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剿捻事务：重用，心情低落

二、失意剿捻

当曾国藩及朝廷还沉浸在江南大定的喜悦之中时，北方的捻军起义却是如火如荼。太平军余部加入以后，其声势更为浩大。同治四年（1865）四月二十四日，捻军在曹州大败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一时间，“兖豫之间贼势益张，远近人心，为之惶骇”^[59]。

在这一危急的情况下，清政府又一次重用曾国藩，命其督师山东，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全权负责“剿捻事务”。但捻军的活动是“有时疾驰狂奔，日行百余里，连数日不少停歇；有时盘于百余里之内，如蚁旋磨，忽左忽右”^[60]，毫无规律可循。这种“发如飘雨，集如骤雨”的游击战术，让曾国藩当年对付太平天国的手段全然失灵，这使其大伤脑筋，“办理一年有余，仍无成效。日夜筹思，忧愧何极”^[61]。由于旷日持久的“剿捻”无功，曾国藩受尽了上谕的严责和同僚的讥弹。再加上这段时间曾国藩又身患疾病，故在“剿捻”期间，他的心情是十分忧郁、沉重的。最后于同治六年（1867）三月快快回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接替他负责“剿捻”事务。(www.xing528.com)

曾国藩在剿捻活动上的失败，不可避免地要归于一些外部原因，如军事上各部不听节制导致指挥不灵，捻军灵活的游击战术，以及朝廷的重重压力等。然而最主要的原因应归于曾国藩自身的“谨守”心态，在他自身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裁湘留淮而削弱湘军实力的影响下，在剿捻活动战略战术的保守运用上，再加上自身心态的委曲求全，终于使他由权力的顶峰开始逐渐下降。曾国藩煞费苦心的“善其末路”，诚然是他处于满汉矛盾、君臣矛盾中的韬晦之计，也确能使他历险而不危，但也正是他的这种心态和做法，使得清廷辉煌的光圈再也没有降临到他的头上，从而造成他不如意的晚年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