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传播”是狭义“中国化”的前奏和基础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马克思的名字、形象、思想学说在中国最初是以新闻或社会文化事件的简约形式在19世纪末的有关报刊媒体上出现的，这就是最初的传播源头。最初的传播影响十分有限，甚至没有引起知识界和政界的普遍注意。现有论著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的认定多在20世纪初至20年代的某个具体历史事件，主要的根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诞生或传播主体向初步具有无产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主体转移。这表明，无论是从历史的实情来看，还是基于理论上的认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初传播还远不是中国化的开端，但传播又的确是中国化的前奏和基础。毛泽东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说法，只是表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新渠道，并且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这并不是否认在此之前通过欧洲和日本渠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二三十年的历史。十月革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实践性，从而改变了先前主要作为文化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性质。
因此，从传播到中国化，在历史层面表明传播的重大扩展和深入，并由此进入了一个飞跃的阶段，主要表现为传播主体由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扩大和转移，从而由无意识的文化传播发展到政治上和理论学术上的新文化自觉，从零碎、片面到系统和较为全面，进而产生极大的社会反响和理论学术的更新效应。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较为广泛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是很难产生突破文化思想学术的狭隘眼界和范围而具有政治实践效应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理论逻辑来看，五四前后盛极一时的实用主义始终停留在传播的水平层次而没有真正进到中国化，其他如生命哲学、无政府主义思潮等也都没有真正中国化，真正的中国化是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实践，是以是否转化为成功的主体实践且实际地变革中国历史为实质标志的。(www.xing528.com)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传播深入到中国化有一定的线索可寻，学界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1926年6月，由湖南现代丛书社出版的《现代社会学》一书，是唯物史观系统传播的标志和代表作。……代表了当时唯物史观在中国思想界的传播中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5]“《社会学大纲》的诞生，从理论上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期的基本结束”[6]，“总之，30—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而系统的传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外来的‘洋哲学’在中国大地终于牢牢扎根，它伟大的理论贡献和深刻的社会影响，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期的终结，并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诞生奠定了良好的理论氛围和群众基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诞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必然产物和最高成就。”[7]不过，我们认为，虽然传播不等于中国化，但也不能割裂二者的客观联系，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始终是中国化的基本思想理论基础，是不会结束的，只是表现为一个传播阶段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根据实际实践需要的下一个更深化系统传播阶段又即将开启。因此，建国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表现为几个阶段和几次高潮，[8]或者说经历了“‘初步传播’、‘深化理解’、‘规范化’”[9]的三个阶段，然后才进入和达到中国化阶段，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过程。
显然，中国化远远超越于和高于传播，在性质、范围和层次、水平上都大大深化了。“所谓‘中国化’，首先是指毛泽东思想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地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从而实现了二者具体的历史的统一”[10]，“还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欧洲形式改变为中国形式，使之具有中国的民族风格和气派”[11]。反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多年的传播与中国化史，传播在最初的前奏和基础作用已经凝结为历史传统，并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已经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传播就结束了，或不再具有基础地位，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再需要马克思主义传播了。相反，历史的经验恰恰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以传播的深刻蕴涵为前提基础，才可能产生像毛泽东思想那样的新的伟大理论成果，中国化的创造离不开传播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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