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转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意义

（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定位的重大意义

1．理论意义

（1）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既克服了马克思主义运用论的抽象、机械和简单化的缺陷，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以更为深刻的内涵，又表明将马克思主义正确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最终的结果必然产生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

中国共产党早期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强调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单纯运用论，还没有形成本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这个阶段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域基本上认为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是只有一个理论形态，即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构成各民族国家革命的直接指导思想。我党早期在以马克思主义为直接指导的革命遭遇失败以后，开始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成功实践中产生了本土的马克思主义，以它为直接理论指导的革命胜利，使这种本土的马克思主义不再被视为异端，从而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唯一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式；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教条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先验性运用，这种先验性将马克思主义神秘化为可以脱离具体实践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这种“不着地”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非马克思主义。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运用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要科学合理地中国化，摆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抽象运用陷阱。

在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定位曾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只有国际性的没有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性的异化与否定，因此我党很长时间也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具体运用来界定毛泽东思想。但是这种政治策略上的考虑没有旗帜鲜明地标明马克思主义能够被中国化，进而标明民族（中国）化本身就是普遍规律。

在运用论的逻辑强化下，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它似乎不需要有任何中介环节就能够在整个世界发挥其作用和实现其力量，似乎在永恒的普遍真理的“普照之光”的照耀下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等都将自然而然地马克思主义化。历史和现实却表明：一方面，民族国家及其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所不易同化的，特别是民族的文化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外来文化的融合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必然要经历一个由初始的结合到融合、最终趋向和谐的长期历史过程；另一方面，现在看来，虽然强调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于民族国家实际并没有错，但是不能离开具体的民族化抽象地强调运用，否则必定是简单化和庸俗化。“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绝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2]

具体的实践过程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不能够被直接用于各民族国家实际的，它必须有民族化的中介，必须转化为民族国家的人民在文化上和心理上能认同、接受和理解的东西，最终才能真正转化为实践的物质力量。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实际来说，不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具体环境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3]这种民族化首先作为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各国实际的中介，而后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将逐步发展为相对独立的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这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被直接应用于本民族国家的实际最终指导民族国家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运用，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不是其他。

（2）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真正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之“源”的“元学科”地位，打开了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各民族国家及其文化中的发展通道，为其自身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社会实践空间。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际上形成了各民族特色的革命发展道路，从理论上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的定位也就时机成熟。刘少奇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范，是“发展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4]。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第一次真正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发展方向和目标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源”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法超越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之根，但我们面对的是具体的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主要形式只能是民族化，而不是守成作为理论之“源”的马克思主义。如此看来，更加突显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全新世界观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革命意义，即一方面它将人类过去的一切意识形态和唯心主义怪想在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转变为真正关于“现实的人”的“历史科学”；另一方面几乎人类的一切实践领域都需要重新研究以获得全新的科学认识，因此马克思主义将开辟人类思想史的新篇章，马克思主义的确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壮丽日出”。然而，这个新篇章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只能是服务于最紧迫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需要，这个新篇章的计划还只是写了一个“序言”，还远未完成，它历史地落在其后继者身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源”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遗产，发展它是最好的继承，发展的形式只能是民族化，各民族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将构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篇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和普世价值、生命力和与时俱进的发展特性得以延续和证实。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是在坚持“源”与“流”的合法性理论定位的基础上彻底突破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形态论的理论思维方式，旗帜鲜明地承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和发展，是解决了合法地位的进一步的“坚持、发展、创新”的理论定位。“源”与“流”的理论定位重在强调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与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进俱进，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坚持了我党注重实践经验总结和吸收中华优秀文化的传统；是坚持不是倒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是离经叛道；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形式。因此，这种理论定位主要解决的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同脉同宗的合法性问题，理论界和学术界也主要是围绕着合法性问题展开探讨。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也已经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的当代，中国化的定位重在发展与创新。

