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进窥理学
在京为官时期，曾国藩除继续学习经史和古文之外，在学问上开始对程朱理学发生浓厚的兴趣。进窥理学这一兴趣的激发，对他来说是有着浓厚的文化背景的。
南宋时期，湖南地区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理学流派，即著名的湖湘学派。湖湘学派的创立，标志着湖湘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它使湖湘文化在理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特点，如倡儒家义理，重经世致用，善兼收并蓄等。而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则使理学传统在书院得到了具体的贯彻。张栻逝世之后，集宋代理学之大成的朱熹不仅到长沙任过职，而且还亲自在岳麓书院开坛布讲，更加使得理学传统在湖湘之地深深扎根，影响深远。道光十四年（1834），曾国藩曾就读岳麓书院，并在当时的学习环境中初步接触了书院长久发展下所积淀的浓厚理学氛围。在这种文化乳汁的培育下，他开始以一种自觉的态度逐步加大对理学的兴趣。此外，曾国藩进窥理学的另一原因，是当时清廷为了政治需要而大肆提倡理学思想，加之曾国藩久宦京师，经常与当时理学泰斗唐鉴和倭仁等人交往，受他们的影响较大。在这些友人的指引下，他开始了对理学的系统钻研。
曾国藩对理学的学习与研究始于自学《朱子全书》。这是他认识唐鉴等人之前的事。由于没有名师指点，读得很不系统，体会也不甚深刻。道光二十一年（1841），曾国藩正式向唐鉴“考问学业”。唐鉴号镜海，湖南善化（今属长沙市）人，翰林出身，历任检讨、御史、府、道、臬、藩等官，道光二十年（1840）召为太常寺卿。他“三十而志洛闽之学，特立独行，诟讥而不悔”[31]，人称理学大师，于京师士林中颇著清望。曾国藩曾慕名去拜访过这位湖南老乡，这在其当年的七月十四日日记中记载甚详：
又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32]
唐鉴的教导，给曾国藩莫大的启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33]由于唐鉴的推介，曾国藩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向另一位理学大师倭仁请教修身之道。倭仁向他提出“‘研几’功夫最要紧”，要“写日课”，宜“当即写，不宜再因循”[34]。这对曾国藩思想的成熟，待人处事人生原则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为了将唐鉴、倭仁等人的指教付诸实施，曾国藩制定了严格的修身养性课程表：(www.xing528.com)
凡课程十有二条：一曰主敬，二曰静坐，三曰早起，四曰读书不二，五曰读史，六曰谨言，七曰养气，八曰保身，九曰日知所亡，十曰无忘所能，十一曰作字，十二曰夜不出门。[35]
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初一日起，曾国藩开始记日课，“念念欲改过自新”。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曾国藩对理学的钻研十分勤奋，并且努力躬行。他立志要摒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并且严格按理学家的要求，修身养性，潜心于义理之学，以求在德行学术上有所成就。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曾国藩与唐鉴、倭仁等理学家不一样，他不是一门心思专治理学。在他的整个思想中，理学占有主要地位，但其中也掺杂了诸多其他思想，如申韩之术、老庄思想等等，这对他后来从政治军、学治兼融的人生经历产生了很大影响。
要之，曾国藩对理学的主观追求是极为执著的。道光末年，他的理学思想已经形成。但他不是一个纯粹的理学家，他的学问宗旨也非独宗程朱，而是上溯至周敦颐和张载，以孔孟、周张为正统。再加上独特的人生历程，曾国藩有别于唐鉴、倭仁这些理学家，遗憾的是他没有理学著作流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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