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佛教智慧：佛学精华

1、隋文帝的佛教智慧

佛教的命运如同天际中的一颗星空般辗转，随着在印度的衰落逐渐传入进了中国。相传佛教来到中国是在汉明帝永平十年（西历六十七年），但在永平之前，就有了佛法东来的记载。中国历史上隋朝的统一，给各族人民带来了相对和平、稳定的生活，一时出现了“户口滋盛，仓库盈积”的升平景象。但在当时战争遗留下来的、新产生的社会问题还有很多。隋王朝为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巩固自己的统治，方法之一就是把佛教作为重要的工具，提倡佛教，以佛治国。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佛教进入中国发展后，到隋朝时就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据记载，隋文帝年少时就受到尼智仙的养育，有了立位后“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的思想。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即位，诏令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佛教。隋文帝声势浩大地招揽逃匿僧侣出山，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听许私度僧尼出家，一次性就受度者50余万人，这让非法的流亡者取得合法的地位。这种措施带有明显地召唤流民归土的经济意向。到了开皇十三年隋文帝更是大量声称：“弟子往藉三宝因缘，今膺千年昌运”。这都是一些神化自己政权的说法，不必定信。

实际上，隋王朝复兴佛教有其更深远的考虑，隋文帝主要是致力于传统儒学的复兴。推广佛家的目的就是要网罗人才，巩固他的皇权。公元591年，文帝下诏曰：“朕位在人王，绍隆三宝，永言至理，弘阐大乘”。这就是说，他是以“人王”的身份来复兴佛教的，所以佛教也必须是建立在皇权至上的观念，忠实地执行“为国行道”。文帝在给天台宗领袖智的一封敕书中也明确的申述了这一指导思想，要智“宜相劝励，以同朕心”。此外，他还在京城兴建了具有“国寺”性质的大兴善寺，又让学问僧们组成了“二十五众”，作为国家管理全国僧尼和领导佛教方向的中心。文帝还在相州战地建立了一所伽兰，为战死的战士追福，他将造寺的活动提高为国事之用。紧接着，他接受历代帝王崇佛或废佛的经验教训，隋文帝力图建立以儒学为核心，以佛道为辅助，调和三教思想的统治政策。在文帝在位20年间里，他共“度僧尼23万人，立寺3792所，写经46藏，13286卷，治故经3853部，造像106560躯”。

隋文帝宣称：“门下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浅深，殊途共致”。就是要在儒家崇拜的五狱建造僧寺。他又说：“朕服膺道化，念好清净，慕释氏不二之门，贵老庄得一之义。”，对于道教文帝也采取容纳政策。这样李士谦的三教鼎立说与王通的三教合一说应运而生。李士谦认为教的关系犹如“三光在天，缺一不可”；而王通却认为三教都有助于封建统治，所以有了“皇极之主”、 “共叙九畴”的观点，后来这些主张逐步成为唐朝以后的政府处理三教关系的主流。但到了后期，文帝逐渐“不悦儒术，专尚刑名”，整日沉湎于佛教中，反而失去了原先对佛教只在利用的本意。(www.xing528.com)

在历史上，隋炀帝杨广是个暴君，但他对佛教却采取了积极扶持的政策。隋平陈时，杨广亲制愿文，称自己为为“菩萨戒弟子”，并对佛教采取了保护的措施。平陈之后，杨广在子扬州装补故经，并撰写了大量的佛教新本，共计有612藏，29173部， 903580卷。他还修治佛像10100O躯，铸刻新像3850躯；度僧尼1620多人。但在另一方面，隋炀帝对佛教又采取了严加控制措施，目的是让他绝对服从皇权的需要。

隋炀帝的佛教政策在他与智颜的特殊关系中就能清楚地反映出来。公元591年，当时还是晋王的杨广，就招请智颜来到扬州，智颜授于杨广“总持菩萨”（意谓功德圆满的菩萨）德法号，杨广则赐智颜为“智者”大师的称号。第二年，智颜函请杨广作庐山东林、峰顶两寺的施主，杨广当即复书应允。三年以后，杨广遣使迎智颜；智颜奉命东下，答应为杨广撰写《净名经疏》，并请杨广作荆州玉泉、十住两寺的施主。

这些事件显然是王权与教权之间的相互利用，但也说明佛教最后还是要教权服务王权，并乃以生存着的。这样杨广在尊崇智颜的同时，特别提醒他要“率先名教，永泛法流，兼用治国”，就是必须把名教置于佛法之上，维护国家的秩序。智颜也清楚地意识到，“王兼国法，兼匡佛教”的道理。“今王途既一，佛法再兴，谬课庸虚，沐此恩化，内竭朽力，仰酬外护”，最终，智颜也选择了通过外护王权以确保佛教发展的方针。因此，这种佛教必须接受王权支配，并在王权保护下发展的思想，到隋代已完全的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