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仕途之顺
诚如上述，曾国藩初服京官，仕途并不十分通达，缺少朋友与依恃的他，不免有缕缕“宦海情怀蝉翼薄”的愁绪绕在心头。随着与京师名流交际面的扩大，曾国藩的朋友也日渐多了起来，再加上他自身的勤奋苦学，与众多师友的相互砥砺，其学术素养和道德修养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他开始声名鹊起，引起了许多读书人和部分朝廷官员的注意，也因此给他的仕途带来了一些便利。
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曾国藩管理长沙会馆事，隐然已成为在京湘籍读书士子的领袖人物。同年九月充国史馆协修，负责管理翰林院少许具体事务，在职权上由虚变为实。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在参加朝廷举行的翰林院、詹事府在职官员例行考试中，曾国藩名列二等第二名，因此在第二天就被皇帝引见，升为翰林院侍讲。虽然这只是虚授，但在官品上已是明显地提升了。同年五月他参加了选派各省主持乡试官员的考试，六月得差，充四川乡试正考官。还未抵达成都时，吏部的一纸咨文，已将曾国藩补了翰林院侍讲的实缺。这让他十分欣喜，觉得“惟当竭力尽忠而已”[36]，曾经那种仕途不达的怨尤、孤独、优愁此时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为了报答皇上的赏识之恩，曾国藩的这次“考差”办得非常认真公正，因而朝廷上下对他都颇为满意。在其由成都回京复命时，他职位又以翰林院侍讲升迁为文渊阁校理，从而获得更多与天子见面的机会。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月，曾国藩派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十二月被升迁为翰林院侍读。道光二十五年（1845），对曾国藩来说是一个官运亨通年。“三月，钦派会试同考官。签分第十八房，荐卷六十四本，中试周士炳等十有九人。”[37]五月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六月转补左庶子。九月，升授翰林院侍讲学士，官秩提至四品。一年三迁，使曾国藩觉得“天恩高厚，不知所报”[38]。曾国藩在仕途上的顺遂和多年所受的封建教育，使他在思想深处对清王朝感恩戴德，更坚定了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从此以后，他自觉将自己的命运与清王朝兴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也成为其后半生抗击太平天国运动和剿杀捻军的重要精神动力之一。(www.xing528.com)
道光二十七年（1847），又是曾国藩官运亨通的一年。四月参加翰詹考试，名列二等第四名，受到皇帝的召见，并得到大卷缎二件的赏赐。六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品秩由四品骤升至二品，职务也由翰林院的纯学官转内阁，开始正式参与朝廷重大政事的决策。这使曾国藩既感到十分自豪，“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39]，同时又感到有点惶恐：“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40]“予之德薄才劣，何以堪此！”[41]正是因为他抱着这种惶恐的心情，故而对皇帝指派的各种差事办得特别认真仔细。曾国藩充分展现其干练的办事能力和求真务实的办事态度，使得道光帝对这位年轻的汉族侍郎更是青睐有加，其官职也一路升迁。道光二十九年（1849）正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奉旨升授礼部右侍郎，八月又奉旨兼署兵部右侍郎。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初四日，兼署工部左侍郎，十月又兼兵部左侍郎。
此时的曾国藩，确实已是功成名就了，许多封建知识分子多年追求的理想在他的身上基本得以实现。按照常理应该是享受仕途带来好处的时候了，但曾国藩此时的主要兴趣并不在于此。如果他所追求的最高理想仅局限于此的话，那么后人也不会对他产生长久的兴趣，也不会对他进行不断的重新审视和评价。虽然在曾国藩的思想中一直都有“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但这时的他已不是当年在涟滨、岳麓书院求学时只为功名而苦读的青衿学子，在仕途获得顺利发展的他已经把追求重点转移到“达则兼济天下”这一层面上了。为了实现这一较高层面的理想，他好学不倦，“其于朝章国故，如《会典》、《通礼》诸书，尤所究心。又采辑古今名臣大儒言论，分条编录为《曾氏家训长编》，分修身、齐家、治国为三门，其目三十有二”[42]，着力培养和提高自己的政事能力。正当曾国藩踌躇满志准备在官场一显身手时，道光帝突然“龙驾归天”，这让他在内心深处升起了一股无名的孤独感和恐惧感，隐约觉得自己的官运必将受到新主的严峻考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