循的是解释学循环的思路,表现对理论创新的肯定性论证,即对预设创新的回溯式求证,目标指向与马克思主义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的内在连续性与发展性。必须注意的是,不仅用哲学解释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限度的,[5]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解释学解读更是有限度的。这种思路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但不是唯一更没有穷尽关于理论创新问题的研究,这种主流的思路仍然是不够全面、深入和系统的。如何摆脱解释学的“前理解”和“成见”的主体性束缚,是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问题研究面前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必须认真分析形成理论创新的各种主客观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机制。此外,必须正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不仅有理论创新,也有许多理论失误,如封建糟粕、唯意志论、唯心主义等等,因此还要研究理论失真、走样、异化、背离等中国化过程中的教训,从反面经验透视理论创新的机制,这个方面的研究应该正视并加强,否则理论创新的研究也难免片面。

所谓“主体因素”,主要指中国人民的实际的、现实的、合理的需要,需要的被满足表现为被选择理论的适应性和理论的实际有效性,这个过程实现了主体的需要,那么理论在这个过程中的变化就一定是一个创新的运动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满足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政治解放、追求富强民主文明的现实理想,那么这个过程总体上一定是一个理论创新的过程。因此,理论创新从理论的表象看是概念、概念的升级和原理、观点、体系的更新,而实质是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主体的需要得到切实满足和实现,其中主体的需要的满足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尺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的变化轨迹明显的是与我们的意愿一致的,如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转化为中国人既熟知又喜闻乐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充分表达了我们的(心理、文化上的和促进革命胜利的)需求。当然,主体的需要还需要从宏观历史、文化、传统和微观的文化性格和心理特质也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重要因素,如中国封建传统和毛泽东邓小平的个人性格等。

所谓“客体因素”,就是中国实际(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影响或者改变了马克思主义,而这个影响的过程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程。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所形成的理论创新决定于由普遍理论转化民族化具体实践形态的状况,如由深度和广度所表征的全面性、彻底性、总体性等。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并不是抽象的,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本身的研究和认识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基本路径,从哲学上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也就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毫不奇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一定存在内容的更新,这种全面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一旦形成比较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便自然地既姓“马”又姓“中”,而不是单方面地姓“马”或姓“中”。但是,当前西方世界普遍只是保守地承认姓“中”,而对其马克思主义性质持怀疑或拒绝的态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并没有被普遍接受,如他们更习惯于用“毛主义”等称谓。这表明,理论创新研究的学术性还很不够,构成将其推向世界的重要障碍。李长春于2007年2月5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扩大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要在着力增强马克思主义学术创造力上下功夫,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学术方法,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着力研究重大现实问题。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诉求是继政治解读之后的重要转向,[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研究只有上升为学术层面才能更有说服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当作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从学术层面进行展开研究是增进其理论创新认识的突破口。

此外,理论创新的研究要特别重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失误的研究,这是不可或缺的理论研究环节。长期以来,我们十分重视从正面肯定性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成果,这对于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性质是十分重要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也是辩证的,在具体的阶段上正确与错误、前进与倒退、成就与失误都是并存的,这个过程中的居于主导的理论创新同时伴随着理论的异化甚至根本背离,如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复杂状况,注意这一点才是完整准确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看,任何时候理论的停滞与僵化都必然影响和制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发展,理论创新是中国化事业健康稳步发展的重要保障,甚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灵魂,理论创新对应于现实需要就是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合法性的重要问题,其核心地位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研究也应该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重点所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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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羽佳.阅读·诠释·实践: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境遇[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20.

[2]皮家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解释学应用”问题[J].学术研究,2006(12).

[3]王继,王浩斌.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基本问题[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10).

[4]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70.

[5]解战原,文兵.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的解释学限度[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6).

[6]许庆朴,史家亮.论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走向[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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