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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紧缩时期的政策效果评价及日本经济复苏与中日经济关系

时间:2023-12-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由于消费需求增长加快,物价下降趋势得到有效抑制,促使日本经济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此外,据测算,这一时期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增长也包括所得税减税的效果。

通货紧缩时期的政策效果评价及日本经济复苏与中日经济关系

三、两次通货紧缩时期的政策效果评价

由于通货紧缩的内在根源是有效需求不足,治理通货紧缩的关键首先应当是刺激市场需求的较快增长。因此,总需求增长,或者说经济增长水平应当是评价经济政策效果的主要标准。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积极效果

公共投资带动经济机增长的效果可以分为公共投资增加部分的直接效果与带动民间投资产生的乘数效果。

从直接效果来看,根据日本国民收入统计的计算结果,1991—1995年期间,公共固定资产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除去1994年为负值外都大于零。5年中拉动经济增长的百分点分别是0.5、1.1,1.0,-0.1和0.7。年平均达到0.67,仅次于居民最终消费需求增长对总需求增长的贡献率,是其他各项需求中最高的。此外,日本经济企划厅进一步利用经济计量模型对实施扩张性公共投资政策与不实施时的可能效果进行估算与比较。结果显示,1992—1993年公共投资增长了15%,对1993—1994年GDP增长的拉动效果是1个百分点左右。[5]从表3—6中同样可以观察到相近的结果。第二次通货紧缩时期的1998年,公共固定资产形成改变了1996—1997年的负增长格局,同比增长了1.5%,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向拉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经济下降过程。进入1999年后由于公共投资的增加,有力推动了1—2季度的经济增长(见表3—6)。考虑到公共投资仅仅占到GDP的8%~9%等因素,可见在历次通货紧缩过程中扩大公共投资弥补了民间企业投资下降所造成的部分总需求缺口,对于减缓经济增长率下滑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而1997出现的经济衰退在很大程度上与减少公共投资支出有着直接的关系。

表3—6 扣除公共投资增长因素的GDP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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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99年各季度为扣除季节因素的前季比数。

资料来源:同表3—4。

从间接效果来看,按照日本经济企划厅的计量分析,1992—1995年期间,由于扩大公共投资因素本身并未造成市场利率汇率的上升、对民间需求和外需产生抑制作用,因此没有形成对民间企业投资的“挤出效应”。但另一方面,公共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果在统计检测分析中并不具有显著性。由此他们推断,“泡沫经济”破灭的影响,企业设备投资低迷抵消了部分公共投资的乘数效果。[6]从长期分析来看,90年代以来日本公共投资的乘数效果具有逐步降低的趋势(见表3—7),再加上处于“泡沫经济”破灭特殊时期等因素的影响,1991—1995年期间公共投资乘数效应不够明显的理由也就很容易得到解释。

表3—7 日本公共投资的乘数效应利用模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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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企划厅经济研究所。

1998—1999年期间,民间企业投资的持续下降,说明公共投资的乘数效应同样有限。主要原因一是由于通货紧缩程度严重,企业预期恶化;二是政策性紧缩效应长期化,居民消费收缩明显;三是金融动荡加剧,不良资产负担沉重;四是传统公共投资模式[7]的边际效果降低。

总体上看,在两次通货紧缩时期公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直接效果都比较明显,成为防止经济衰退程度加深的重要因素,1991—1995年期间,由于公共投资的投入增长很快,规模比较大,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明显高于1998—1999年期间。但是,从民间企业投资的增长情况来看,公共投资的乘数效应明显偏低,1998—1999年期间尤其低于1991—1995年,说明公共投资在改变民间投资者预期、消除通货紧缩影响方面作用有限。

1991—1995年期间的减税主要集中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尤其是1994—1995年期间,各年的个人所得税减税规模都在5万亿日元以上,大约占年度预算的7%~8%。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消费者家庭收入和支出预期,起到了刺激居民消费的作用。从1995年民间最终消费支出增长来看,达到3.2%的1990年以来最高水平,拉动经济增长达1.9个百分点。由于消费需求增长加快,物价下降趋势得到有效抑制,促使日本经济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

