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期义利问题研究结果及调查数据

（三）其他数据资料

除本人所做的调查之外，本书还使用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郑杭生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大课题《改革以来城镇居民生活变化》的调查结果，这次调查是2000年在全国10个城市进行的，即长春、吉林、天津、西安、郑州、开封、长沙、湘潭、广州和中山。发出问卷4 800份，收回4 715份。本书还使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1995年在广东、江苏、河南、陕西四省开展的“转型期的社会伦理道德”问卷调查的数据资料。此外，本书还利用了《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报告》、《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等，对此，书中都详细加注。

【注释】

[1]参见［美］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一书中的重要用语，“博物馆”象征“保存”，保存在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代表的只能是过去，它们只具有历史意义和审美价值，借以说明中国儒家传统的死亡。

[2]对于中国历史上义利之辩的高潮，有学者认为是三次，也有学者认为是四次。作者赞同三次说，即分别是春秋战国之际、两宋时期和明末清初之时。另外还接续了中国近代即1840年社会转型以来中国社会义利观的变迁。

[3]参见［德］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资本主义的未来》，6～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4]“后台”和“前台”是欧·戈夫曼的用语。他在《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表演》一书中认为，社会学家要观察人是如何从后台转变到前台的，这里作者关注的是个体和社会的义利选择如何从幕后走向前台。

[5]比如郑杭生、冯仕政：《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义利问题：一种社会学的研究范式》，载《东南学术》，2000（2）；郑杭生、龚长宇：《义利互动模式与社会良性运行：对义利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的社会学研究》，载《学术界》，2001（4）等。

[6]参见［德］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威·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7]参见［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8]See Rokeach，M﹒，The Nature of Human Values，NY：Free Press，1973．

[9]See Hui，H﹒C﹒＆Triandis，H﹒C．，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A study of crosscultural researcher，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1986（17）．

[10]《义利之辩的哲学思考》，载《哲学研究》，1998（6）。文中篇数统计都是作者根据《复印报刊资料索引（总汇）》（1978—2002）检索结果做出的。

[11]参见李培超：《义利论》，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12]参见欧阳润平：《义利共生论——中国企业伦理研究》，140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13]参见王南湜：《论市场经济条件下义利统一的层级分离性——指向一种新型的义利观》，载《人文杂志》，1997（3）。

[14]参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38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15]参见王泽应：《中国古代义利之辩的重新认识》，载《求索》，1997。

[16]参见王廷元：《论徽州商人的义利观》，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8（4）。

[17]参见章海山：《中国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化》，载《中山大学学报》，1998（4）。

[18]参见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360页，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9]同上书，374页。

[20]参见罗国杰：《论新时期的义利观》，载《北京日报》，1997‐05‐04。

[21]参见张晓明：《在理论和实践的矛盾中寻找道德建设的突破》，载《哲学研究》，1995（10）。

[22]参见龙兴海：《伦理道德与经济发展》，载中国伦理学会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中国伦理学会第九届讨论会论文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23]参见吕世荣、刘象彬、肖永成：《义利观研究》，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

[24]参见王书道：《九十年代正义问题研究综述》，载《社会科学动态》，1998（11）。

[25]参见《哲学动态》的几篇文章，顾速：《当代西方正义理论》（1994）；韩震：《当代西方的另一种正义理论》（1995）；朱士群：《尼尔森的“激进平等主义”分配正义论述介》（1995）；陈勋武、顾速：《正义是否包含真理——罗尔斯与哈贝马斯有关正义论之争》（1996）等。

[26]参见苗润田：《中西义利思想比较研究》，载《孔子研究》，1990（1）。

[27]参见于伟峰：《邓小平的义利观初探》，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997（3）。(www.xing528.com)

[28]参见傅智勇：《试论邓小平对传统义利观的新发展》，载《西北大学学报》，2000（5）。

[29]参见金大陆：《义利之辩：老三届人与青年人道德观念之比较》，载《中国青年研究》，1997（4）。

[30]张德胜、金耀基：《儒商研究：儒家伦理与现代社会探微》，载《社会学研究》，1999（3）。

[31]参见郑杭生、冯仕政：《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义利问题：一种社会学的研究范式》，载《东南学术》，2000（2）。

