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义利问题研究：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伦理社会运行的探索

（一）国外义利问题研究

国外义利问题的研究在伦理学领域一直承继着源于古希腊，但在近代充分发展的“目的论”和“义务论”的理论传统（详见第一章）和线索，或是功利主义的，或是利己主义的，或是自由主义的，等等。社会学视域中的义利问题，往往围绕着道德或者文化因素或者社会精神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展开。经典社会学家如孔德、迪尔凯姆、马克斯·韦伯都曾做过研究（详见第一章）。20世纪以来，西方对义利问题的研究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义利问题的研究很长时间都不曾脱离马克斯·韦伯的研究范式，即导源于基督新教的经济伦理所形成的资本主义精神催生了近代资本主义，强调社会精神、文化因素在社会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第二，随着“后工业化社会”（丹尼尔·贝尔，1973）的来临，一些学者研究资本主义“文化的断裂”（丹尼尔·贝尔，1976）；研究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比如弗洛姆的《健全的社会》（1994）对人的异化的病理诊断，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1964）等更加丰富和充实了义利问题的内容。

第三，20世纪70年代初《正义论》（罗尔斯，1971）的发表，在西方掀起了研究社会正义的热潮，罗尔斯、诺齐克、瓦尔策、尼尔森、麦金太尔以及哈贝马斯等人的研究和争论更是启人心智、发人深思，并成为义利问题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内容由于在后面相关章节都将详细地阐述，故此处不予赘述。

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外在社会价值观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尤其体现在对价值观的操作化研究方面。(www.xing528.com)

比如日本，自1953年以来，在《日本的国民性研究》这个题目下，以5年作为一个周期，开展了一系列的民意测验。他们的调查是有规律地定期开展的，从而可以看出日本国民在公众舆论、生活态度以及价值选择等方面的变革，这样的调查研究不但能够揭示价值变革的总体图像，而且能够比较准确地展现社会变革的机制。

再如20世纪70年代，罗克奇（Rokeach，1973）对价值观的研究，把价值观分为“终极性价值观”（terminal values）和“工具性价值观”（instrumental values），并且设计出“价值观调查量表”^[8]，使得价值观可进一步操作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志超（Hui，H﹒C﹒）和Traindis（1986）又发展出“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量表”（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Scale）^[9]，试图从这一角度研究不同文化下的人们的价值观。

此外，20世纪80年代初，国外在价值观的操作化研究方面还有一项成就特别值得关注，即“欧洲价值体系调查”。这项调查是由一个设在阿姆斯特丹的基金会——“欧洲价值体系研究小组”发起的，其代表人物有R﹒A﹒德摩尔教授、J﹒凯尔克霍夫斯教授等。1980年到1981年在比利时、丹麦、西班牙、法国、英国、北爱尔兰、意大利、荷兰以及前联邦德国共9个国家开展调查，共收到12 463张答卷，经过伦敦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心的数据处理和分析，产生了约250万个数据、百分比和指数值，最后把关于整个欧洲情况的结果汇集成一本厚达1 125页的巨册。通过此项调查和研究，分析和描述了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道德价值和社会价值体系，从而为后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模式，以便定时追踪社会价值体系的种种新变化。同时，这个机构也把调查研究的结果提供给教育、社会、社团和宗教政策等部门，在政策制定等方面提供了相应的价值参照。

国外在价值观的操作化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作者尤为感兴趣，并在本书的研究中借鉴了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