1998—1999年的减税规模和范围超过了前一时期。但是由于这一时期经济紧缩程度更为严重,最初阶段的减税规模有限,因此,1998年的效果并不明显,只是进入1999年以后才逐渐显现。从最终需求的构成来看,民间住宅支出的增长速度1998年是-10.9%,仅此一项, GDP增长率下降了0.5个百分点。但是,随着购买住宅的所得税税基抵扣和贴息贷款政策的实施,1999年的私人住宅购入大量增加,有力促进了住宅投资的增长,按照国内总支出口径计算的民间住宅支出从1999年1季度起连续两个季度出现正增长(与前一季度比,已经扣除季节变动因素),2季度增长高达12.9%,拉动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参见表3—10)。此外,据测算,这一时期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增长也包括所得税减税的效果。总之,日本的经验表明,通过减税减轻消费者的即期支出和未来支出预期上升的压力、改变消费倾向下降势头具有比较明显的效果。

2.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的问题

长期持续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日本财政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以财政赤字(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占GDP的比率为例,1992—1995年期间明显扩大,由1990年的0.4%,上升为1995年的6.3%。这一水平远远高于当时的美国(2.7%)和EU(5.3%)(见表3—8)。另一方面,为了弥补巨额赤字,日本政府只能不断扩大国债和地方债券的发行规模,导致政府债务余额持续增加,占GDP的比重由1990年的61.4%,快速上升到1995年的76.0%,比美国、EU分别高出13.8和4个百分点(见表3—9)。由于债务余额急剧扩大,年度付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上升到14.3%左右。正是由于1991年以后扩张性财政政策长期化的结果,造成政府财政不堪重负,收支平衡受到严重破坏,并导致1996年以后财政政策的左右摇摆,严重削弱了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效果。

如果1995年下半年开始的经济回升能够长期持续,政府的债务危机还可以通过税收增加来逐步解决。但是在短暂的经济回升之后, 1997年下半年起日本再度陷入经济衰退之中,扩张性财政政策又一次被推向前台,成为政府启动经济的主要手段。1998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提高到9.6%,债务余额与GDP之比已经接近100%,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仅次于意大利,高居第二位。1999年仅根据年初预算水平来看,这两项指标也会进一步攀升。这些迹象使人们普遍怀疑日本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究竟还能维持多久。

表3—8 各国财政赤字与GDP之比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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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99年为预算数字,其他为实际数。

资料来源:OECD,“EOCON MIC OUTLOOK”,NO.64(1998.12)。

表3—9 各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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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99年为预算数字,其他为实际数。

资料来源:OECD,“EOCON M IC OUT LOOK”,NO.64(1998.12)。

3.货币政策的效果评价

1994年前后,民间商业银行贷款余额持续减少,信用收缩倾向比较明显。但是,从1995年5月起,银行贷款余额转为增长,1996年3月(即:1995年度末)同比增长了2.2%。根据日本经济企划厅的分析, 1994—1995年短期实际利率和长期实际利率都停留在较低水平上,并有所降低。可见降低基本利率导致市场实际利率下降,起到了一些刺激企业信贷增长的效果。但与基本利率下调的力度比较,这一效果并不明显。(www.xing528.com)

衡量利率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主要考察实际利率变动与企业设备投资之间的关系。根据日本经济企划厅测算,1975—1985年期间,长期实际利率对设备投资的影响比较明显,而且效果在1~2年内就能够显现。但如果将时间延长到1995年,则影响并不明显,而且效果滞后3年才能有所显现。在同样的模型分析中如果加入企业收益变数,结果表明,在1992—1995年期间,企业收益恶化对设备投资的影响十分明显,作用反应迅速。[8]由此断定,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期利率下降对设备投资的刺激效果减弱,滞后周期大大拉长。因此,1992年以后长期持续的利率下调,再加上1995年9月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的结果,企业设备投资增长形势出现好转,货币政策的效果终于开始显现。从1995年民间企业设备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可以看到这一效果(参见表3—10)。1991—1995年期间日元持续升值给日本国内市场供求平衡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日本政府虽然经常不断地介入外汇市场,但由于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以及国际投机资本的炒作,始终无法阻止日元升值的趋势。1995年日本政府的“紧急日元升值对策”实施之后,日元升值的势头得到控制,并开始出现贬值倾向,对国内市场价格下降的压力明显减弱。因此,通过经济结构调整的抑制日元升值政策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主要表现为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提高(参见表3—10)和进口商品价格下降趋势得到抑制。

