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京师交游及对人生事业的影响

一、京师交游

清代翰林院虽然是朝廷储才养望的地方，但实际上多数翰林人士却过着清闲的生活，在政治上谈不上什么具体事务可以作为。曾国藩刚进翰林院时，也不例外。再加上他入京不久，交游不甚宽广，上无高官可以依恃，下乏朋友鼎力支持，使得他初期的京官生活较为穷困，不免也产生了一些愁苦悲伤的情绪，吟出“苍茫独立时怀古”^[26]，“宦海情怀蝉翼薄”，“纸帐孤灯坐夜阑”^[27]等一系列伤感的诗句。现实的翰林生活是如此令曾国藩感伤、落寞，可他毕竟与众不同，也很快意识到这种自我封闭的不利。他是一位极具抱负的封建知识分子，并且早为自己确立了“内圣外王”的目标，立志要做大儒、成圣贤和建功立业。他曾自信地说：“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又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28]为此，他充分利用身为翰林的有利条件博览群书、广泛交游、潜心研修，既究心于“外王”的经世之学，又潜心于“内圣”的道德修身，以期实现自己的志向。

于是，他开始积极与京中的同事、湖南老乡、翰林院的同事等学界、政界的显要结交往来。在学界方面，曾国藩结交的那些朋友都很优秀，他们在当时的学术界都颇有名气。与他们交往，使得曾国藩的学识进一步增长，眼界也宽广了许多。更为重要的是，他与这帮学界名流的交往也提升了自己在京师的名望。曾国藩的门生黎庶昌曾在《拙尊园丛稿》中说：

始公（指曾国藩）居京师，从太常寺卿唐公鉴讲授义理学，疾门户家言，汉宋不通晓， 亦宗尚考据，治古文辞，与蒙古倭公仁，六安吴公廷栋，师宗何公桂珍，汉阳刘公传莹，仁和邵公懿辰数辈友善，更相砻砥，务为通儒之学。由是精研百氏，体用赅备，名称重于京师。^[29]

曾国藩与学界名流的交往尽管对他在仕途上的升迁没有直接作用，但是这种储望的效果还是为他十年内擢升至二品大员准备了一定条件。在仕途迁升方面，曾国藩跟穆彰阿的交往则有着莫大的关系。(www.xing528.com)

穆彰阿（1782—1856），字鹤舫，满洲镶蓝旗人，姓郭佳氏，翰林出身，道光帝的宠信之臣。他善于逢迎主子道光帝，又在朝廷内拉帮结派，培植羽翼，打击排斥异己，故势力极大。据《清史稿·穆彰阿传》记载：

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覆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 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30]

因此，当时意欲仕途一路顺风的士子们，多依附于穆彰阿。曾国藩自然也不例外。曾国藩很有才干，尽管这也是他仕途春风得意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穆彰阿的识拔与推举。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时，总考官正是穆彰阿。考试后，穆彰阿向曾国藩索要考卷底稿，曾国藩马上将底稿抄好送往穆府。这次拜访，使寒门出身的曾国藩有了政治上的“靠山”。自从成为穆彰阿的党僚之后，曾国藩处处受到穆彰阿无微不至的关照，年年高升，岁岁加衔，五年内竟从七品小官跃为二品大员，这在当时的政界也是少有的现象。

京师交游的这段经历，对曾国藩而言意义重大。据他自己日记记载，那段时间，与他经常来往的名流多达数十人，如郭篙焘、欧阳兆熊、刘蓉、吴廷栋、江忠源、何贞干、穆彰阿、唐鉴、倭仁、刘传莹等人。这批朋友，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影响着曾国藩日后人生的发展。有的在学问上给他点拨与影响，如何贞干、刘传莹等人；有的则在修身进德方面给他指导与鼓励，如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有的则在仕途上给他以无微不至的关心与照顾，如他的座师穆彰阿；有的朋友则成为他后半生治军生涯中的得力助手和干将，如郭篙焘、欧阳兆熊、刘蓉、江忠源等人。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京师交游的这帮朋友，为曾国藩提供了诸多帮助与便利条件，才成就了他日后人生事业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