[32]参见郑杭生、龚长宇：《义利互动模式与社会良性运行：对义利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的社会学研究》，载《学术界》，2001（4）。

[33]主要是从思想家所处的具体社会情景和脉络中来理解和把握其人及其观点，尽可能将文本还原，领会其本意。

[34]解读者从自身关怀的问题出发，超越文本所产生的具体的、特殊的社会情景和脉络，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较具普遍性的观点，作为分析现代社会情境的参照。

[35]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27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

[36]［苏］А﹒И﹒吉塔连科：《伦理学对象：讨论基础和研究前景》，载《哲学问题》，1982（2），转引自［苏］B﹒M﹒索科洛夫：《人的道德发展社会学》，4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37]B﹒T﹒甘仁、IO﹒B﹒索戈莫诺夫：《伦理学和道德进程管理》，载《道德进程的科学管理和应用伦理学研究》，17页，诺沃辛比尔斯克，1980。

[38]参见［苏］B﹒M﹒索科洛夫：《人的道德发展社会学》，4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39]这七个方面是：（1）一定具体社会条件对一定道德系统构成部分的“生产”及其功能的影响；（2）一定道德生活系统对现存社会关系的影响；（3）道德和人的行为与其他社会调节形式相互影响的社会学规律；（4）各种“机制”的道德方面和人的社会化形式，这种社会化的“最终”结果就是人的道德的一定水平；（5）社会的个别社会——人口类别和职业类别的道德特点；（6）道德在具体社会机制以及个别社会生活活动领域中的职能特点；（7）受不同社会集团利益制约的，对待一定价值和利益的态度。

[40]参见［波］M﹒奥索夫斯卡：《道德社会学·问题概述》，10页，华沙，1963。转引自［苏］B﹒M﹒索科洛夫：《人的道德发展社会学》，45页。

[41]参见［保］小．奥萨夫科夫：《社会学是一门科学》，22页，索非亚，1971。转引自［苏］B﹒M﹒索科洛夫：《人的道德发展社会学》，45页。

[42]参见［保］К﹒涅舍夫：《道德的社会学尺度》，见《伦理学、社会认识、道德行为》，95页，索非亚，1979。转引自［苏］B﹒M﹒索科洛夫：《人的道德发展社会学》，46页。

[43]参见周晓虹：《理想类型与经典社会学的分析范式》，载《社会学》，2002（8）。

[44]1983年郑杭生从英国进修回国后，就围绕着“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进行研究。“七五”主攻“社会运行论”。“八五”以及“九五”主攻“社会转型论”。这两个理论成为郑杭生先生社会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45]郑杭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载《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46]郑杭生、李强、李路路等：《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19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47]参见郑杭生：《中国社会大转型》，载《中国软科学》，1994（1）。

[48]参见郑杭生：《警惕“类发展困境”——社会学视野下我国社会稳定面临的新形势》，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2（3）。这里的“类发展困境”是指发展困境的第二种类型，即虽然发展起来了，但在不少方面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预定目标正好相反的状况，可以称为总体发展顺境中的“发展困境”，也称之为“类发展困境”。

[49]参见李培林：《中国改革以来社会的发展变化》，载《百科知识》，1991（9）。

[50]参见李培林等：《转型中的中国企业——国有企业组织创新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51]参见陆学艺：《21世纪中国的社会结构——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载《社会学研究》，1995（2）。

[52]参见孙立平：《关于贫富差距的深层思考与制度重建》，载《中国企业报》，2001‐10‐31。

[53]参见孙立平：《我们在开始面对一个断裂的社会？》，载《战略与管理》，2002（2）。

[54]即托夫勒所描述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新技术革命三次浪潮，分别代表人类文明的三个不同的时代。

[55]在亚历山大看来，理论既产生于对“真实世界”进行科学研究之前的非事实或非经验性思考的过程，也可以产生于这个“真实世界”的结构。理论和事实之间存在着双边关系。社会学是一门经验性的科学，它需要严格的检验、事实、证实和证伪。而所有这些科学活动又都发生于未经严格的经验评价的传统中，这项工作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因为在社会科学中，非经验性成分的排列是很重要的，它不仅仅是有关这些成分是什么的信念，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上一代社会学家传递给下一代社会学家的遗产。因此可以把这些成分设想为一种构成科学思想的连续统一。参见［美］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5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