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那

二、中世纪的义利论

中世纪是在基督教神权和封建专制统治下曲折发展的，在这长达千年之久的漫漫长夜中，古希腊罗马时期所绽放的智慧之花凋零枯萎了，基督教的救赎福音却隆隆响起，成为激励麻木不仁的肉体自我超越的兴奋剂。恩格斯在分析基督教思想的来源时曾经指出：“从历史上说它是后期希腊庸俗哲学的最后产物”^[143]，它“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亚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了”^[144]。基督教思想的两个基本前提就是上帝创造世界、创造人类以及人类有原罪的理论。“爱”、“信”、“从”是其思想核心和基本纲领，其中“爱上帝”又是最根本的要求。《圣经》强调只有具备爱上帝之心，才能获得美德，“爱心联结全德”，只有用爱上帝之心战胜自己罪恶的情欲，即用圣灵之心控制情欲，舍弃肉体的欲望，靠圣灵行事，才能得到上帝的拯救。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就是赎罪、净化灵魂、接近上帝获得永生。

在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发展中，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是两个最为重要的人物，他们被称为基督教神学大师。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被誉是“由人之国走向神之国的记载”。在对幸福的理解上，他认为，物质的享受、财富的聚集、荣誉的引诱或淫欲声色和荣华富贵，只是世俗的、虚幻的、转瞬即逝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是对真理的追求和热爱，而“天主即是真理”。在他看来，天主是“比任何乐趣更加浃洽，但不为血肉之躯而言；比任何光彩更明粲，比任何秘奥更深邃，比任何荣秩更尊显，但不为自高自大的人”^[145]。天主是人类灵魂的救援，它可以将那些觊觎和营求的欲念、淫逸和贪猾的情志驱除净尽。因此对主的爱和追求才是至高无上的幸福。用奥古斯丁的话说：“这种幸福，不要说求而得之，即使仅仅寄以向往之心，亦已胜于获得任何宝藏，胜于身践帝王之位，胜于随心所欲恣享淫乐。”^[146]奥古斯丁的禁欲主义的幸福论直接反映到他对道义与功利的认识上，即主张去除肉欲的控制和世俗利益的缠绕，保持对上帝的炽爱和信仰、心向天国。(www.xing528.com)

托马斯·阿奎那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最大代表。当时的罗马教皇承认他为“圣徒”，当时的思想界称他为“圣哲”。在义利观上，他基本上沿袭了奥古斯丁的理论，比如对于什么是幸福，奥古斯丁认为，“幸福是人的最完善的境界，同时也是所有的人都想达到的善的顶峰”，“幸福是欲望的终极目的”。其实幸福就是对上帝的追求，实现与上帝的结合。但是一般世俗的实践德性和理智德性是达不到至善的幸福的，必须要有神性的道德即爱、信、望三主德，才能完成对尘世的超越，从而在对上帝的俯仰过程中，得到最高的幸福。从中可以看出阿奎那与古希腊哲学家所说的幸福在原则上的区别。古希腊先哲是把幸福理解为德行、至善、快乐、摆脱纷扰、心灵宁静等，而阿奎那却是把一切现实的欲望都舍弃，升华为一种纯粹的对至高无上的神的向往和热爱，升华为一种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和情感，把人们引向追求虚无缥缈的超自然的天国的幸福。阿奎那对“正义”是这样理解的，他说：“公理或正义全于某一内在活动与另一内在活动之间按照某种平等关系能有适当的比例。”^[147]实际上，这种适当的比例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所要求的等级秩序罢了。对于公共幸福和个人幸福，阿奎那套用亚里士多德的“人天然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动物，注定要过合群生活”的政治论观点，提出了一整套理论：“因为国家是一个有机体，个人应当从属于社会，服从国家；公共的幸福高于个人的幸福，国家的事物高于个人的事物。社会利益大于个人利益而且更为神圣。”^[148]表面上看，这套理论是非常积极的，但是实际上，这里的国家是教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公共利益便是教会国家的利益，超乎个人之上的公共幸福最终也不过是一种教会统治的需要罢了。当然他的这些思想确实是很深刻的。可见阿奎那义利思想的核心依然是上帝主宰一切，尘世生活应该依附于天堂的精神生活，政治应该依附于宗教，国家应该依附于教会，皇权应该依附于教权。其义利论不仅带有神学的道义论色彩，而且还带有整体主义的性质。可以看出，中世纪的义利思想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通过对物质利欲的否定以求得与上帝的结合，获得永恒的幸福。但是这种以义斥利的观点实际上既不是对人类理性的高扬，也不是对科学精神的探求，而是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极端强化，从而成为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

14世纪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成长，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基督教的禁欲主义、蒙昧主义被荡涤，人文主义者用人性否定神性，用人权对抗神权，公开为个人利益和个人幸福辩护，提倡个人自由和解放，追求物质享乐，反对宗教禁欲主义和天国幸福的幻想，阐发了功利即是道义的思想。恩格斯对文艺复兴的评价是：“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149]这个时代的到来，为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拉开了序幕。中世纪后期还爆发了宗教改革运动，“路德，这个煽动家，推动了宗教改革的滚石。加尔文，这个组织家，则在滚石粉碎之前使它停止。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如同《拿破仑法典》完成了法国革命一样，《基督教原理》完成了宗教革命。”^[150]加尔文的入世禁欲主义、天职说和预定论等新教理论，把入世劳作、赚钱发财、勤劳节俭等视为彰显上帝的荣耀，现世的积极努力是为了成为上帝的选民，进而得到上帝的拯救和召唤。后来，马克斯·韦伯认为正是这种新教伦理所宣扬的入世禁欲主义的价值观凝聚成资本主义精神，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推动下，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也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义利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