表3—10 各项最终需求增长拉动总需求增长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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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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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99是1999年预测数,1999年各季度是实际与前一季度比(已剔除季节变动因素)。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企划厅:《国民经济核算年报》和网页。1999年预测数来自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日本经济的中期展望(2000—2004年)》(2000年1月18日)。

由于基本利率在1991—1995年期间已经降低到接近零的最低水平, 1998—1999年的利率政策基本上没有调整的余地。但是政府实施的金融稳定政策对于改善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强化中小企业信贷担保能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中小企业信贷担保为例,金融机构信用收缩的直接受害者是资金来源几乎全部依赖于银行融资的中小企业。1997—1998年破产企业大量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中小企业的资金周转困难。政府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手段,筹集资金充实担保基金,中小企业从银行贷款环境得到明显改善。1999年4—11月的企业破产数因此比上年同期下降了54.7%。

比较而言,1991—1995年货币政策的效果主要表现在较长期持续的低利率效应(尽管长时间滞后)和日元贬值等方面。1998—1999年则是金融稳定政策的效果最为明显。

4.综合评价

总需求的增长是政策效果的最终体现。因此,可以从总需求(按支出法核算的GDP)的构成来综合考察两次通货紧缩时期的经济政策效应。

首先,从1995年各项需求增长拉动总需求增长的效果来看,民间最终消费、民间企业设备投资、公共固定资产形成、货物与服务出口是推动总需求较快回升的主要因素。由此可见,以扩大公共投资和减税为主要内容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降低利率和引导日元贬值为主要内容的货币政策对于促进居民消费、刺激投资、支持出口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如果按照表3—11各类需求的影响来看,这一时期的经济回升主要是国内需求扩大的贡献,民间需求的拉动效果大于政府需求,消费需求的拉动效果大于投资。这样的结构与各项需求总量结构相近,说明总需求已经接近正常时期比较均匀的增长态势,为走出通货紧缩创造了条件。

表3—11 按各项分类的最终需求增长拉动总需求增长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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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99年各季度是与前一季度比(已剔除季节变动因素)。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经济企划厅《国民经济核算年报》计算。

第二次通货紧缩时期政府经济政策的力度和效果主要集中体现在1999年。从1999年1—3季度(其中1季度计入1998财政年度)的总需求构成来看,民间最终消费、民间住宅投资、公共固定资产形成和出口是相对稳定的增长因素,但是民间消费的拉动效果十分有限,小于公共投资政策效果,说明刺激消费的政策效果并不明显,从表3—11中同样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投资需求来看,主要是依靠政府投资和民间住宅投资的带动,企业设备投资仍然在下降,因此,虽然鼓励住宅消费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公共投资对民间企业设备投资的带动作用并没有显现。出口的回升主要是由于亚洲地区经济恢复、从日本的机械设备进口需求扩大带来的。总体来看,1999年的总需求回升十分有限,经济增长的形势并不稳定,若要完全摆脱通货紧缩的困扰,还需要等待民间企业投资恢复增长和居民消费增长速度的进一步提高。

据估计,随着日本政府继续加大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力度,2000年的经济形势会有所好转,达到1%左右的增长速度。但全面的经济增长要到2001年左右,由于受总需求缓慢回升的影响,国内物价水平下降趋势将逐步得到抑制,并在2001年前后恢复正增长。[9]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日本经济才能完全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因此,从目前情况来看,日本政府治理通货紧缩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注释

[1]参见日本经济企划厅:《1996年经济白皮书》。

[2]参见赵晋平:《日本政府修改财政改革方针,防止通货紧缩的启示》,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1998年第65号, 1998年5月25日。

[3]参见日本大藏省:《平成11年税制改革纲要》。

[4]1999年以来,日元持续升值,最高时曾经达到100日元左右兑换1美元的水平。2000年1月21日在东京召开的西方7国财长会议上,经日本方面的要求,联合声明中写入了“关注日元升值”的内容。随后日元开始走低。

[5]参见日本经济企划厅:《1996年经济白皮书》。

[6]参见日本经济企划厅:《1996年经济白皮书》。

[7]由于日本长期的公共投资累积的效果,道路、水利等传统公共基础设施已经比较完善,例如道路铺装率在90年代初期已经接近100%。因此,追加这些项目所产生的边际效应明显下降。

[8]参见日本经济企划厅:《1996年经济白皮书》。

[9]参见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日本经济的中期展望(2000—2004年)》,2000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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