（3）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将中国哲学和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这必将为马克思主义增添无限新鲜的活力，使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化的形态中真正成为“活的灵魂”，也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将相对独立地具有自身的发展道路和基本规律，在民族文化和创造性实践中吸取营养，因而有更为宽广深厚的理论资源和发展空间。传统的观点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公认的三大理论来源，即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毫无疑问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马克思主义来说，其来源基本上可以是确定的。但是，正是由于长期固守马克思主义的这三大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内容要么不被承认，要么将民族国家的传统文化视为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东西而遭到否定或拒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发展因此受到很大的制约，也制约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明确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本民族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这既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发展增加了生动鲜活的理论资源，加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文化支撑，必将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觉，又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创造了条件。传统文化自身因其自然经济的历史基础决定了它很难独立地走向现代化，借助外来的强势现代文化是其实现现代化的现实途径，而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社会功能恰好可以作为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有效载体。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实践，而且只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将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和基本规律，这意味着民族化的独立自主发展将成为历史的必然。

2．实践意义

（1）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必然极大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自觉性和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创新意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将突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开辟全新的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路径，因此必然更加坚定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奠定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实践基础上，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但更重视本民族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升华，最终将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绕开或悬置的理论问题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给予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有本民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长远的坚实理论支撑。实践的坚实性最终依赖于理论的坚定性，民族化的实践被传统理论逻辑所不容的情况必须得以根本改变。^[5]否则，我们每前进一步将总是面临着方向的判断和道路的选择，甚至可能出现在这个全球一体化和高风险性、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上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危险。中国从来就没有所谓的改革反对派，但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却至今都是有争议的，理论的缺位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无法设想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一样，如果没有更加科学化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那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终目标也将可能面临着某种不确定性的风险。事实上，对于未来中国将走向何方这个重大问题，是这个发展中的大国和整个世界必须关注的世纪问题，没有科学系统完整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支撑是难以想象的。(www.xing528.com)

其实，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事业来说，科学的理论始终应该走在实践的前面。这种总体上理论先行的状况并不否定实践第一性和基础性，而是保证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特色实践在创造历史方面的真正科学和自觉，在推动历史发展方面不付出代价或尽可能避免过大的社会代价，将人民群众实践的物质力量纳入执政党的理论视野中，历史不再是盲目的异化的类似于自然的外在于人的物质力量，而是可控制、可调整的人民群众的自觉的实践活动，这样的历史的最终的结果就可以与我们的社会目标和最终理想相吻合。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将最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理论基础，中国人的事情最终还要靠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把握方向开辟道路。

（2）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将是对党的执政合法性和中国化的实践自觉的重要支撑。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对于人民群众来说更具有基于民族文化生态的天然亲和力，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并比较自然地内化为群众的实践观念，并最终转化为物质力量，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十分强大。毛泽东思想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成功地转化为中国人普遍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唯物辩证法成功地转化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矛盾论，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人民群众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直接成果，并不意味着它的中国化过程在党成立以后就结束了。恰恰相反，党在1921年的成立是其马克思主义化的开始，之后的漫长历程是党的马克思主义化和民族化的深化，党在把握中国国情寻找革命道路制定正确的方针路线等方面越来越成熟，其实就是党的中国化的深化和提高的过程。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过程的真正开始，党的历史命运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可以视作同一个问题，党的马克思主义化和中国化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相互联结的方面，党的马克思主义化是中国化的深化发展，党的中国化同时是马克思主义化的深度推进，党的马克思主义化和中国化是同一个辩证的历史运动过程。因此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是中国的，但它也有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这似乎不合逻辑，但只要明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程度、范围和水平直接制约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即把握中国国情并将之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能力，代表、把握和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决心和能力，把握和整合中华优秀文化的能力等，中国共产党的进一步中国化将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党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龙头，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其他一切方面的中国化。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作为重视思想建设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意味着执政党的中国化实践更加科学和自觉。

