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续办洋务
曾国藩回任两江以后,继续把兴办洋务当做首要任务。为此,他在自己所辖区域大力开展洋务活动,积极支持上海铁厂等洋务企业的运作,从而成为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著名代表。
其实.曾国藩当年早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已深刻体验到西洋枪炮、轮船的优越性,并且开始兴办洋务。同治元年,当战事稍微好转的时候,他便在安庆城内设立内军械所,聘请华蘅芳、徐寿专门负责生产及管理。曾国藩在安庆内军械所一方面生产枪支弹药,以支援前线湘军,另一方面则积极试造轮船,以改进中国水上的交通工具。不难看出,曾国藩早期兴办洋务的着重点单纯在于器物层面的生产,以为军事上对抗太平天国之用。
此次续办洋务,曾国藩的洋务文化心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西方列强对华军事扩张和文化浸染的逐步扩大和深入,危机意识和民族意识促使此时的曾国藩对西方文化也采取了吸收并转移重点的现实主义态度,已带有抵御外侮和实现民族自卫的意识。诚如成晓军先生所说:
曾国藩在当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力图冲破极度封闭僵化的历史文化背景,在他的知识与能力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去实现民族自卫目标。[62]
在继续兴办洋务的过程中,曾国藩逐步认识到了枪炮、轮船的制造与翻译、学习外国书本知识之间的重要关系,开始将洋务的重点由器物转向西方知识层面的学习,即“师夷智”的层面。(www.xing528.com)
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融过程中,主要存在两种交流习得的境界。曾国藩此时续办洋务的“师夷智”境界就是其一,其下则有魏源首倡的“师夷技”境界。师夷技是一种纯粹的师从和照搬,诸如购置书籍、图纸、坚船、利炮,依样画瓢,亦步亦趋。这种师夷技,使中国人将以往学习先贤的全部热情转向了学习先进的文明技术,在中国晚近历史上蔚为风尚,并且经久不衰。
与师夷技不同的是,曾国藩的续办洋务之“师夷智”十分准确地抓住了西方文化之于中国文化的互补性。西方文化以科学理性为核心,具有外向的物化的文明的技术的特性。这种特性正好弥补了中国文化因内向的人格的心传的经验的特性所带来的不足。师夷智高于师夷技在于,技术的照搬是没有头脑的模仿,智慧的习得却是头脑的增强和发达;师夷技只能解决一些急功近利的问题,师夷智则从根本上找到了兼容并蓄的融合点。
基于师夷智的原则,曾国藩在续办洋务的过程中,非常注重人才的集中和培养,在自己的幕府里揽集了徐寿和华蘅芳那样的科学家。他还接受幕僚的建议,设立翻译馆,并“即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以理融贯,不必假于洋人”[63]。由此,西方近代的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等领域的知识,逐渐在中国得到传播。此外,曾国藩又深刻体会到,“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奥密,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64]。为此,他接受了容闳的建议,奏请朝廷选派优秀青年出洋留学,以便为国家培养洋务人才。
虽然曾国藩在初期开展洋务活动所奉行的只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对西方文化的兴趣也只侧重于“技艺”、“技巧”和“术数”等比较浅薄的层面上,也没有找到正确的救国道路,但曾国藩的续办洋务活动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特别是为中国资产阶级的诞生与培育提供了温床,从而表现了它的伟大意义。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声;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可以说,曾国藩兴办洋务的每一步脚印都深深保留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道路上,它们无论对中国近代的物质文明建设,还是对国人扩大眼光和转变观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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