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人的农行情结
中国城乡金融报社的记者文思秦、王明雪两个人，经过反复的采访，写了如是的报道：
贫苦至如此程度，简直令人难以想象——据记载，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曾在上呈朝廷的奏折里称，这里“苦瘠甲于天下”；上世纪70年代初，地方政府将当地百姓生活窘迫状况拍成纪录片，周恩来总理观后难过得流下热泪；1982年，联合国有关专家考察后认为，“这个地方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此地就是因贫困而为世人熟知的甘肃定西市。
然而，当记者近日踏上这片土地时，深切感受到，“这方水土不仅养育了这方人”，而且老百姓过上了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而在这一神奇转变的背后，农行甘肃定西分行提供了坚强有力的金融支持。正如甘肃定西市市长所言，“长期以来，农行扎根农村，为定西老百姓摆脱贫穷、发展家庭经济、致富奔小康做出了重要贡献，发挥了不可替代性作用。”
养家糊口的“救急钱”
马龙，定西安定区香泉回族镇陈家山村的一位农民。和当地许许多多农民一样，不但是这一翻天覆地巨变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也是受益者。
8月14日，记者一行见到马龙时，他正忙着收购粮食。
“如果没有农行的贷款支持，我们家肯定不会过上今天的好日子。”马龙一边带领记者参观其家庭作坊式粮油收购加工站，一边介绍在农行支持下，其创业致富的不凡经历。
随后，马龙引领记者走进他家的楼房。说起居家条件和环境变迁，他颇为感慨：“这幢二层小楼是2005年贷款建造的。以前住的是砖瓦房，再早的时候是土木结构房。而在60年代，一家人则住在山沟里的土窑洞。”
上世纪60年代，中国人民经历了严重的生活苦难——饥饿。而对家居定西的马龙一家人来说，生活更是困难。马龙回忆说：“当时家庭生活非常困难，经常吃不饱饭。1964年和1965年，我父亲就从农行贷过款，主要是买口粮，解决一家人的吃饭问题。”
定西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上世纪60年代，农行几乎给家家户户都发放过‘救急’贷款，多则数十元，少则两三元。还专门建立了贫下中农无息贷款专项资金，解决了贫困农民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资金困难。”马龙说：“别看只有几十元，当时可是养家糊口钱。”
家庭致富的“送炭人”(www.xing528.com)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和煦春风，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幕后，中国农业银行于1979年第四次登上了中国金融舞台。定西分行也由此掀开了服务“三农”的崭新一页。
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发展家庭经济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但是普遍缺乏资金。1979年高中毕业后，马龙挑起了维持一家人生计的重任。“那个时候，农民生产生活都离不开农行。可以说，农民是靠贷款发展生产和维持生活的。”
雨露之恩
陪同记者采访的马贵贤是一位老农金员，农行第四次成立时就在定西分行工作。“那时农行是专门为农民服务的。”他回忆道，“农民种庄稼，购买种子、化肥、农机具可以贷款；想养几只羊、一头牛可以贷款；没有饭吃，可以贷款买粮食；没钱看病，可以贷款就医；没有钱办理婚丧嫁娶，也可以贷款。”
1986年11月，农行推出扶持贫困地区专项贴息贷款之后，定西分行倾力而为。马龙说：“我当时就贷了2000元，开始贩运牛羊。此后，每年都从农行贷款。”马贵贤接过话题说：“那时农民不管是发展家庭种植养殖，还是开小商店，办农机门市部，或者是搞长途贩运，从事农产品加工，农行都积极支持。”
由专业银行转变为商业银行之后，定西分行除了继续支持种植养殖大户、个体工商户发展生活和经营之外，还积极支持农民改善生产生活环境。马龙说：“1998年，我贷了1万元，开始从事粮油收购，后来贷款购买了粮食、饲料加工设备、农用卡车。再后来，彻底弃农经商，还在镇上建了商住两用的房子。”
奔向小康的“添花者”
马龙是回族。2007年去沙特麦加朝圣之前，他把家庭经营移交给了儿子马全智。马全智说：“为了扩大经营规模，我当年就从农行贷了20万元。去年流动资金紧张的时候，贷了30万元，今年又贷了30万元。有农行的支持，我肯定能将粮油收购加工站经营得更红火。”
马龙父子俩花了很长时间才汇总出来——农行在过去几十年间累计给其投放贷款300多万元。他们说：“我们一家三代人从没有欠过一分钱，贷款也没有逾期过一天。”
和马龙一家相仿，在定西分行全力支持下，当地许许多多的农民摆脱了贫穷，过上了富裕生活。
据统计，从1978年至2008年，定西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几十元增加到2400元。透过这一数字，我们看到，定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农行做出了重要贡献，发挥了农村金融的骨干和支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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