（3）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及其发展，有利于西方世界增进对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理解和尊重，有利于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和促进世界的和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直接理论基础，是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的理论原型。长期以来，西方世界坚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评判标准，认为中国已经抛弃了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变相资本主义”，至于理论指导则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行着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也有人认为是现实主义）之实，以此逻辑推断中国的民族主义伴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必然对整个亚洲乃至世界形成威胁，因此不相信中国“和平崛起”，更不相信中国将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例如，美国对中国的现行发展的深层忧虑主要表现为无法理解中国发展的速度、规模和势头，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到底走向何处？中国的发展有多种可能性，美国无法用一种思维框架来解读整合它们，也无法在任何一种可能性上下赌注。中国的发展模式挑战了美国所认为的成功经济所需要的元素和认知模式，如机制化、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等。^[6]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及其深化发展将旗帜鲜明地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和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就是本民族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不断发展的理论形态，这为美国等西方世界理解现行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有可能使他们从重视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到自觉重视中国理论，认识到只有全面地理解和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理解这个属于世界的中国及其发展态势的积极意义。从经济全球化的实践来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将为中国经验增添软实力，使不仅具有民族理性而且具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性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作为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实践的人类生存和发展样式，对21世纪人类继续探索更好的前途做出独特的贡献。因此，着眼于人类的长远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及其发展也就具有特殊的世界意义。

3．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仍需要继续中国化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已经中国化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一历史进程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双向辩证运动过程，不仅中国化是一个辩证过程，而且中国化的思维也是辩证思维。因此，作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中国化过程的终结，而是中国化的新的理论和实践的起点。因此，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还需要深度中国化，这在语法逻辑上看似是矛盾的，但恰恰是中国化的辩证思维所必然要求的。有人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理论命题语境中，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就是指的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及列宁主义。”^[7]这种对中国化的语法理解，是片面的。

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同时伴随着中国哲学和优良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推动下的当代化，即表现为在实践中推动中国走向民族解放的历史作用。因此，对于中国哲学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化、现代化实质上也构成了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同时是民族走向现代的进程，如果说独立的中国哲学和优秀传统文化不存在中国化问题的话，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中国哲学和优良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就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人认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基本完成，当前的主要任务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应用和研究，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还要中国化是同义反复。^[8]因此，必须明确中国化的主语不仅指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已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这种语法逻辑上的“矛盾”恰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性、民族性要求。

诚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结合，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需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民族化，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被“化”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过程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抽象法，即从理论抽象到理论具体。但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与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其实质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它也有一个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化”问题，否则有可能产生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教条主义。

当前，面对现实存在的许多社会问题，部分人将其在理论上片面地归咎于邓小平理论的某些观点，如把两极分化问题的理论根源归于邓小平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归于邓小平的“警惕右，主要是防‘左’”，把国有企业发展的困境和非公有制的迅猛发展归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中没有“公有制”等。^[9]这表明加强邓小平理论的整体性研究和阐释，在结合当代中国实际的过程中并不是已经彻底完成了中国化，而是还需要深度推进邓小平理论的中国化。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继续深度中国化的方向和目标是什么？就是自觉确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最终建立科学、完整、系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基本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以及社会主义和谐会理论等已经是初步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这些理论为在学术层次进行深度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当前，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水平和状况是比较理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还是一个远未完成的计划，^[10]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状况情况比较糟糕，甚至有学者认为是“西化”现象已经相当严重。^[11]因此，必须正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还十分不平衡，还不能很好地适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长远的坚实理论支撑的现实需要。当前深化改革呼唤坚实的理论支撑，只有建立学术层面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将承担起这种历史功能。

从实践来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然要经过政治化、科学化和哲学化的漫长的辩证运动过程。从共产党执政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来看，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是走在前面的，各个国家在化马克思主义方面大同小异，^[12]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是有基本运行规律的。不断深度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将是对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民族化事业的一个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