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对概念的相互关系问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化研究进程有直接关系。对于二者的内涵学界已经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这里的探讨从研究的状况谈起。学界首先探讨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现实针对性在于从政治层面认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特殊道路的合法性进行理论上的求证,与这一实践的起步阶段需要在政治上、思想上求得团结一致是相吻合的,因而其学术性诉求特别是哲学的反思还未浮出水面。可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来看,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从政治理论层面上升到学术理解层面的逻辑递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化和提升的必然要求。如此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应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进程,实质上具有历史与逻辑上的同一性,因而一方面绝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割裂开来,另一方面也不能将二者完全等同。但是,学界当前对这二者的内在关系确实存在着认识很模糊的状况,不清楚到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1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不能等同的,需要在概念内涵、研究范围和具体对象上进行严格区别。目前,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①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部分,虽然可以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但主要是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涉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这种看法本身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对象、范围和目标进行了基本界定,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与融合。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更准确。②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深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虽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性质上是一致的,但是各自形成了分工比较明确、学科相对独立的研究范围、对象和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已经突破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部分的狭隘视域,甚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整体上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直接的研究对象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需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其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融合与共生的问题,而且还需要具有世界眼光和人类意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同时也是其世界化的过程,因而还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中国学等的相互关系,最终要建构既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形式与实质又具有世界眼光和人类意识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在确立分工的同时时刻保持着相互观照,本着建设性的原则展开平等的对话、交流和内在性批判,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处于和谐的辩证过程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要担负着政治上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坚定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则保持着对这一实践的既疏远又亲近的学术审视和反思,提炼出真正反映中国现时代精神的哲学问题,保持着用先进的问题意识引领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健康运行。笔者赞同第二种看法。(www.xing528.com)
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对象、范围和目标,是区别二者的前提。二者的研究方式和主要目标也是有重要区别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现实针对性主要是直接面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应该与之保持“零距离”接触,保持着实践上的政治敏锐性,首要的是时刻总结新鲜经验和教训,要直接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需要,担负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具体化的任务,因而它的研究必须直接服务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科学制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必须是学术化的反思、批判与前瞻,它也必须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但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使哲学的抽象思维成为可能,直接面对的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种理论成果,以此为中介实现对现实的积极干预,它与西方各种思潮相互关系的研究则主要采取的是哲学的学术交流方式;同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哲学与文化的亲缘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担负着变革、融合与提升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创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任务。文化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其巨大的认同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文化的先进性与认同感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21世纪共存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了比较有利的机遇。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文化一定程度上体现在其哲学方面,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建构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支柱。如果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被西方世界广泛认同而具有普世价值,那么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很有可能成为构筑整个世界和全人类先进文化的“摇篮”。
综上可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纯概念上进行比较还是不够的,必须从研究对象、范围、任务和研究方式上进行比较认识。这种认识有助于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分工和划界,相互促进,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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