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期义利问题的研究价值及对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影响

（二）社会转型论视角

对义利问题的研究价值在于能够以此透视和把握中国当前的社会变迁与发展进程。为此，还要选择社会转型论视角。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是从最简明的意义上标示特定社会变迁的社会学术语。我们通常所谓的社会转型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过程。关于社会转型，中外社会学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本书在不同程度上受益于这些观点。

1﹒国外社会学家关于社会转型的一些观点

理解社会转型，必须弄清楚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对此，无论早期的社会学家还是近现代社会学家大多做过一些探讨，尽管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使用不同的概念和语言，但是基本上都是将社会形态划分为传统与现代两种类型。比如梅恩（Henry James Sumner Maine，1822—1888）提出了以“理想两极类型”作为研究社会现象的参照框架：一极是“身份”占统治地位的早期社会；另一极是以“契约”占统治地位的进步社会（复杂社会）。斯宾塞以社会内部管理形式作为基础和标准，提出了“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两大类型，他认为，军事社会最突出的特点是强制，社会生活所维持的合作，是一种强制性的合作；而工业社会始终是以个人具有同样的自由，包括商业活动的自由为其特征的。工业类型的社会建立在志愿合作和个人自我节制的基础上。滕尼斯（1855—1938）则用“共同体”和“社会”两个概念来表明人类共同生活的两种基本形式。他认为“共同体”是通过血缘、邻里和朋友关系建立起的人群组合，它的基础是“本质意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社会”则是靠人的理性权衡即“选择意志”建立起来的人群组合，是通过权力、法律、制度的观念组织起来的。人是相互分离的，社会是一种机械的合成体。迪尔凯姆则区分出“机械团结社会”和“有机团结社会”两种社会类型。直到20世纪上半叶，仍然有许多社会学家对社会做类似的划分：比如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1897—1958）致力于区分“民俗社会（农村）与都市社会”，他认为前者是小的、封闭的、不开化的、同质性的，受习俗支配，强调组织化客体的神圣的社会，而后者则相反。贝克尔（Howard Becker，1899—1960）则根据一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行动类型的不同，而把社会分为“神圣的”和“世俗的”两大类，其中神圣的社会以“传统型非理性行动”和“制约型理性行动”为主导类型，表现为不能或不愿意接受新事物。在此“制约型理性行动”又可进一步划分为“民俗的”和“规定的”两种子类型。“世俗的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便利型理性行动”和“情感型理性行动”，突出特征是易于接受变化和新事物。“世俗的社会”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有原则的”和“无规范的”两种子类型，它们都是对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某些区别的揭示。近年来在西方社会学界颇有影响的吉登斯也在努力建构社会转型的一般模式。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以全球社会变迁的历程作为叙述框架，把一般的社会转型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传统国家时代（traditional state）、绝对主义国家时代（absolutist state）及民族—国家时代（nationstate）。可以看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永恒主题，它能够发现“其中蕴含有类似韦伯的理想类型的分析范式”^[43]。

2﹒国内社会学家关于社会转型的一些观点(www.xing528.com)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一些社会学家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层面上也提出了我国社会转型的一些观点。郑杭生先生是国内较早对社会转型理论进行社会学研究和阐述的学者。^[44]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发表在《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的一篇题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的文章中，他就明确提出中国社会学与社会转型的关系问题，郑杭生认为：“社会学之引入中国，在中国获得较大发展，被取消27年后又不得不重建，归根到底也是适应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需要。研究这个转型过程，回答转型过程面临的种种课题，不仅是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且也是它安身立命的根基。可以说，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认识得越深入、越全面，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也就越扎实、越迅速，而成长了的社会学又转过来推动转型过程比较顺利、比较健康地前进。”^[45]1990年7月，郑杭生在给“马克斯·韦伯与中国现代化”国际讨论会提交的论文《韦伯的“理想类型”及其对认识转型社会的启发意义》中，又论述了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此后他承担了“八五”和“九五”课题，专攻社会转型论，不仅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而且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既探讨了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现实问题，又对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认为社会转型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社会学术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当我们说‘社会转型’时，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46]另外，在具体论述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郑杭生先生又进一步提出并使用了“社会转型度”和“社会转型势”两个重要范畴，就社会转型度而言，主要是指社会转型的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五个方面，用这五个次级概念来说明社会转型的程度和特点。提出“社会转型势”是为了说明我国社会转型的不平衡和不同转型地区的转型能力。^[47]对于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现状和态势的分析，郑杭生提出应该警惕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类发展困境”问题^[48]，并对此做出细致的探讨和分析。他认为我国的“类发展困境”现象突出表现在生态环境优化与恶化上；表现在产业结构的该大该小上；最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差距的缩小和扩大上三个方面。如何对待我国的“类发展困境”？第一，应该承认“类发展困境现象”在我国存在，并真正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第二，要适度调整资源配置的方向，理顺各种利益关系。第三，关心社会弱势群体。第四，以“主文化一元主导，旗帜鲜明；亚文化从属多样，各显神通；反文化分散受限，难以泛滥”为原则注意文化引导。这样才可能大力发展良性因素，引导中性因素，遏制恶性因素。

李培林在1991年撰文指出，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表现为，“从自给自足的产品经济的社会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社会转化，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从同一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化，从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化”^[49]。在后来的著作中，李培林对社会转型概念做了进一步界定，他认为：（1）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发展；（2）社会转型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3）社会转型是一个数量关系的分析概念。李培林认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还表现为：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同步进行；政府与市场双重启动；城市化过程的双向运动；转型过程中的非平衡状态。^[50]1995年陆学艺撰文指出，到21世纪中叶，中国将实现由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变，同时他还分析和预测了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等问题。^[51]

孙立平则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资源配置走向做出深刻的分析，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社会的财富主要是集中在国家手中，然后从社会边缘开始发展，以市场为基本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自然会具有一种财富增长和资源扩散的效应。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聚敛财富的过程开始发生。总体来看，20世纪80年代基本上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向下扩散，向农村和边远地区扩散；20世纪90年代基本上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向上集中，向城市和中心地区集中。正是这种原因，致使一系列社会问题出现。^[52]他还提出我们正开始面对一个“断裂的社会”^[53]，这种社会断裂不仅仅是断裂为“城乡二元结构”，而是断裂为多个部分，既体现为一部分人（主要是失业下岗人员）不断地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又体现为城乡之间的断裂，还体现为不同的“文明浪潮”共存于一个时代^[54]，而且表面上看像是一种“多元社会”，但实际上却是彼此分裂的，它们之间几乎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

当然国内外还有许多社会学者也对社会转型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只是作者不能一一详述。正是这些社会学家的深刻洞见启迪了作者，可以说，一方面，中国总体上的社会变革、社会转型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宏大的现实背景；另一方面，社会转型论的研究视角也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理论工具和解释文本；此外，社会转型论的研究视角也使本书的研究更能体现出“科学思想的连续统一性（Continuum）”^[55]，即在对经验事实的把握和非经验事实的理解上提升和拓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