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末清初的义利论
明末清初，中国封建社会步入晚期，封建制度日趋腐败，出现了新生的资本主义萌芽，李自成起义推翻了明王朝，但很快清兵入关，清王朝代之而起。在这样一个动乱不堪、纲纪凌夷的时代，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等错综复杂、空前激化。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围绕义利问题的争论也如火如荼，并增添了许多启蒙色彩。
两宋时期理学的义利旗帜被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扛起。和程朱一样，陆九渊也认为“私意与公理，利欲与道义，其势不两立”[112]。他们认为一个被私欲蒙蔽的人是最痛苦的：“今己私未克之人，如在陷阱，如在荆棘，如在泥涂，如在囹圄械系之中。”[113]为了走向自由快乐之途，就必须“以道制欲”[114]。王阳明提出“致良知”，其具体内容也就是“去人欲，存天理”、“破心中贼”。他认为，功利之心遮蔽了人的良知，社会上的各种坏事都是功利之心造成的。比如关于声色货利，王阳明认为，“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功，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发无蔽，则声色货利之交，无非天则流行矣”[115]。在他看来，良知虽然不排除声色货利，但是声色货利不一定符合良知，关键在于是否能致得良知。再比如，关于钱谷兵甲，王阳明说：“使在我果无功利之心，虽钱谷兵甲，搬柴运水，何往而非实学，何事而非天理，况子史诗文之类乎？使在我尚有功利之心，则虽日谈道德仁义，亦只是功利之事，况子史诗文之类乎？”[116]这里他所说的功利之心，就是私欲之心。他还认为：“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以为不如是则无以济其私而满其欲也。”[117]即功利就是“济其私以满其欲”的私欲。王阳明认为：“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118]只要不断地“胜私复理”，那么人人先天固有的良知便能够充分地显露出来。可见，陆王心学所主张的义利论与程朱理学的义利之说一脉相承，其价值取向基本一致。
明末清初，还涌现了一批不满现实、关心国计民生的有识之士，如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和戴震等，他们纷纷站起，或者著书立言、奔走呼号；或者直接加入反清队伍，成为抗清运动的中坚；他们从明王朝衰亡的历史教训中，从清朝统治者利用程朱理学实行的文化专制中，认识到宋明理学对社会和民族造成的危害，从而口诛笔伐，形成中国历史上具有启蒙色彩的批判思潮。(www.xing528.com)
首先，他们批判理学的禁欲主义，肯定利欲的合理性，要求尊重人的基本权益。李贽高举“异端”旗帜，“务反宋儒道学之说”。他一再强调：“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119]他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120]基于此，他尖锐地痛斥了道学家（理学家）“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的丑陋行为。[121]王夫之也非常重视人们自利自为的行为，认为人都有一种追求私利的欲望。他说：“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者。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故勿忧人之无以自给也。借其终不可给，抑必得改图而求所以生，其依恋田畴而不舍，则固无自毙之理。”[122]颜元最早指出无论朱学还是王学都是“杀人利器”，戴震则更进一步，他把对程朱的批判提到了政治高度，喊出了“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这一反理学的最强音，揭露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实质。
其次，他们批判汉儒和宋儒将道义与功利对立起来的义利论，反对重义轻利，提倡功利主义。李贽、颜元等直接将矛头指向自董仲舒以来的“正义不谋利”的道义论。李贽责问：“天下曷尝有不计功谋利之人哉！若不是真实知其有利益于我，可以成吾之大功，则乌用正义明道耶？”[123]言外之意，那些讲正义不谋利的“儒士”，不过是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伪君子罢了。颜元更为干脆，他把董仲舒的两句话直接改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以计其功”[124]。他还尖锐地指出：“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王夫之认为天理寓于人欲之中：“礼虽纯为天理之节文，而必寓于人欲以见”[125]，“私欲之中，天理所寓”[126]。王夫之把人欲理解为饮食、男女等，认为这些都是人的自然本性的需要，应该得到充分、最好的满足，只要做到人欲“大公”，就是天理的“至正”了。基于此，王夫之在义利观上认为：“立人之道曰义，生人之用曰利，出义入利，人道不立；出利入义，人用不全。”“义之与利，其途相反，而推之于天理之公，则固合也。”[127]可见，他反对把义利对立，而主张义利合一。
最后，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进步思想家都把发展生产、重视工商、富国利民作为功利的主要内容，比如黄宗羲主张“工商皆本”，即“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优倡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因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128]。对此，有学者评价说：“工商皆本的提法就意味着承认农业也是本，而黄宗羲所说的农业，仍不外是封建主义的农业；当时的工商业，也基本上还是行会和商会控制下封建的工商业，至多只是包含着很少量的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在内。工商皆本的口号还不是一个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口号，但是，封建社会内部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孕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论，毕竟是这一时代动向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较早的表现。”[129]再比如“一代开派宗师”顾炎武一生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提倡“藏富于民”、“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唐甄强调“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等，这些观点都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闪烁着点点光辉。总之，启蒙思想家的义利思想主要是义利相合，既要求计功又要求谋利，还主张以义导利。尽管启蒙思潮并未引发一场实际的启蒙运动，启蒙思想也仍然没有逃脱被抑而转向沉寂的命运。但是“它却透射出预示近代社会即将来临的曙光，具有早期启蒙性质，成为我国走向近代的先声”[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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