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运用”、“应用”与“中国化”
我们发现,通常人们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经常被误用为“应用”。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应用”主要指技术的使用,又形容直接用于生活或生产的文体或科学,叫应用文或应用科学;[12]“运用”指根据事物的特性加以利用,如运用自如、灵魂运用等。[13]因此,撇开二者的联系看它们的区别,“应用”的主词主要指的就是各种自然科学和工程的技术,直接性是其基本特征,而“运用”的主词可能主要是科学,即各种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它要求根据事物的特性以实现结合和灵活的使用。这样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科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合,都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化相结合的运用,而不是类似于技术的直接应用。更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无论是从逻辑上讲,还是从历史现实的实际来看,都不可能直接应用,[14]而是要通过中国化的转换——包括语境的和历史实践的转换,才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不仅是传播,而且是在此基础上的创造,这样的中国化是双向辩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运动。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否直接应用的问题,至今仍有争议,这与人们对教条主义的学理反思尚未根本彻底有直接关系。众所周知,1938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直接针对和批判教条主义错误的,但此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论证并不是十分自觉和彻底的,批判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政治性和党内斗争的特殊性质。又受特殊的历史环境等的限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总结倍受重视,虽然在经验中有一些学理发现和体会,但总体上自觉深入比较系统的学理探讨十分不够,与其说它是一个学理命题,不如说是政治命题,甚至是一个批判性的政治宣传口号。因此,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学理分析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有所深入和展开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能直接应用,只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灵活运用,或者说中国化的运用,这样的观念还没有普遍形成。当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理的认识上,应注意从以下两点深入反思。(www.xing528.com)
(1)单方面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过度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不利于人们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本性,因而很容易忽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人文性、价值性等内在属性,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自然科学,从而又把二者的运用看作是一回事,这样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与实际运用的复杂性、曲折性不符合,也在学理上难以成立。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观念始终在宣扬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后转化和实现为具体真理,但我国新世纪以前的教科书大多沿袭了这一单方面(片面)的表述,这一传统观念可谓影响深远。因此,为抵消长期以来这一说法的消极影响,应特别突出马克思主义的人文价值和精神实质的研究和宣传,以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性之外的实践性和文化特性,从而逐渐改变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实际的简单观念。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只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实际,还包括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不仅是一个实践运用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理论创新和再创造的重大学理问题。在许多人的思想观念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际运用,二者完全等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也是实践问题,不是理论学术方面的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研究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举措问题,是实践的学问,没有学术含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名为理论或理论体系,实际上只是与实践紧密联系的经验总结,甚至包括一些常识,顶多也只是一种半经验、半理论的东西,不具备真正的理论学术性。这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观念在普通民众心中有较为普遍的存在,在不少学者心中也是如此。这虽然是一种片面甚至是错误的观念,但与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学术化研究不足有重要关系。因此,当前应特别注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学术特性的研究,把它当作一个学理问题,进行严格的逻辑和学术的分析论证,以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含量,增强其学术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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