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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转换与历史的辩证统一

时间:2023-12-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的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众所周知,中国没有经过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社会主义并非是许多教条主义者所认为的早产或先天不足,而是历史的必然与现实。以此观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大基本规律,这也是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的逻辑前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转换与历史的辩证统一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的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

众所周知,中国没有经过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社会主义并非是许多教条主义者所认为的早产或先天不足,而是历史的必然与现实。同样不合逻辑的看法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能够保证革命成功,但不能保证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真正建成社会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逻辑却表明,只要社会主义是一个民族的真正自觉选择,这个国家就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剩下的问题便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实践。因此,几乎所有的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都将面临着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这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实践逻辑的基础性和优先性。如果不是俄国和中国而是资本主义发达的英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英国也将面临着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过程。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我们需要时刻面对的是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把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导逻辑定位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是一个民族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因此,由实践逻辑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规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各民族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实践语境,它意味着实践逻辑必须在理论逻辑之上而不是相反,现实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必须奠定在民族国家的现实实践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践的,离开实践的社会主义只能是抽象的或直观的形而上学的社会主义,最终只能变异为一种简单的形式上的政治承诺。以此观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大基本规律,这也是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的逻辑前提。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语境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方面,即中国落后的经济文化的实际。

但是,单纯地强调落后的中国实际并以此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根据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这是一种科学的逻辑预测。但在他们生前,这个科学预测并没有出现,而现实却是俄国、中国等落后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承认除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种历史可能性外,更为重要的是必须遵循实践逻辑承认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只要是在同一历史时代的国家都具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可能性,只是俄国和中国等国家真正以坚决彻底的革命实践证实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而其他的国家虽然有革命的情势但缺乏坚决而彻底的革命实践,因此发达国家没有发生革命不等于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最终决定历史的仍然是实践。以此观之,中国革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这与中国落后还是先进没有必然联系,落后的中国实际只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条件,“早产论”或“先天不足论”是一种无理性的教条主义。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变异性运用,[1]依此逻辑,现阶段中国“不合格”的社会主义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变异形式,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将逐渐向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回归,这实际上隐性地否定了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与合理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变异,它的历史演变过程最终将导向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回归,这实际上否定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实质,这种看法并没有考虑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性根据是马克思主义必然民族化的实践逻辑,本质上是一种深层的教条主义。(www.xing528.com)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语境首先指的是实践逻辑的基础性与优先性,其次才是中国落后的经济文化的具体实际,这二者的地位和主次在理论上必须明确。从理论上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然必须遵循国情第一的原则,但是仍然必须透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践逻辑本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是逻辑与历史的总体性辩证图景,马克思主义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彻底的辩证法,本身是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内在统一,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实践逻辑的表现形式和现实路径,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逻辑首先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践逻辑本质,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近的一般逻辑,理论上不能简单地越过这一逻辑中间环节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直接嫁接起来。实际上,邓小平立足于中国实践基础上的追问“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已经触及了这一问题,但邓小平并没有在理论上回答这一问题,他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应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论,也就是说它不一定适合于其他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西方世界的社会主义理论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重要位置上,这就使社会主义失去其真正的目标。[2]还需说明的是,邓小平也认为改革前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不合格的,但他并没有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充分发挥以及出现的历史失误,后者表明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仍然是一种实存。今天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认识到强调落后主要是一种改革开放的政治动员,不是作为一个学理上的根据,是一个具体条件而不是这一问题的本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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